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又听到了，那个谁30多了还没有找到女朋友。那个谁，车也买好了，房也买好了就是媳妇没找到。
三十年前，茅草房尚能迎娶新娘；三十年后，有车有房或许仍是光棍。那时，大学文凭是改写命运的通行证；今日，硕士生也可能奔波于外卖路途。昔日，媳妇恭敬侍奉婆婆；今朝，婆婆可能成了孙辈的全职保姆。这些对比被归结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简单轮回，然而河水的流向转变，其下往往是河床自身的变迁。
过去，婚姻是一项基于生存共同体的契约。茅草房虽然简陋，却承载着共同抵御风雨的承诺。彩礼多少、房屋大小并非首要，重要的是两人能否携手开垦荒地、养育子女。大学教育之所以能够改写命运，是因为那时它是一条少数人能够踏上的精英通道，知识本身便是稀缺资源。婆媳关系中的“伺候”，亦非简单的尊卑秩序，而是一个家庭内部劳动力与经验的传承体系——年长者传授生存智慧，年轻人提供体力劳动。
而今，婚姻逐渐演变为一种“情感消费”。房子、车子、存款成为门槛，不是因为现代人更加物质，而是因为这些代表了在高度分工社会中建立家庭的最低保障。大学教育普及化后，文凭的交换价值自然下降；知识仍在改写命运，但改写的方式从“拿到入场券”变为“持续学习与适应”。婆媳关系的倒转，则折射出双薪家庭成为常态后，年轻夫妇疲于应对职场竞争，不得不依赖长辈协助育儿——这不是简单的权力转移，而是家庭功能在新时代的重组。
“河东”与“河西”之间，流淌的早已不是同一条河流。
社会学者曾言，传统是“死人的活财产”，现代性是“活人的死重担”。三十年前，人们沿着相对固定的社会河道前行——上学、工作、结婚、育儿，每个阶段都有清晰的脚本。今天，河岸本身变得模糊不清。我们拥有更多选择，却也可能在选择的海洋中迷失；我们摆脱了某些束缚，却也可能陷入新的不安。
这种变迁最深层的体现，或许是评价体系的多元化与随之而来的焦虑。过去，“成功”的定义相对单一：成家立业、光宗耀祖。如今，成功的标准碎片化——既要事业有成，又要家庭美满；既要财务自由，又要身心平衡。当所有人都在不同的赛道上奔跑时，比较变得困难，但焦虑却更易滋生。
然而，在这表面的“轮回”之下，一种更为根本的转变正在发生：从“宿命”走向“选择”，从“继承”走向“建构”。三十年前的许多安排是被动接受的，今天的困境往往源于主动选择后的承担。这种转变带来了自由，也带来了重负；带来了可能性，也带来了迷茫。
未来三十年，当我们的子女回顾今天时，或许也会发出类似的感慨。但真正重要的，不是站在河岸两边比较优劣，而是看清河床本身的移动轨迹——那些关于家庭、教育、婚姻的观念结构，如何在社会经济的深层脉动中悄然重塑。
在流水与河岸之间，或许我们需要重新发现那些不变的人类需求：对联结的渴望、对意义的追寻、对尊严的维护。无论茅草房还是高楼大厦，无论文凭高低，无论家庭角色如何分配，这些需求始终在那里，等待被以新的形式表达和满足。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河水不断改道，但流淌不息的是人类适应环境、重建生活的韧性。或许，真正的智慧不在于追忆逝去的河岸，而在于学会在流动的河水中，辨认出那些值得我们共同守护的价值，并以此为基石，构筑属于这个时代的、稳固而温暖的河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