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越来越晚，但大多数人最终还是走进了婚姻。本文聚焦农村籍高学历青年，揭示他们在自我追求、性别观念与家庭期待之间的反复拉扯，解释中国为何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晚婚普婚”道路。想读懂当代青年的婚恋困惑与现实选择，这篇值得一看。赵猛 上海大学
《太原学院学报（社科版）》2025第6期
农村籍高学历青年婚恋观
对晚婚普婚趋势的影响
基于性别与代际的双重视角
当前我国婚姻模式的晚婚普婚特点并未得到充分解释｡基于对16位农村籍高学历青年的深度访谈,本研究试图厘清我国晚婚普婚趋势的性别和代际机制｡研究发现,男性普遍对婚姻抱有积极想象,强调经济责任,经济成本成为其推迟结婚的主要原因;女性则更关注婚后的性别不平等与婚姻破裂风险,因而不断延迟结婚｡在性别规范与代际关系的叠加作用下,男性多依靠自主立业和父母资助的方式成家,女性则因年龄与父母期待被动进入婚姻,男女青年最终又普遍进入婚姻｡研究表明男女青年在家庭与社会规范交织中展现出有限自主性,并共同塑造了晚婚普婚的现实图景｡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当代青年婚姻选择背后的结构性困境,为制定更具包容性婚育政策提供现实参考｡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分别从1990年的23.59岁和22.15岁上升到2020年的29.38岁和27.95岁,[1]呈现明显推迟趋势｡与此同时,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峰至1346.9万对后不断下降,到2024年结婚登记对数下降到610.6万对,为1980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值｡[2]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关于“中国人还普遍结婚吗?”的争论｡[3]琼斯将45~49岁女性的未婚比例低于5%视为“普婚”标准,[4]而我国女性的未婚比例长期低于2%,不婚率①30年来并未有太多变化,[5]
这意味着中国仍是普婚社会｡事实上,相比于西方国家的第二次人口转型与婚姻去制度化趋势以及日韩的晚婚不婚模式,我国婚姻仍深深嵌入家庭体系,[6]呈现出晚婚但是普遍结婚的特征｡已有研究关注中国婚姻模式的转变,却相对忽视了当下晚婚普婚模式的独特性｡在当前人口转变和低生育率背景下,探讨我国婚姻模式变迁对理解未来人口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宏观层面的婚姻模式和趋向需要在微观个体层面寻求解释｡晚婚普婚现象是适婚青年延迟婚期与最终普遍结婚两种取向的长期并存,这一过程本质上折射了青年自主性在不同结构力量之间的拉扯与平衡｡本文认为农村籍高学历青年正处此种自主性张力的最前沿｡农村籍高学历青年即户籍在农村,且幼年在农村成长,后获得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
本研究认为农村籍高学历青年具有不同于城市籍青年和农村籍低学历青年的诸多特征｡一方面,幼年社会化深植于乡土社会使他们与城市青年的成长经历有所不同｡杨善华和孙飞宇认为农村社会结构虽经历变迁,但传统家本位等观念和道德性规范仍处于稳定的“恒常”状态｡[7]这表明费孝通所指出的乡土社会中强调“传宗接代”和“性别分工”的婚姻传统仍然存在,[8]66-70
农村籍青年婚恋观念不免受到其深刻形塑;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又赋予农村籍高学历青年不同于农村籍低学历外出务工群体的文化资本,接受更高的教育也塑造出青年更加强调自我实现和性别平等的现代婚恋观｡传统约束与现代取向在农村籍高学历青年婚恋观念中激烈碰撞,与我国传统现代杂糅镶嵌的马赛克现代性图景十分契合,[9]具有相当程度的典型性｡
综上,本文将以农村籍高学历青年为研究对象,从他们的婚恋观念出发,聚焦他们在性别角色规范与代际关系的双重影响下如何进行婚恋决策,并分析在自主性不断上升的过程中为何仍难以摆脱传统家庭､性别与社会规范的束缚｡通过考察该群体在婚恋观念与实践中呈现的自主性特征,本文希望进一步阐明我国晚婚普婚模式背后的内在机制,并揭示当代中国婚姻模式变迁的深层张力｡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一)婚姻制度变迁中的个体自主性
