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太太要恋爱”!张幼仪、朱安、江冬秀:民国旧女性的生存启示录

每当提起民国女性，我们脑海中往往会浮现这样的形象：一身旗袍，知性优雅，接受新式教育，追求自由恋爱。林徽因、陆小曼、张爱玲……这些"新女性"的故事被一次次传颂，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

林徽因

但今天，我们会将目光投向另一个群体——那些被困在时代夹缝、隐匿在变革阴影之下、被无辜贴上“旧女性”标签的女子们。

当时的各类女性刊物中，是这样描绘新女性形象的：装束时髦，擅长音乐、唱歌、跳舞交际等，身旁总不乏仰慕者，总把自由恋爱挂在嘴边。

陆小曼

陆小曼，作为民国时期的名媛代表、徐志摩的第二任妻子、敢于打破“旧式婚姻”的践行者，似乎就是此类“新女性”的完美典范。但我们细究就会发现，尽管她遵循享乐主义的前半生行事新派，和当时的传统女性有很大区别，但实际行为却和独立女性背道而驰。

当陆小曼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回来后，认知到社会已然变革的他，毅然舍弃旧式的私塾教育，安排女儿进入新式学堂，不久后，陆小曼闻名于北平社交圈，与另一名媛唐婉并称“南唐北陆”。然而，她的新式教育在17岁时戛然而止。在经父母介绍认识西点军校高材生王赓后，仅一月他们就已谈婚论嫁，是一场完全遵循父母之命的旧式婚礼。婚后不久，因丈夫工作太忙且志趣不和，陆小曼出轨徐志摩并再婚。

王庚与陆小曼的婚礼照片

尽管有着追求“自由恋爱”和“独立人格”的噱头，但婚后她依旧流连于社交场，并未有任何职业上的建树，与真正的独立相去甚远。

那为何这样的女性行为会被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新女性”？“新女性”的定义究竟是什么？又是由谁来定义的呢？

在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婚姻依旧是父母之命，媒妁之约的传统一套，部分已经有了旧式太太的新式男子，开始抵制传统婚姻，并借着新文化运动的“自由”“自主”等口号开始发泄对婚姻的不满，提出来“自由恋爱”的思想纲领，其中代表人物有徐志摩、胡适、刘海栗等。

胡适

自由恋爱的纲领本身是正确的，男女的爱情和婚姻应当建立在自由、互相了解的基础上。但是需要反抗传统婚姻代表的权威一方，通常是父母、师长等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一方，是需要自身也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的，这个先决条件，就注定了自由是带有性别性质的。只有男性可以读新式学堂，找各式各样的工作，反抗旧式婚姻，谈新式恋爱，而绝大部分的女性依然困在了婚姻中。

更有甚者，直接选择“逃婚”，也就是把妻子留在家中侍奉公婆，一个人离家去大城市，打着恋爱的幌子，实出轨之实。将新文化杂交成了自由恋爱出轨和旧式婚姻找小妾的畸形种，并直接形成了旧女性和所谓新女性的对立。

被抛弃的旧式妻子们承受着经济困难和心理压力的双重伤害。据1922年的报道，河南省被新青年抛弃的旧式妻子有七成以自杀收场。

在千千万万个归为"旧女子"的女性中，有三位女性因其丈夫是"新青年"的杰出代表而更凸显出"旧"的特质，在无数眼神的探究与审视下，她们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有人借助家庭力量完成自我蜕变；有人坚守传统却徒劳无功；有人用旧式智慧活出新式尊严。她们就是本次我想探讨的典型案例。

张幼仪——民国著名诗人徐志摩的发妻，被徐志摩讥讽为"乡下土包子"，却在离婚后逆袭成为银行副总裁；

张幼仪和徐志摩

朱安——文学斗士鲁迅的发妻，自称"鲁迅的遗物"，一生充满凄苦与求不得；

朱安

江冬秀——北大校长胡适的妻子，用菜刀捍卫自己的婚姻，虽被称为"悍妇"，却走出了旧式女性不一样的道路。

胡适与江冬秀

参考文学和艺术作品

孔慧怡《五四婚姻》

 乔丽华《朱安传·我也是鲁迅的遗物》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