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虹|五四女作家庐隐著述及“恋爱”辨伪

上世纪80年代初，由于做有关五四时期与冰心有“齐名之誉”的女作家庐隐（1899-1934）的研究，我曾对庐隐的著述做过比较认真、详细的搜集和整理，除了发表过数篇有关庐隐研究的学术论文外，还编选并出版了《庐隐选集》（上、下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版）、《庐隐集外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5月版）、《庐隐散文选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6月版），总计字数近150万；也编写过《庐隐著作系年目录》（收入本人编选的《庐隐集外集》）等；采访过庐隐生前的同窗好友，如程俊英（庐隐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的同窗、《海滨故人》的原型之一、曾任母校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陆晶清（庐隐的好友、小说《曼丽》的原型、曾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上海市民革常委等）、李辉群（文学史家刘大杰的夫人，曾与庐隐同为上海工部局女中的国文教员，也是愚园坊的邻居之一）等人，还与当时尚在世的庐隐的丈夫李惟建先生通过信。近日发现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的《庐隐全集》卷六所收《庐隐正传》，其中列出庐隐的著作中竟有“（1924年）6月，上海青年协会书报部出版谢洪赉编的小集子《庐隐笔记四种》”[1]。五四女作家庐隐生前写过《庐隐笔记四种》吗？另有香港波文书店197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六百作家评传》中“黄庐隐”一节的“作品介绍”部分，列出了她有一本名为“《爱国》”的编著[2]。此书果真出自五四女作家庐隐之手吗？还有，《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4期刊出《作为主编的庐隐——从1927年〈庸报〉上的五篇佚文谈起》的文章，其中推测“庐隐极有可能在担任《妇女铎》主编期间，与瞿冰森谈过恋爱，甚至这份刊物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人恋爱的见证，所以当庐隐与瞿冰森分手以后，闭口不提《妇女铎》，甚至有意识地遮蔽了这段‘历史’。”[3]事实真相究竟如何？本文将对此做出较为详细的考证与辨析。

钱虹编《庐隐选集》（上、下）

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钱虹编选《庐隐散文选集》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以上图片均由本文作者提供）

《庐隐笔记四种》

系何人所著？

在看到《庐隐正传》所列《庐隐笔记四种》之前，多年前笔者曾看到过一份《庐隐著作目录》，所列第一条赫然入目：“《庐隐笔记四种》，谢洪赉编，上海青年协会书报部1924年6月初版”。起先，笔者以为《庐隐自传》里所说那部名为《扶桑印影》被人借去后弄丢了的1922年访问日本的观光笔记，有了下落。《扶桑印影》写于1922年四、五月间，被人借去后弄丢了也是1923 年之前的事，倘此后被人编成一集于1924年6月出版，也不无可能（后经笔者多方查找搜寻，发现此文其实刊载于1923年4月丙辰学社的《学艺》杂志第4卷第10号，后收入笔者所编《庐隐集外集》。——笔者注）。难道，在商务印书馆1925年7月出版《海滨故人》之前，庐隐就已有过首部作品集问世了吗？那为何《庐隐自传》只字未提？因当时未见到此书，笔者心中疑窦重重。

钱虹编《庐隐集外集》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几经周折，笔者终于在上海图书馆寻觅到了这本保存完好的《庐隐笔记四种》。书名、出版者及出版年月皆与《庐隐著作目录》所提供的相同，扉页上印有“其道大光 庐隐先生语”的题签墨迹。只是撰著者却标明“山阴谢洪赉”，封面上印有“谢洪赉先生遗著”字样。这使人不得不产生怀疑，这本书究竟是不是五四女作家庐隐所作抑或是谢洪赉替“庐隐”所“编”？

纵览全书，才知这位谢洪赉先生也有一个“庐隐”的雅号，其作亦冠以《庐隐笔记四种》（以下简称《笔记》）。因此笔者断定：《庐隐笔记四种》是一本与五四女作家庐隐风马牛不相及的书，既非庐隐所著，也非谢洪赉替“庐隐”所“编”。

首先，从文字表述来看，该书从头至尾皆用文言，如《笔记·第二种·典喻影道录·贵人忤世》载，“美国大统领格兰德尝游法国，法王邀之于主日观赛马，或曰‘却之不恭’。格氏竟以书附之，是日到堂礼拜。”这样的文字，决不可能出于五四新文学作家庐隐之手。庐隐自胡适提倡白话文之初，即摈弃文言（胡适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部教过庐隐所在班级“西洋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纲”等课程，大力倡导白话文写作，这在《庐隐自传》里有明确交代——笔者注），从1920年2月19日在北京《晨报副刊》上首度发表《“女子成美会”希望于妇女》开始，庐隐就采用白话文进行新文学创作了。在庐隐留存于世的百余万字的著述中，除了1925年悼念亡夫郭梦良的那篇以浅白文言写的祭文《郭君梦良行状》[4]外，她的小说、散文和论述等没有一篇是通篇用文言写成的。