婚姻制度起初由原始习俗发展而成,继而得到法律承认,并最终形成社会制度｡传统婚姻制度蕴含政治联姻､子嗣绵延和经济同盟等功能,长期以来不能完全由当事人自由决定｡在18世纪后期,市场经济和启蒙思潮鼓励个体价值,个体自主性由此凸显,婚姻从家族控制逐渐迈向私人抉择｡
西方社会有关婚姻､生育和家庭变迁的相关理论中都暗含对个体自主性的探讨｡美国社会学家古德指出,传统家庭结构正适应工业化趋势逐渐核心化,亲属不能主宰青年的择偶与婚姻,青年的婚姻自主性得到了强化｡[10]249-251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用个体主义兴起､自我价值实现和家庭价值观弱化的观念逻辑来解释欧洲的低生育率､婚姻推迟､不婚增加等问题时,[11]实际上也是讲述个体自主性与婚姻制度性的博弈中前者的胜出和张扬｡
上述理论解释路径与贝克所言的“不断追求为自己而活”的个体化趋势不谋而合｡[12]61-65切林的婚姻去制度化理论更是鲜明地指出婚姻的个体化趋势,他认为美国婚姻在经历遵循传统规范建立的制度化婚姻到从夫妻角色中获得满足感的伴侣婚姻阶段后,转向个体婚姻阶段,在此阶段人们强调个体选择和自我发展,婚姻的规范性弱化,仅仅成为多元生活方式中的一种,而是否选择婚姻或其他亲密关系的结合成为个体自主的选择｡[13]一言以蔽之,传统婚姻和家庭制度中规范的弱化和个体选择权利的扩展是婚姻制度变迁的核心逻辑｡
然而,我国婚姻模式变迁趋势与上述逻辑存在殊异｡改革开放以来,包办婚姻逐渐解体,多元化婚恋和生育形式兴盛,婚前同居､非婚生育和丁克等不断涌现,似乎昭示出更高的个体自主性｡但与欧美或日韩的晚婚不婚模式相比,我国早婚与普婚期望仍旧存在,[14]这引发了对当下的“晚婚普婚”模式是文化特例还是过渡阶段的讨论｡[15]
按照上述逻辑,个体的晚婚和不婚选择是其自主性发挥的结果,西方国家和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社会都从早婚普婚模式迅速过渡到了晚婚不婚模式,但我国晚婚普婚模式的长期延续仍无法得到合适的解释｡因此,上述婚姻模式变迁趋势是否与我国青年个体自主性受限有关,影响个体自主性的性别角色规范和代际关系又有何影响,值得进一步探讨｡
(二)性别与代际视角下的婚姻自主性及其限制
虽然现代化进程中个体的自主性得到了提升,但是性别角色规范在中国社会仍然根深蒂固,近年来甚至出现了向传统回潮的趋势,[16]尤其是农村地区向传统回归的趋势更快｡这种传统性别角色的持续存在使男女青年在婚姻决策中面临不同的结构性约束｡有研究指出,男性作为家庭经济供给者的角色定位使经济条件成为他们进入婚姻的首要门槛｡[17]
进一步来讲,只有拥有住房､稳定的工作和足够的资产,农村男性才能够达到结婚的门槛｡[18]而“三低”男性,即经济社会地位较低､可供交换的资源较少､履行养家糊口责任的能力较弱的男性,处于离婚状态的比例显著更高｡[19]换言之,经济条件不仅决定男性的婚姻时机选择,也成为他们评估未来家庭稳定性和抵御婚姻风险的关键标准｡
而女性虽经济独立性提升,但传统“主内”角色预期未根本转变｡宝拉·英格兰(PaulaEngland)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发现,1960年代以来的“性别革命”出现了停滞,[20]即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高而更多进入劳动力市场,承担更多经济功能,但男性缺乏足够的激励履行家庭事务,进而导致女性在婚后面临更大的工作-家庭冲突｡[20-21]
因此,在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下,女性对未来家庭的想象将可能相对负面,且对婚后可能面对工作-家庭冲突风险感知明显,对于结婚时机也并不以经济基础作为核心指标｡由此可见,性别角色差异在婚姻缔结的过程里会具体体现为对未来家庭分工的预想､对婚姻风险的认知分化,以及对结婚时机的不同把握｡
与此同时,代际互动也持续影响着青年婚姻决策｡一方面,当代中国父母与成年子女在金钱､情感和实践上相互依赖,亲密共生,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杂糅交织的马赛克图景,[22]父母对子女教育､就业和婚姻都有较大的干预,如资助子女购买住房,甚至出现父母干预型离婚事件｡[23-24]青年一代虽然更具自主性,但经济独立能力不足,使其在婚姻缔结时仍须依靠父母的物质支持,导致自主性受限｡另一方面,两代人对婚姻､浪漫关系和性别角色具有不同的观点,[25]女性面临着与男性不同的年龄标准和来自父母的压力｡[26]甚至,女儿结婚成家被看作是“成功母亲”的判定标准,必须按时结婚以满足父母的期待｡[27]换言之,男性和女性的结婚时机都受到代际互动的深刻影响｡
