婚恋如此自由,年轻人却前所未有地焦虑着“门当户对”

“80后”学者廉思小时候认为，年满16岁，拿到身份证就意味着成年。直到长大才明白，一个人要经历恋爱、结婚、组建新家、脱离原生家庭，才真正迈入成年。在房价高昂的今天，住房成为不少青年“成年”道路上的阻碍。成人礼的价格越来越高昂，“单身狗”、“巨婴”、“空巢青年”等网络词汇也成为这个时代的热词。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廉思在北京做完《中国青年发展报告NO3：阶层分化中的联姻》之后发现，表面上看，

• 89.71%的年轻人在找男女朋友时，更注重对方的性格与人品，比“家庭状况”这个选项高出超过46个百分点；

• 73.91%的年轻人认为，双方价值观、人生观契合就是“门当户对”，也比双方家庭社会地位相似的选项高出49个百分点。

但真正面临谈婚论嫁，他们立刻变得现实起来，住房和户口成为衡量对方经济条件和家庭状况的重要维度。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廉思是“蚁族”概念的首创者。

“剥去‘价值观’的外衣，人们看重的是家庭、教育背后实际隐藏着的阶层属性。年轻人对‘门当户对’的理解，是此次调查最重要的发现。”廉思告诉第一财经。

“门当户对”观念变化

2016年，近6000位“80后”、“90后”接受了廉思团队的婚恋问卷调查和部分深入访谈。这些青年，全都在央企、国企、政府、事业单位等工作，属于典型的中产阶层。未婚没恋爱对象的青年有2026人，未婚且有恋爱的青年有1650人。

调查发现，这一代年轻人与父母的婚恋观明显不同。

• 青年人谈恋爱更看重感觉，最看重对方的性格、人品，其他诸如家庭情况、外貌、学历、收入、情感经历、职业等条件，则远远排在选项后面。

• 而父母则更看重物质条件，在他们反对的婚姻中，27.72%是因为对方家庭情况。

一位女性就抱怨，母亲每次都把对方的身高、学历、长相等各方面情况打听得详详细细，才肯安排双方见面，“就像市场上买白菜，挑挑拣拣。两个人要是这样结婚的话，挺没意思的。”

正因两代人婚姻观念不同，中国社会传统的择偶标准“门当户对”也相应发生变化。廉思调查团队把“门当户对”的定义划分为多个考量角度，73.91%的青年认为，所谓“门当户对”，最重要是双方价值观、人生观契合，只有14.92%的受访者认为“门当户对”意味着双方家庭社会地位相似。

年轻人中，因性格和“三观”不和导致的离婚比例也最高，分别是35.16%和29.69%。一位受访者说，前夫的父亲在北京有官职，她的父亲在当地也有官职，结婚时没觉得高攀，也没觉得不门当户对。但婚后日常生活中和丈夫一家起了很多冲突后才想明白，门当户对不仅仅局限于此，“还有两个家庭、包括父母的思想文化和三观”。

廉思解释，“80后”、“90后”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独生子女一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的观念解放也随之而来。对“80后”“90后”而言，他们更加强调个人的幸福以及在婚姻关系中自我的成长，自然很关注婚恋对象的价值观与自己是否匹配。但人的价值观是由家庭和教育等因素决定的，价值观是形式，背后的核心还是经济地位的匹配。“实际上在没有太多功利性的高校恋爱中也会发现，不少大学时谈恋爱最后分手的案例，往往也是因为家庭原因。调查中让人印象很深的是，真正感情好的夫妻，婚姻都得到了双方父母的祝福。”

“蚁族”与中产的共同焦虑

廉思是“蚁族”概念的首创者。十年前做“蚁族”调查时，问及一对“蚁族”情侣什么时候结婚，女方回答，“只要有房子今天就嫁给你”。廉思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中产和“蚁族”之间其实有很多共性，比如在通往婚姻的道路上，就面临共同的阻碍——房子。

几经猛涨，北京跃升为全球房价高昂的城市之一，有没有房子，直接影响了年轻情侣是否可以结婚。88.04%双方均有房产的情侣有结婚打算，双方均没有房产的情侣只有66.12%打算结婚。未婚没恋爱对象的青年中，没有住房的男青年压力也明显大于有房的男青年。

一位在央企工作的男子说，他曾有个彼此感情非常好的公务员女朋友。后来女方买了单位提供的有低价购房，而男方没有能力买房，女方家长一直不满。在他们还没有分手时，就给女儿介绍新男朋友，后来女方也动摇起来，两人最终分手。

除了房子，恋爱双方在都有户口的情况下也非常容易结婚。调查显示，68.48%的青年认为，如果自己有北京户口，会更容易找对象。83.11%的夫妻是户籍相同，横跨城乡户籍的婚姻非常少。

“从深层次说，这反映了阶层流动比原来相对慢了。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学历不高的人可以靠着财富的迅速积累实现阶层跃升，然后和学历很高、但经济条件不好的人进行婚姻匹配。现在，这种现象很难看到了，婚恋对象往往都是和自己同一阶层的人，形成了所谓的‘阶层内婚’。”廉思解释。

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出现了，恋爱时感情至上的情侣，一旦面临结婚立马就“老套”和现实起来，最终还是根据户籍和住房来确定伴侣。“通过对青年婚恋现象的社会学研究可以看到，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在进行不断的转换。所以我们是有担忧的，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之间的差异化和区隔度会让整个社会的分裂性更强，凝聚社会共识愈加困难。”

“现在房子的属性相当于城市资产分化器，有房子的年轻人就算不努力、不奋斗，他的资产也会随着房价的升高自然增值；没有房子的年轻人，即便再努力、再奋斗，工资的涨幅和和房价的提高之间差距会越来越大，获得房子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底层年轻人向上流动的渴望。”廉思说，人生在每个阶段都有相对固定的任务，如果年轻人因为一套房子而延后谈恋爱、结婚、生子，进而影响整个人生历程的实现，最后产生不满。他建议重新评估房地产政策，“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和社会账。”

传统观念认为，中产阶层是社会中最稳定的群体。但廉思最新调查发现，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在从“蚁族”向中产阶层蔓延，焦虑感攀升非常快，所以此前“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才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

“阶层分化中的联姻”是廉思团队《中国青年发展报告》“青年阶层跃升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在此前的两部《报告》中，他用“城市新移民的崛起”和“流动时代下的安居”来描述大城市青年的户籍和住房问题。在他看来，户籍、住房、婚姻是年轻人阶层流动中的关键性节点。有鉴于此，社会要为青年发展营造更公平的机会，让更多如教育这样的后致因素在阶层跃升中发挥重要作用，让年轻人有一个看得见的未来。“在房子、户籍等阻碍年轻人向上流动的要素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