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慕白又在半夜惊醒。这次他攥着我的手腕，汗湿的掌心贴着我突突跳动的脉搏。黑暗里他沉默了三秒，翻身抱住我：“没事，做梦了。”
他没说梦见了什么。
早晨六点半的公交永远拥挤。他用手臂在人群中为我圈出方寸之地，自己半个肩膀悬在过道。我靠着他汗湿的衬衫，闻到隔夜的沐浴露混着晨起的困倦。窗外广告牌掠过，“安家广州”四个猩红大字被铁栏杆切割成碎片。
菜市场的灯光总在黄昏准时亮起。李慕白蹲在鱼摊前，生涩的粤语在湿漉漉的空气里打滑：“老板，鲫鱼……几多钱？”摊主竖起两根手指。他犹豫了，指尖在钱包边缘摩挲——昨天他才说公司可能要裁员。我接过袋子：“今晚喝鱼汤吧，你教我熬南昌那种奶白色的。”
他眼睛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阳台只有两平米。折叠椅一撑就占满。我们并排坐着喝珠江啤酒，远处城中村的窗格子像发光的蜂巢。“主管今天找我，”我说，“下月转正考核。”李慕白捏易拉罐的手指紧了紧，铝壳发出细碎的哀鸣。他笑得很用力：“太好了！等你转正，我们就……”
话悬在半空，远处传来晚归摩托的轰鸣。
他开始频繁加班。有时我凌晨醒来，客厅那盏节能灯还亮着，蓝盈盈的光从门缝渗进来，像薄薄的刀片。桌上摊着写满数字的便签，最上面一张写着：“爸的医药费：¥8,600”。旁边压着一枚褪色的赣剧脸谱钥匙扣——从南昌老家带来的，跟了他七年。
我悄悄打开床底的铁盒子。粉红色，印着米妮，是大学时装饼干的。这几月攒的加班费、省下的午餐钱，皱巴巴的纸币理得整整齐齐。还差两千三。我想在他生日前凑够，买那台他看了半年的二手笔记本电脑。他公司配的那台太旧了，上次死机让他熬了三个通宵重写代码。
周六早晨下雨。我们裹着同一条薄被，他冰凉的手脚贴过来。“苏禾，”他声音闷在枕头里，“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们回南昌……”
“阳台的茉莉还没开呢。”我打断他，指尖描摹他脊椎的骨节，“你说要种满的。”
他僵了一下，更用力地抱紧我。
台风来的那周，他收到老家寄的包裹。土布包着，拆开是晒干的藜蒿、两罐辣酱，还有一封信。他蹲在阳台看完，把信折成很小的方块，塞进牛仔裤口袋。整晚他都在厨房，用那罐辣酱炒藜蒿腊肉——南昌人春天必吃的老味道。油烟机轰隆隆响，辣味呛得我流泪。
“咸了。”他尝了一口，突然把锅铲扔进水槽，金属碰撞的锐响刺破雨夜。
我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他。他肩膀在抖，但没出声。窗玻璃上雨水纵横，映出我们变形拥抱的影子，像两株在急流里互相缠绕的水草。
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所谓家，从来不是四壁围成的空间，而是两个人明明都在颤抖，却仍然选择用体温为对方止痛的瞬间。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搭建这座流动的房子——他试图用家乡的味道固定飘摇的根，我拼命攒钱想为他换一把更稳的梯子。爱不是宏大的承诺，是在对方口袋发现皱巴巴的梦想时，不拆穿，只是悄悄抚平那张纸的褶皱。
铁盒里的钱终于够数那天，我提早下班。屋里没开灯，李慕白坐在黑暗的客厅中央，手里捏着那张诊断报告单。月光照在纸上，我看见“南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红色抬头，和下面一行加粗的小字。
他抬头看见我，迅速把纸揉成团，挤出一个笑：“回来了？我买了你爱吃的双皮奶……”
话卡在喉咙里。因为我走过去，没有看那张纸，只是跪下来抱住他的头，按在我怦怦跳动的胸口。他的额头很烫，烫得我想把整个余生都烧成灰烬，只为暖一暖这个在广州梅雨季里发着抖的南昌男人。
阳台上，那盆茉莉结了几个青白的花苞。风一吹，颤巍巍的。
后来很多年我都会想起这个瞬间——我们谁都没有说出那张纸上写着什么，就像我们谁都没有说出“爱”这个字。我们只是用沉默达成了某种协议：你可以隐瞒你的恐惧，我可以收藏我的眼泪。只要在彼此呼吸可闻的距离里，把今天过完，再把明天接过手。
这就够了。
昨夜他又惊醒。这次我装睡，感觉他的手在黑暗中摸索，最后轻轻贴在我小腹——那里还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只有温热的皮肤下血液在流淌。他的掌心停留了很久，久到我几乎要睁开眼。
然后我听见他极轻极轻地说：
“对不起……再等等我……”
等什么？我没有问。
窗外，广州的雨季还没有结束。而我知道，有些答案会像茉莉花苞，要在足够漫长的黑暗里，才能学会如何温柔地炸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