(三)分析框架与研究问题
在传统性别角色规范持续发挥影响､代际关系依旧密切互动的双重背景下,个体在婚姻决策中虽拥有一定自主,却始终难以实现“完全自主”｡为探讨这种“有限自主性”如何形塑农村籍高学历青年“晚婚却仍普遍结婚”的行为逻辑,本文聚焦于下文所称的三大“婚恋观”维度———即“未来家庭的想象”“婚姻风险感知”和“婚姻时机选择”｡之所以选取这三方面,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青年对婚姻美好图景的期待､对婚姻破裂或财产纠纷的风险评估,以及对何时进入婚姻的具体行动选择;另一方面,它们在性别差异与代际互动的交织下,最能凸显当代青年自主意识与传统制度束缚之间的张力｡本文具体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综合上述理论脉络与分析框架,本文将聚焦于以下三个具体研究问题:农村籍高学历青年如何想象未来的家庭生活,他们对婚姻缔结过程的风险感知和时机选择有何性别差异?代际互动对农村籍高学历青年婚姻时机选择的具体影响机制是什么?他们的自主性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又是否存在限制?本文将以农村籍高学历青年为研究对象,并从性别与代际的视角切入,分析他们的婚恋观念与实践,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婚姻模式的变迁逻辑｡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处于成人初显期(EmergingAdulthood)的农村籍高学历青年｡本文所指“农村”主要依据户籍类型和成长经历加以判断,即户籍为农村以及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主要在农村地区生活､接受基础教育的群体;“高学历”则限定于本科及以上教育水平,从而保证研究对象兼具“农村出身”与“接受高等教育”双重属性｡
美国心理学家杰弗里·詹森·阿奈特(Jeffrey Jensen Arnett)提出“成人初显期”概念,强调因婚育年龄的延后､教育时间的延长以及就业的不稳定状态持续所形成的新生命阶段｡[28]在此阶段,青年大多摆脱了父母和学校的束缚,却还未面对结婚生子带来的责任与压力,因此具有突出的自主性､可能性和不稳定性｡相较于西方社会,王宁指出我国成人初显期青年可能受到男权主义文化和家庭传统观念的影响,发展轨迹更具本土性和多变性｡[29]
在此背景下,本文选取农村籍高学历青年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与人口流动的增加,这一群体往往同时面临传统婚姻伦理的约束与现代自主意识的冲击,兼具“过渡”特征;另一方面,他们对婚恋的想象､实践与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转型社会中婚姻模式的未来趋向｡基于成人初显期青年独立诉求与规范压力并存的张力,本文将对他们在婚恋中的观念与实践进行深入探讨,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晚婚普婚”模式背后的性别与代际机制｡
本文的资料搜集工作始于2023年8月,采用线下与线上(腾讯会议)相结合的半结构式访谈方式,运用滚雪球和网上招募的方式选择了16位被访者,重点围绕其恋爱行为与婚育意愿及背后的影响因素展开探讨｡
每例个案的平均访谈时间在1~3小时之间,其中对部分个案进行了多次访谈｡受访者年龄集中在23~29岁之间,均为本科及以上学历,职业涵盖房地产销售､国企职工､公务员､教师､律师､学生等多种类型,他们大都工作或居住在以儒家文化著称的“山河四省”(即河南､河北､山西和山东),普婚普育传统､父权制和孝道伦理在这些省份更为根深蒂固,同时这些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省份也正经历市场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转型,一定程度上能够成为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转型的典型代表｡因处于成年初显期,农村籍高学历青年因接受教育和职业变动而具有频繁的流动经历｡
