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恋爱脑，与爱情本身几乎并无干系。它不是什么心理缺陷，也不是创伤后遗症；更不是单纯的“爱得太深”。也就是说，恋爱脑和“天真”“需要爱”“依赖”一类“未语泪先流”的感伤无关。 它是太容易被嵌入一个现成的故事——具有过强的叙事顺从。
这类人的核心特征源于思维结构问题，而不是情感丰沛或是高敏感。普遍极易被一个充满张力的、经典的爱情叙事模版所捕获和驱动。也就是说，与其讲“爱上了某个人”，倒不如说是迅速且彻底地将自己代入了“痴情者”与“被辜负者”的角色。
典型行为包括但不限于：过度的付出、焦虑的等待、痛苦的沉溺，以达到一种混沌的瘙痒和黏腻的蛄蛹。参与者忠诚地扮演这个叙事分配给他们的剧本。爱的前提是“看见”，是主体和主体的关系；也就可以看见对方是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可能离开的“人”；因此天然包含着对“放手”的清醒认知。所以说，他们爱的不是对方，而是那个“正在深爱着”的、故事里的自己；这是一种叙事瘾，是依赖，是主体对客体的关系。
现代人体验爱情的方式，往往是“第二轮”的（二手的）。张爱玲说“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就比如笔者也是先读到这句话才开始思考这个命题的。）
当一个叙事顺从性极高的人进入关系，此人不是在感受一个真实、复杂、具体的人，而是“对号入座”。司汤达在《红与黑》中精准描述了这种状态：“在巴黎，爱情是小说的产儿，男男女女在进入爱情的时候会立刻对照自己在某一本小说中的角色。”他们从库存丰富的叙述模版里，挑选出与自己处境最匹配的剧情和角色，然后开始模仿。最娱乐化的例子，早些年“琼瑶剧”红遍我国大江南北。
痛苦，是维系叙事的燃料。
在这种叙事驱动下，所谓“被虐”，是一种主动的、有功能性的路径。因为这是一种最低成本获得意义感的方式。被虐方往往不想面对真实的不对等，不想面对“对方并未承诺我”，不想面对关系的空洞与偶然性。所以说，对叙事成瘾者而言，可预期的痛苦，远比被彻底忽视的虚无，来得更“自在”“深刻”和“艺术”。
所谓“诈尸”，是对旧叙事剩余价值的清算。
《红与黑》常被误读为一部爱情小说，因为它具备言情小说的几大表面要素：偷情、激情、狗血、拉扯。但是，恰恰相反；司汤达写的是“爱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不可能发生”，这是一个否定性小说。
如果说“恋爱脑”是将自己嵌入一个现成的爱情叙事。那么于连，则展示了一种表面上的极端反面。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投机者。他的问题更严重。他拥有极高的自我评价，却生活在一个完全否认他的存在正当性的社会结构之中。
他是木匠的儿子，来自贫困的农民家庭。他出场的第一幕，就是父亲将他阅读的书打掉。因此，于连无时无刻不曾忘记自己的出身有多么卑微。“我是一个底层人士，我和我身边这个上流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他自诩为Natural Aristocrat（天然贵族）。其实在古希腊人最初的构想里，这个词的本意要纯粹得多。它由Aristos（最好的人）和Kratia（权力、统治）组成。直白地讲，它的理想是：应该由那些最优秀、最有德性、最有智慧的人来掌握权力、治理共同体；“选贤与能”。所以当他发现自己被世袭的贵族制拒之门外，而亲眼所见身边的“贵族”，大多是庸俗、虚伪、靠出身躺赢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会对这种躺尸的世袭贵族制充满鄙夷。也就迸发出一种尖锐而复杂的情感。
本书的题目是“红与黑”。什么是红？什么是黑？为什么是“红与黑”不是“黑与红”？
在当时的法国，军官的制服颜色是红，牧师的制服颜色是黑。于连的梦想一直是红。然而，因为一些客观性的历史事实；社会动荡，从军无门。但这个时候，拿破仑称帝了，于欧洲叱咤风云。由一个既卑微又贫困的下级军官，只靠他身边那把长剑。便站到了世界的顶峰。
但拿破仑失败了。红色消灭了。这种赖以想象的自我实现被撕碎了。
于是黑色出场了。于连不懂拉丁语，却把整本圣经死记硬背下来 ，以此制造神童假象，获得市长家的职位。他潜入当时唯一可接触的、尚存权威的教会；模仿它的语言，只为获得一个临时身份，以求生存。
红，是他渴望的“真我”，然此路不通；
黑，是虚伪的、妥协的流亡之路，却必须扮演，赖以苟活。
于是他找到了第三条路。
于连对市长夫人的情感，是高度戏剧化且持续依赖想象的。并非爱上了德·瑞纳夫人，而是将“我被承认”的，暂时存在了她的目光之中；即通过她，体验“阶级上升”。所以一旦关系威胁其自我叙事，就立刻转为攻击。
市长夫人并不是一个“恋爱脑”。恰恰相反，她还没有学会如何表演爱情。她没有读过卢梭式的爱情小说，感情经历也未被浪漫叙事预先格式化。所以她的爱是不设防的。这种“爱”，在现代社会，是最容易被利用、被牺牲的对象。
自我超越是人的本能，总要有一个出口。当一个人无法通过战争、政治、公共领域实现自我超越，这些能量就会涌入最私密的关系中。于是“爱情”被迫承担它无法承受的功能：比如证明价值、身份高度、历史补偿。当爱情被迫接管政治与宗教曾经承担的意义功能，群体的改变也就顺应着社会因素了（同时反哺）；这也是为什么十九世纪小说开始大量书写出轨。
在这个意义上，“恋爱脑”是存在问题、价值定义问题，不单单、甚至和情绪问题无关。恋爱脑的逻辑是“只要我仍然因你而痛，我就还没有被世界忽略”。所以不是把被虐当目的；被牵动才是。举个例子，于连就是书中这段关系结构的发起者。
再一次，这不是道德问题。司汤达展示的是一种必然性，一种结构性的必然。当世界不给人以合法的伟大出口，“爱情”就会被迫处于硝烟之中。当一个人只能通过“被爱”（客体）或“去征服”（令对方成为客体）来确认自身价值时，两个独立灵魂间、基于真实看见的相遇与共鸣，便不再可能了。
本文参考：播客《独树不成林》-鬼鬼祟祟的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