其次，从作品内容来看，《笔记》一书内容庞杂，既非文学创作，也非观光游记：如《笔记·第一种·名人家训钞》，摘录中外名人（其中绝大多数为英、美、法等国名人，诸如《圣经》诠谕家亨氏训子书、阿嘎斯第二瑞典皇帝训子书、巨商叶格思训女书、拿破仑致弟书之类“家训”十二篇。《笔记·第二种·典喻影道录》，记载欧美诸国的佚闻趣事一百三十余则，如前面所引的《贵人怜世》等，上帝的影子充斥书间。《笔记·第三种·科学常识》，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七十余则，如“玻璃新制”“植物产丝”“照相奇镜”“摄影传真”“微生物”等等，以及著名科学家达尔文、嘎利利呕（现通译为伽利略——笔者注）、牛敦（现通译为牛顿——笔者注）等人。《笔记·第四种·轩渠今录》，辑录博人一粲的外国幽默、笑话近五十则。如此闲适消遣之文，决非被誉为“‘五四’的产儿”的庐隐所为。当时，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宣言中明确宣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因而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庐隐在五四时期的创作，早已列为文学研究会“为人生派”作家之列。

第三、从撰著者的其他作品来看，该书与谢洪赉的其他著述不无千丝万缕的联系。笔者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帮助下，设法找到了光绪二十九年十月首版的《瀛寰全志》（山阴谢洪赉编，商务印书馆，1903年印行）、光绪三十一年出版的《代数学》（宓尔[美]著，山阴谢洪赉译，商务印书馆，1905年印行）以及光绪三十四年二月首版的《择业要览》（山阴谢洪赉编，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1908年刊行）。这几本书，除《代数学》为译著外，《瀛寰全志》为谢洪赉编撰的“最新中学教科书”（世界地理教材——笔者注），“编者志”曰：该书“是编搜采东西及本国文地志数十种编辑而成”。其中七大洲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无不涉猎，这同《笔记》内容庞杂的特点是一致的。《择业要览》中基督教徒的说教口吻与《笔记》更为相似，篇首即列《名人论人生择业之明训》，如“英国德雷门教授论寻究上帝旨意之方法”、“美国蹼士华教头论基督徒选择一生职业之公理”之类，这与《笔记》简直是异曲同工。而五四女作家庐隐，是从未写过类似的说教东西的。

1923年庐隐发表在

《小说月报》上的《海滨故人》

由此可见，《笔记》中的这位“庐隐先生”基本上可以肯定绝非五四女作家庐隐。那么，这位“庐隐先生”究竟是何人呢？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印于封二的该书英文译名：“Four Selections of H.L.Zia’s Writings”。关键就在“of H.L.Zia’s Writings”这几个英文译音上。很明显，H.即“洪”译音的第一个字母；L.即“赉”译音的第一个字母；Zia即“谢”的译音。《庐隐笔记四种》既然英译为《谢洪赉文选四种》，可以断定，这位“庐隐先生”即谢洪赉本人。而《庐隐著作目录》的编者之所以将此书误列入五四女作家庐隐作品之首，恐怕是未见到原书、张冠李戴的缘故。

《庐隐笔记四种》的著者究竟为何方人士？经过多方查询，笔者终于从上海市基督教青年会有关人士处获悉：谢洪赉，字鬯侯，浙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曾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书报部主任干事。生平以学问之渊博深受时人崇拜。1903年起，以半日担任青年报笔政。1906年，辞去中西书院教务，全日在青年协会译著各种书籍。1916年9月2日卒于杭州，年44岁。由此可见，“谢洪赉编”五四女作家庐隐的著作，纯属无稽之谈。

庐隐编著过

《爱国》一书吗？

香港波文书店197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六百作家评传》中“黄庐隐”一节“作品介绍”部分，列出她的一本《爱国》[5]的作品，并注明“此书不知出版年代及书局”。根据这一线索，上世纪80年代经笔者多方寻查，最后在北京首都图书馆觅到了这本署名为“庐隐女士编著”的中篇小说。确实，这本书上没有标明出版年代及书局名称，仅注“热情文艺小丛书”字样，有些内页又印成《爱园》。从印刷的排版字样等判断，大抵可看出为上世纪30年代出版之书。全书共有15个小标题，正文前有“爱座之前并序”。“序”开宗明义写道：“世界是爱的世界，人类是爱的人类，假使宇宙没有了伟大的爱，一切都归消灭！”想必，这是一本宣传“人类之爱”的作品了。可是浏览全文，却牛头不对马嘴。这果真是“庐隐女士编著”的作品吗？笔者当即对此书真伪发生了怀疑。