被访者中有10位单身,5位处于恋爱中,1位已经订婚｡男女比例均衡,7位男性,9位女性｡为保障差异性与可比性,研究在选择样本时兼顾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恋爱状态等因素｡访谈经本人同意后录音,并使用化名以保护隐私,全部访谈资料经MAXQDA2022进行逐级编码与分析｡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其中编号中F代表女性,M代表男性,字母后数字为分性别个案顺序,横杠后为访谈具体日期｡
个体自主意识下婚恋观念的性别差异
当代青年在婚恋观中虽日益呈现更强的自主意识,但在传统性别规范与代际关系的影响下,往往只能实现有限自主｡本节将从对未来家庭的想象､婚姻风险感知以及婚姻时机选择三个婚恋观念出发,探讨男性与女性推迟婚姻的性别化差异与内在逻辑｡通过比较他们在婚恋观念及其过程中的多重考量,本文将进一步揭示:青年虽拥有更为灵活的个人选择,却依旧难以摆脱文化与经济双重束缚,展现出有限自主带来的复杂张力,也为理解当代中国晚婚普婚模式提供更为深入的依据｡
(一)未来家庭想象
在访谈中,多数男性表现出对家庭积极的期待和想象｡他们往往将婚姻视为一种充满温情的生活方式,希望通过与配偶､子女及父母的陪伴,获得情感满足和精神支持｡就像田田所说:“我觉得婚姻挺有吸引力的,理想状态下,两个人谈好恋爱､结婚､生小孩,维系着纽带,比如说后期工作不忙,带两个家庭父母和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去放松放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画面｡”(M1-202308)
小风也秉持了相似的观点:“我不是无敌的,有脆弱的时候,在未来可能会出现力不从心的时候,我需要一个人去陪我一起成长,相互帮助!”(M6-202310)
这些对家庭的积极想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们婚恋观念中所拥有的相对自主性,农村高学历男性期望在未来建立家庭,并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然而,婚姻制度中男性的经济角色仍旧延续,经济基础成为农村高学历男性重要限制性因素,进而影响其行动的自主性｡龙龙出生于华北传统的农耕家庭,他幼年丧父,母亲一人将他和哥哥带大,这意味着在结婚时,家里能给龙龙提供的经济支持非常有限｡为了能够和现女友结婚,他为自己设定了未来收入目标,默默承受着压力:“以前我觉得离目标收入很远,现在感觉努力的话还是能达到的,但总感觉很累,总感觉需要承担责任,心理压力要比同龄人多一点,因为家里条件确实是不好……我心里面很崩溃,无论对女方还是对家里面都有种逃避的心理｡”(M7-202412)
尽管男性对未来家庭伴有积极的想象,并且有相对较高的成家意愿,但是婚姻制度中男性角色附带的经济压力始终影响其行动的自主性｡
与男性对婚姻和家庭的乐观憧憬相比,不少女性在想象未来家庭时更显犹豫与担忧｡虽然高学历所带来的文化资本和主体意识使她们在择偶与婚姻问题上拥有更广泛的思考空间,但她们依旧身处相对固化的性别结构中,难以在现实层面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
从访谈来看,许多女性都提到家庭内部的潜在负担,尤其担心婚后家务主要压到自己身上,并且要在“女主内”的刻板预期下承担额外的情感和劳动关系｡小颍的经历很典型,她与家人早年从中部省份迁往东南沿海,平时只有过年过节才会回到老家,期间往往需要与亲戚广泛联络､进行人情往来,由于家中父亲对这些事务始终不甚关心,处理家庭关系的大部分任务就落在母亲肩上｡更令人焦虑的是,父母在教育理念上也存在分歧,最终导致弟弟中途辍学,这令小颍不仅心疼母亲,更直观感受到在婚姻制度之下女性所承担的压力｡
她坦言:“我有点恐婚,尤其在处理一些人际关系上不太在行,我看到我妈就觉得她太辛苦了,我爸就不怎么管,我妈一个人真的很累｡”(F1-202308)在她看来,母亲的现状和自己未来可能遭遇的家庭责任高度重合,因而对走入婚姻抱有明显的恐惧心理｡
这一恐婚心态并非个案,而是许多接受高等教育､渴望更多独立空间的女性所面临的普遍困境｡尽管她们具备了一定的经济与文化资本,理论上能拥有更强的主体意识,但在现实操作中,仍需面对家庭与社会对其角色的要求,如“应该为家庭牺牲更多”“婚后要以丈夫､孩子为重”等传统规范｡这些外部限制与女性期待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落差,往往导致对未来家庭的隐忧甚至抗拒｡因此,在未来家庭想象层面,高学历女性更多关注婚姻的负面可能性与结构性不公平,难以像男性那样将其浪漫化和情感化,显示出自主意识提升却难以免受社会传统角色约束的有限自主状态｡
总之,男性对未来家庭的构想往往充满浪漫化的美好期待,视之为情感支持与温暖陪伴的理想生活场域;而女性则因传统性别结构与社会角色的高压,更关注婚姻中的家务分工､亲属关系处理和自身发展受限等潜在负担｡
