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上海街头飘着梧桐叶，16岁的刘行军背着帆布包挤上北上的列车。他不知道，这趟开往黑龙江的绿皮火车，会载走他的少年时光，也埋下一段跨越半世纪的缘分。
黑龙江的冬天能把人冻成冰雕，刘行军却没工夫抱怨。村里看他戴副眼镜，识文断字，干脆让他管村里的药铺。这活儿看似体面，实则要命——有次他抓错药，差点把老乡送走。为了谢罪，他愣是顶着零下三十度的寒风，帮人家挑了半个月水。
药农家的女儿二丫总在院门口探头探脑。17岁的姑娘辫子长到腰际，见人先笑，露出两颗小虎牙。她不说漂亮话，却每天往刘行军军大衣里塞个布包，里面是炒黄豆和玉米面饼子。“城里娃吃不惯咱这粗粮，”她搓着冻红的手，“你吃，我吃过了。”
刘行军知道她在撒谎。有次他偷偷跟去，看见二丫把饼子掰成小块，喂给院里的猪。那头猪吃得哼哼唧唧，她却笑得比谁都甜。
1975年的录取通知书像块烧红的铁，烫得刘行军坐立不安。临走前，二丫把他送到村口，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听说……上海姑娘好看。”她小声说。刘行军一把攥住她的手：“等我，回来娶你。”
上海的家像另一个世界。父母听说他要娶个“乡下丫头”，茶杯都拍碎了。“先念书！念完书再说！”父亲吼得整栋楼都听见。刘行军以为这是缓兵之计，乐呵呵地给二丫写信：“等我毕业，就去接你。”
大学里的日子像加了蜜糖。他第一次吃到草莓味的冰棍，第一次看见穿迷你裙的女生，第一次发现原来“户口”两个字能压垮一座山。毕业前夜，父亲拍着他肩膀：“二丫没户口，没工作，你拿什么养她？”
那封信寄到黑龙江时，二丫正在河边洗衣服。信纸上的“另嫁他人”四个字，像锥子扎进她眼睛。她把信埋在炕洞里，烧成灰烬。村里媒人踏破门槛，她把门闩都拴死了。邻居说，有次看见她对着雪地里的列车轨道站了一整夜，回来时睫毛上结了层冰。
刘行军的婚事是父母包办的。新娘烫着时髦的卷发，说话带香水味，可他总觉得缺点什么。有次他梦见二丫，梦见她把饼子塞进他大衣，惊醒时枕头湿了一大片。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三年。
1994年的冬天，刘行军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黑龙江某村有个38岁的老姑娘，体重不到70斤，靠接济度日。他攥着报纸的手直哆嗦。
二丫的土坯房冷得像冰窖。看见刘行军时，她正用木棍搅着锅里的野菜粥，瘦得颧骨能当刀使。刘行军跪在雪地里，膝盖磕出血：“跟我走吧，这次谁也拦不住。”
上海的小屋里，二丫又开始往他大衣里塞吃的。只是这次，换成了他给她买的高钙牛奶和进口饼干。她总说：“城里人讲究，别浪费。”肝癌诊断书下来那天，二丫正在给他熬鸡汤。她没哭，转身就出了门，回来时攥着一沓皱巴巴的存折——那是她这些年给人缝补、养猪攒下的钱。
手术很成功。刘行军醒来时，看见二丫趴在床边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他的化验单。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在她花白的鬓角上，像极了当年黑龙江的雪。
现在他们常去外滩散步。二丫指着江对面的高楼：“当年你骗我，说上海都是这样的房子。”刘行军笑着从口袋里掏出颗水果糖：“现在吃糖，不骗你。”
那袋没吃完的口粮，终于在岁月里熬成了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