第一，庐隐是五四时期中国第一代受过新思想、新文化洗礼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茅盾语），也是最早实践文学研究会关于“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主张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充满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热情。从她的整个创作来看，其作品的思想内容都是充满正义感和社会责任心的，即使不少作品描写五四时期那一代知识女性觉醒后无路可走的苦闷彷徨与悲观失望，但矛头始终对准当时那个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也从没有迎合过小市民趣味描写过低俗下流的两性关系，而《爱国》一书中有大量赤裸裸的性爱描述，完全不符合庐隐一贯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态度、思想主张和艺术风格，尤其是在30年代她描写了大量揭露时弊、抨击黑暗的杂文和反映“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抗日热情的《火焰》《豆腐店的老板》等小说之际，更不可能写这种充满肉欲的庸俗香艳作品。

庐隐于1924年摄于上海维纳斯照相馆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第二，在《庐隐自传》及其他人写的关于庐隐的任何文章包括评论、悼文等中，从未提到过这部篇幅不算短的中篇小说。庐隐去世之前亲笔所撰的《庐隐自传》中，她本人提到过自己所撰写的许多作品的篇名，连不少短篇作品的篇名都一一提及，为何偏偏“遗漏”了这部中篇小说《爱国》？事实上，这并不是庐隐的疏漏，而是这样一部“编著”根本就不是她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我曾向庐隐生前的几位同窗好友，如程俊英、陆晶清、李辉群等人询问核实，她们都异口同声地答复：从未听说过庐隐“编著”过《爱国》（或《爱园》）一书。李辉群还回忆道：“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不久，有一天她去愚园坊庐隐家，只见庐隐一人在家喝闷酒，微醺状态痛哭流涕地对她说：“东北沦陷了！[……]当年日本霸占了大连旅顺口[……]如今亡我之心不死啊！”不久，1932年初“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庐隐亲自带领工部局女中的女学生前往十九路军伤病医院慰问伤员；她还很快写出了长篇纪实小说《火焰》等作品，《火焰》于1933年连载于《申江日报》副刊《海潮》。在此副刊上庐隐还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其中《一个情妇的日记》描写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知识女性美娟，原先只求个人“心的解放”而为了爱情不惜甘做有妇之夫的情妇，但在得知“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痛下决心结束“情妇”生活，报名参加救护队，决定要到“东北的冰天雪地里去和敌人周旋”，将个人融入到民族解放的队伍中去。这时的庐隐，又怎会写《爱国》这种描写男女之肉欲性爱的“编著”呢？

上海工部局女中教员合影，

前排右起第2人为庐隐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第三，从《爱国》之作者对上海的地形、马路熟悉的程度来看，非久居上海者而不能。但据庐隐本人及熟悉她的亲朋好友分别在各种文章或序言中谈到，她是经刘大杰先生介绍，1931年夏秋之际从杭州搬来上海，进上海工部局女中执教的。她在上海最怕上街，因为她不认得上海的马路，出门不久常常“分不清东南西北”就“迷了路”。而从《爱国》一书对上海马路及交通熟稔的描写来看，也露出了伪作的破绽。为此，笔者曾在1981年向尚在世的庐隐的丈夫李惟建先生写信询问此书，1930年秋他与庐隐东渡日本结婚，至1934年5月13日庐隐逝世为止，一直与庐隐共同生活在一起。庐隐去世后，他携小女儿李瀛仙（后改名为李恕先——笔者注）于1936年初回到家乡四川成都谋生。生前曾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省政协委员。1981年11月病逝于成都。李惟建先生去世前在给笔者的亲笔信中答复：“《爱国》（或《爱园》）一书，我未所知。我怀疑当时上海有谋利的书商，假庐隐之名而出版的，所以既未标明书店，也无出版日期，且印刷错误百出。”

庐隐与李惟建于1930年代初

摄于上海南京路启昌照相馆。

该照片上世纪80年代初由李惟建提供给笔者，

收入笔者所编《庐隐选集》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由此可见，所谓“庐隐女士编著”的《爱国》一书，实属伪作，乃假冒庐隐之名而偷偷摸摸印行的。今日，应当毫不犹豫地将所谓的《爱国》一书从庐隐的著述和“作品介绍”中剔除出去。

庐隐主编《妇女铎》

何以“恋爱”？

《新文学史料》2023年第4期刊出《作为主编的庐隐——从1927年〈庸报〉上的五篇佚文谈起》的文章，该作者发现庐隐生前曾出任过《庸报》副刊《妇女铎》主编，“是她一生中唯一一次以主编身份执掌的一份副刊”，但包括庐隐自撰的《庐隐自传》等“均未记载庐隐与《庸报》的关系，也未显示她在1927年曾编辑《妇女铎》这一段重要的经历”。这一史料本来对于研究庐隐1927年7月-10月间的创作与文学活动很有价值，不过作者由此推测“庐隐极有可能在担任《妇女铎》主编期间，与瞿冰森谈过恋爱，甚至这份刊物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人恋爱的见证，所以当庐隐与瞿冰森分手以后，闭口不提《妇女铎》，甚至有意识地遮蔽了这段‘历史’。”这就值得我们认真加以辨析了。