两者在“未来家庭想象”上的分化,正凸显了当代青年所经历的“有限自主”:一方面,社会经济变迁与教育普及为他们带来更多选择权;另一方面,传统规范和性别文化的内在惯性依旧限制了他们的决定自由｡男性虽有更积极的情感诉求,却也难完全摆脱“养家糊口”的角色期待;女性尽管自我意识增强,却易在家庭与社会的双重期待中感到压力｡正是在这种表面上的自由与现实束缚的碰撞中,有限自主性成为理解农村籍高学历青年婚恋行为的核心特征｡
(二)婚姻风险感知
婚姻风险既源于客观环境,也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不同文化和社会情境下,个体的风险感知存在差异｡访谈发现,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依旧盛行的背景下,男性和女性对于婚姻风险的关注点存在差异｡女性更加担忧婚姻无法充分保护自身权益,尤其是面对婚后可能发生的情感背叛或财产纠纷;而男性则更多聚焦于自身经济承担者的压力,强调没有经济基础就难以保证婚姻质量｡
小颍在几年前随家人从中部地区迁往东南沿海,她经常看到父母婚姻中的矛盾,同时也对互联网中很多女性离婚后不公平的遭遇有自己的看法,因此对婚姻存有较多反思:“我觉得婚姻没有意义,婚姻也不保障我的权益,毕竟男的可以找小三,然后他的私生子还有继承权｡”(F1-202308)她的言辞虽显激烈,却折射出女性对婚姻破裂风险与法律保护不足的担忧｡
小颍所说“男性与小三的私生子”在法律上被称为非婚生子女,而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这就意味着“私生子”也具备婚生子女相同的继承权,其初衷是维护儿童合法权益,但在婚姻不稳定性增加的现实下,不少女性会将其视为对自身利益保障的缺失,进一步加深对婚姻制度的质疑｡
相对于女性对婚后权益保障的担忧,男性受访者普遍将经济负担视为最大的风险来源｡近年来,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出现了向传统回潮的趋势,在不少家庭中,男性的养家糊口角色仍被认为是理想的｡田田便认为要先建立坚实的物质基础之后再谈结婚,因为他认为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应对未来可能的风险就是对女方的不负责:“生活压力还是比较大,平时自己开销一些,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家里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好,你结了婚,对对方没有一个经济保障,我觉得是挺不负责任的,而且让双方的生活没有质量可言｡”(M1-202308)
整体而言,女性关注的是如何在法律与道德层面获得更坚实的权益保障;男性则注重在经济实力上的准备,以免未来家庭生活质量与责任分配失衡｡正是在这些性别化的婚姻风险感知差异中,我们发现青年群体的自主选择并非毫无限制,而是受到传统角色规范和社会制度支持不足的多重制约,呈现出鲜明的“有限自主”特征｡这种带有防御性与务实性的风险评估,实际上塑造了当代婚姻推迟乃至“晚婚普婚”现象的关键动因｡
(三)婚姻时机选择
包办婚姻式微后,个体拥有更多对何时结婚的自主决定权｡然而,访谈发现,男女在选择婚姻时机时依旧呈现出不同侧重:女性更看重“遇到合适对象”以降低婚姻不稳定带来的风险;男性则将建立经济基础视为前提条件,以承担家庭责任并维持生活质量｡
在谈到结婚时间时,女性大都表示遇到合适和喜欢的就可以结婚｡齐齐在谈到结婚时机时认为主要是两个人相互契合,时间早晚对她来说没有太大的限制:“遇到合适的就结,遇不到就不结,没有时间限制,遇到合适的,我今年也行,明年也行,遇不到合适的,29岁也没问题,因为我家里比较开放,没有很在意这方面的问题｡”(F4-202403)她的观点反映出部分女性认为只要两人感情稳固､彼此认同,婚姻能随时进入,即使年龄稍大也并非障碍的观念｡对她们而言,“人品好､情感契合”胜过社会上对婚姻早晚的规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御潜在的情感风险｡
相较之下,男性受访者在谈到结婚时间时都自觉地提到了经济因素,他们似乎默认将结婚的物质条件考虑在内｡明明今年硕士毕业,已经上岸,考取了远离家乡的小城镇公务员岗位,当谈到结婚时间时,他将经济基础作为首要的考虑条件:“要工作几年,有自己的积蓄,不能结婚之后去喝西北风,物质条件肯定得有,不一定要有房有车,但是你不能让自己活不下去,不能说工资用来交完房租､吃的钱之后就没有什么钱了,不能两个人一起吃苦,这样活着我觉得没意思｡”(M5-202403)这说明他将“先立业､再结婚”视为理所当然的逻辑,而经济门槛的高低则成为决定其进入婚姻时机的关键｡
由此可见,女性对于婚姻时机的考虑更倾向于“感情契合”与“彼此认同”,强调只要对象合适､时机随时可定;而男性则普遍将经济基础视为首要门槛,认为唯有先满足物质条件,未来家庭生活才更有保障｡二者虽都享有比以往更大的自主空间,却仍在传统性别角色预期的影响下做出不同的优先抉择:女性更关注情感与关系的质量,男性则聚焦于承担经济责任｡这种性别化的时机选择,既延续了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折射出当代社会对婚姻承担与责任模式的新调整｡
综观以上三个维度,男性与女性在婚姻选择上展现出鲜明的性别化差异,并直接影响了他们推迟结婚的逻辑｡首先,在“未来家庭想象”方面,男性对婚姻怀有相对乐观的期待,期望通过家庭结构获取情感支持与生活稳定｡他们更倾向于将婚姻视作“长久陪伴和互相扶持”的图景,从而对结婚保持积极态度;而女性则更多反思婚后可能面临的家务分工与人际压力,对“家庭”一词往往抱有谨慎与忧虑,进而更加小心地评估是否要进入婚姻｡
其次,在“婚姻风险感知”上,女性更担忧法律与社会对自身权益的保障不足,害怕伴侣出轨或财产纠纷对其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男性则聚焦于婚后家庭的经济负担,认为缺乏稳定收入与房产会给双方带来压力,甚至被视为“不负责任”｡这让女性更加注重婚姻稳固性,男性更注重先满足“物质基础”｡再次,在“婚姻时机选择”维度,女性往往把“遇到合适的人”视为结婚的最重要条件,并在年龄问题上有一定弹性;男性则普遍强调先“立业”,担心在经济未稳之前结婚会降低婚姻质量或造成生活困境｡
总体而言,男性虽“急于成家”但顾虑经济门槛,因而选择推迟婚期以积累足够资源;女性虽“反思传统婚姻”但仍看重情感基础,不愿仓促结婚｡二者在自主性意识提升的同时,仍被传统性别角色的期待和外部经济､文化环境所限制｡男性的“想结婚,却要等经济条件合适”与女性的“想推迟,却需寻合适伴侣”,在不同程度上皆表现为对婚姻进入时间的延后,这都是青年行动有限自主性的具体体现｡这种性别差异也构成了我国“晚婚普婚”现象下青年推迟结婚的重要内在逻辑｡
代际互动视野下的婚姻缔结
男性与女性在寻求个人意志伸张的同时,往往仍难以摆脱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多重束缚,形成有限自主性的行动状态｡基于此,本节将从代际互动的角度切入,关注父母对子女婚姻决策的影响及其背后的文化逻辑｡通过对这些代际交互模式的剖析,我们不仅能更清晰地看到青年的有限自主性与传统规范之间的反复调适,也能进一步理解当代中国的晚婚普婚模式的微观逻辑｡
(一)男性面临的经济门槛与代际
支持在访谈中,多位男性受访者均认为经济能力不足是推迟婚姻的主要原因,背后折射出传统“男主外”角色观念的持续影响｡出身农村家庭的峰峰拥有较为传统的性别观念,男性作为养家糊口者的角色在他眼中再正常不过,因此经济压力始终是他结婚前要考虑的事情:“先立业再成家,成家后要担的责任比较多,作为一个男生的话,还是要考虑多一点｡先有养活自己的能力,再去考虑照顾别人的事情,要薪资报酬能够满足日常生活需要,未来能够满足一些突发事件｡”(M4-202312)
同时,男性的经济状况在步入地方婚姻市场时尤其被女性所关注,冒冒在相亲时深感“无编制､未购房”的硬伤,对方一旦得知这一状况,往往态度迅速冷淡｡种种经历让他们认同“先立业､后结婚”的逻辑,认为只有在具备稳定工作､房产或存款后,才能跨越婚姻门槛,避免家庭责任与生活成本的双重压力失控｡
然而,与西方社会中“经济困难导致不婚”或“婚前同居”司空见惯的现象不同,中国父母通常愿意直接向子女提供资金或帮助,以尽早促成婚姻缔结｡在我国代际亲密共生的马赛克家庭主义下,父母和成年子女相互依赖,他们在经济､情感和实践中亲密共生｡[22]因此,面临“成家难”,男性此时需要依靠自身立业和父母资助的方式应对｡明明举出了他的哥哥作为例子,其哥哥之所以能顺利在婚前购房,多亏了父母的慷慨资助｡
明明相信,如果自己也提出结婚需求,父母同样会鼎力相助:“父母肯定是希望我先成家,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奋斗的意义,他们希望我拿着他们的钱去结婚｡如果我想结婚,然后跟他们伸手,我觉得他们会很开心｡他们肯定会很开心的把钱给我,他会觉得自己奋斗了这大半辈子有意义｡”(M5-202403)中国的父母对成年子女有种强烈的责任伦理,资助他们结婚生子成为父母一生意义感的来源,正是通过代际间的经济资助,男性的婚姻才能成功缔结｡
不同于西方社会,在我国家庭仍是个体抵御风险的重要兜底机制,给予子女结婚时的经济支持无疑是这种家庭功能的体现｡北方农村,父母秉持子女中心主义的责任伦理,这种观念在子女成年时也没有终止,他们将子女的婚姻当作是自己的责任,子女的婚姻关乎自己的人生和奋斗的意义｡因此男性除了自己的立业外,父母的经济资助也是他们跨越门槛的必要路径｡这与西方社会有显著的区别,缺少经济来源成为他们不进入婚姻的重要原因｡[30]而在我国婚姻仍是主流,父母和子女都会尽自己所能努力达到物质条件后结婚生子｡总之,虽然男性面临更高的婚姻门槛,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立业和父母资助,最终跨越婚姻门槛,走入婚姻｡
(二)女性主动推迟婚姻下的“父母之命”
不少女性受访者在拥有相对稳定的职业与收入后,倾向于主动推迟婚姻,珍惜当下得来不易的独立生活｡小颍的工作地点都会离家有些距离,但是也不会太远,她在节假日能选择回去还是留在学校居住,这给了她更多的自主性,而更少受到父母催恋爱和结婚影响｡虽然这份工作也会有忙碌的时候,但她觉得周末可以休息,也有节假日的生活,这还是令她感到满意的:“我觉得我还没有去更好地享受我自己独立的时间,就是经济各方面都独立出去之后的那种快乐日子,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快过去｡”(F1-202308)
安安也在异地恋中掌握主动,凡事以个人感受为先,甚至明确对婚前性行为､生育等问题都拥有自主决定权:“可能我自己做主的比较多｡我还是那句话,我恋爱结婚什么的,我肯定是以我的感受为主,包括不进行性生活,婚前性生活还有什么全是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就是为我自己考虑,还是比较倾向于我自己的感受,父母的建议肯定会听｡”(F8-202403)
可见,在经济与就业相对稳定后,女性对婚恋制度拥有更多批判性思考,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消极自主”,通过推迟结婚来延缓制度化的家庭压力｡
然而,这种独立状态并非能够无限期维持｡当女性逐渐迈向较高年龄阶段时,父母与社会关于“按时结婚”的期待常令她们无法彻底摆脱外界干扰｡文文在县城多次相亲失败后,不得不接受姑姑介绍的对象,并在极短时间内订婚:“我跟现实妥协了一点,也有点赶鸭子上架,按照我的性格,我不会这么快订婚,我俩其实有点快,我俩认识才多少天就订婚了,今年初九见的面,二十九是不是就订婚了,不到一个月,20天!”(F9-202405)
另一个例子是小凌,她对“必须按时结婚”的传统观念极度抵触,甚至几个月不与父母联系,并谎称自己是同性恋,但父母还是给她未来的婚姻下了死命令:“不结婚不圆满,哪有谁不结婚的,你看谁不结婚?都结婚,结婚晚也得结婚,三四十了也得结婚,理想状态下是我35岁之前结婚就行,但是你必须得结婚,你不能说你不结婚｡”(F2-202308)
这种观念冲突在中国农村社会并不罕见,农村父母仍然对子女有较强烈的婚姻干预,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加和社会规范的压力,她们最终更多选择进入婚姻｡
虽然女性通过一定的经济独立获得了相对的话语权,但是面对长期独身､年龄和父母压力,不结婚似乎并不是一个普遍且有力的选项,父母的期待和催促,建立独立家庭的稳定最终仍使她们进入婚姻｡概言之,女性在面临婚后家庭关系､工作-家庭和生育的恐惧而推迟结婚的年龄,但是始终逃不过社会年龄规范和父母对于子代未来缔结婚姻的期待,因此鲜明体现出女性婚姻选择时的有限自主｡
男性与女性在“经济压力”与“父母之命”两种情境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婚姻缔结逻辑｡男性虽拥有较强的结婚意愿,却普遍面临高昂的婚育成本与社会对“养家糊口”的角色期待｡
在此过程中,父母的经济援助成为他们跨越婚姻门槛的重要支撑:一方面,男性通过“先立业”累积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父母往往慷慨资助购房或婚礼,从而使他们得以在合适时机踏入婚姻｡与西方社会的“不婚”或“婚前同居”普遍化不同,我国家庭更倾向于在子女婚姻上提供实际帮助,这种紧密的代际关系既强化了传统性别角色,也为男性有限自主下的“推迟婚姻”提供了一条可行出路｡相对而言,女性在获得一定的经济基础后选择主动延迟婚姻,将这段独立时光视为享受个人空间和事业发展的宝贵机会｡
然而,这种独立性伴随着年龄增长和父母压力不断削弱,令她们不得不在合适伴侣尚未出现时就面临“被动进入婚姻”的现实｡对于许多农村家庭而言,“女性必须按时结婚”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认知,父母的催促与社会对“适婚年龄”的限制最终促使部分女性迅速妥协｡由此可见,男女皆无法完全突破代际与社会规范的影响,男性借助父母经济支持实现“迟而必婚”,女性则在家庭压力下被动回归婚姻路径｡二者虽在形式上体现着自主选择,却皆在代际互动下呈现出“有限自主”的婚姻缔结形态｡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性别与代际的双重视角出发,以农村籍高学历青年的婚恋观为切入点,探讨当前我国的晚婚普婚趋势｡通过深度访谈,本文发现农村籍高学历青年在“未来家庭想象”“婚姻风险感知”“婚姻时机选择”为主的三大婚恋观念上存在性别差异,个体自主性面临着的诸多约束与限制｡虽然教育普及与社会转型为青年带来了更高程度的婚恋自主性,但传统性别角色规范与家庭制度在现实层面依旧占据重要地位,导致他们的婚姻决策无法完全摆脱外在约束｡
首先,在未来家庭的想象上,男性普遍对婚姻抱有浪漫化与情感化的期待,希望通过成家获得情感支持与身份稳定｡然而,受“男主外”角色的影响,他们又必须先满足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迈入婚姻,否则会被视为对家庭“不负责任”｡这种经济门槛凸显出“有限自主”对男性群体的约束作用,即便他们有强烈的结婚动机,仍需兼顾“房子和收入”等现实难题,父母资助成为他们结婚的重要基础｡
相较之下,女性对“成家”更为谨慎,接受高等教育和相对经济独立使她们有更强烈的自主意识,担心婚后可能面临家务､亲属关系以及育儿等多重负担,一旦处理不好便会陷入婚姻破裂或情感受挫｡尤其在农村传统文化中,女性对“女主内”的刻板期待､父母对“适婚年龄”的催促与监督,使她们难以完全按照个人意愿去把握婚姻｡综上,青年女性虽在思想上拥有更大的“独立”与“自由”倾向,却仍无法摆脱社会性别结构的隐性桎梏,呈现出典型的“有限自主”｡
其次,从代际互动层面看,传统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在青年婚姻缔结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促成与干预作用｡对男性而言,传统责任伦理使父母愿意以经济资助或购房支持等方式帮助他们快速“立业成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结婚成本高企的压力;但也进一步强化了“男性必须负责经济供给”的传统观念,反而束缚他们在婚恋过程中的自主决定权｡对女性而言,父母的催促和年龄规范使她们无法轻易选择不婚或长期单身,哪怕在工作和生活上已有一定独立能力,也在婚姻问题上面临被动妥协的风险｡这种状态同时彰显了家庭依旧是中国社会的重要安全网和社会资本来源,但也凸显了青年个体在代际结构中无法彻底摆脱传统婚姻制度逻辑的困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强调的“有限自主”,既是对“晚婚而普遍结婚”现象的本土化解释,也契合了当代社会学对个体与结构之间张力的关注｡一方面,“自主”体现了农村籍高学历青年在受教育程度提升､流动机会增多等背景下,对婚姻有了更多自主反思､择偶自由和推迟时机的可能;另一方面,“有限”则凸显了性别角色､经济门槛与家庭期望等制度性､文化性因素仍在关键时刻发挥重要力量,令青年男女在婚恋过程中难以真正绕过社会与家庭的规则设置｡可以说,“有限自主”是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传统婚姻秩序与现代个体化价值相互碰撞的产物,也深度诠释了我国“晚婚普婚”与西方“去制度化婚姻”路径的差异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主要针对农村籍高学历青年这一特定群体,他们在教育､家庭背景与城乡流动等方面的特点兼具“传统”与“现代”要素,更鲜明地体现了“有限自主”的纠结状态｡若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中产阶层或新生代农民工,结果可能呈现出不同的结构性特征与文化图景｡其次,由于访谈样本相对有限,且不同区域与家庭经济状况的差异也难以在有限个案中穷尽,仍需在后续研究中加大样本量或进行跨区域比较,以验证和细化本研究关于“有限自主”的发现｡最后,本文并未深入讨论婚后生活轨迹与生育实践如何进一步影响青年对婚姻的态度与行为转变,这也是未来值得继续关注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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