笔者以为，首先应厘清庐隐当时是否有“与瞿冰森谈过恋爱”的感情基础。她在《庐隐自传·我对于恋爱的主张》中宣称：“我的主张恋爱是有条件的——精神上的条件。”她列出了三点，其中第一点“为最要”：“第一步当然是要彼此有深切的了解，仅仅了解还不够，这相爱的一对人儿当中，还须彼此发现各人的特别优点，互相崇拜这优点，我认为这一事比什么都要紧，如果单靠情爱，而不付之以相敬，那么如水波浪的爱情，一旦浪退波平时，将以何物来维持？”[6]庐隐认为，男女恋爱，除了“彼此有深切的了解”外，“还须彼此发现各人的特别优点，互相崇拜这优点”，且这点“比什么都要紧”。庐隐自己第一次恋爱、婚姻就是基于这一点。

1923年初秋，庐隐不顾亲朋好友的反对，执意离京抵沪，与相恋4年之久的文学研究会最早的会员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的郭弼藩（字梦良）结成伉俪。他们相识、相恋于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据庐隐1925年10月所写《郭君梦良行状》称，“民国八年下季，因日人在福州枪杀学生案发生，旅京福建学生闻信愤极，组织福建学生联合会，以为雪耻计。每校例举代表二人，君为北京（大学）代表之一。时庐隐[……]亦被推为代表，因得识君。且君时为《闽潮》编辑主任，庐隐则为编辑员，以此接谈机会益多。书札往还，不觉竟成良友[……]盖君不但学业精深，且品格清华，益使庐隐心折也。”[7]可见，庐隐与郭梦良不仅志同道合，而且彼此倾慕，为此，庐隐不惜与母亲闹翻，解除了与姨母家亲戚林鸿俊订的婚约。而郭梦良在福建老家曾由父母包办娶过妻子林瑞贞。后经与父母及林家协商终于同意他另娶。据庐隐的同窗、华东师范大学程俊英教授上世纪80年代回忆：郭梦良是以“兼祧”的名义娶庐隐为妻的。“兼祧”俗称一子顶二门。即兄弟二门或三门只生有一个男性后代时，可分别为其娶二房或三房妻子，以传其他几门的后代。民国时代，“兼祧”仍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存在于民间习俗之中并为国家法律所默认。对于接受过五四新思想、新文化洗礼的郭梦良和庐隐而言：婚姻的实质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是否有爱情。他们不顾世人和亲朋的啧言，在上海西藏路北海路口的远东饭店举行了婚礼（并非如百度“郭梦良”词条以及多人的回忆文章中所言的一品香旅社——笔者注）。1923年10月，在上海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4卷第10期上，刊登了庐隐的小说成名作《海滨故人》。小说通过描写五四时期几个女大学生的恋爱婚姻，反映了一代知识女性的觉醒、奋斗以及苦闷傍徨的心灵历程。在其中的露沙身上读者不难发现有着作家本人的生活投影与情感波澜。

庐隐（中）与北京女高师同窗程俊英（左）、

罗静轩（右）1929年合影于北京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25年11月郭梦良因染伤寒症暴卒于上海。庐隐怀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薇萱，扶送亡夫郭梦良的灵柩回福州市郊仓山郭宅乡安葬。此后辗转闽沪两地教书谋生，凄楚度日。后接到北京朋友邀她北上的信，庐隐带着幼女于1927年2月回到故都，暂居北京宣武门外下斜街92号舅父力钧家。她在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文字编辑期间认识尚在政法大学就读的瞿冰森，既不存在“彼此有深切的了解”，更谈不上“比什么都要紧”的“互相崇拜”。瞿冰森是平民教育促进会创办者瞿世英的胞弟，本名为瞿世庄，原字龙泉，冰森是他后来改的字。根据常州瞿氏家族《谱》记载，瞿世英（菊农）生于清光绪廿六年十一月十八日（1901年1月8日），按辈份，他是瞿秋白的族叔，年龄却比瞿秋白小2岁。据瞿秋白《饿乡纪程》载：瞿菊农和他曾是“最初北京社会服务社（即社会实进社）的同志”之一，并于1919年至1920年一起办过《新社会》旬刊（后被禁）和《人道》月刊[8]，可见他们志同道合，关系甚密，但瞿秋白却从未提过瞿世庄。瞿世英家兄弟4人，世庄排行老三，生于光绪三十年甲辰十二月初十日（1905年1月15日）。按此推算，瞿冰森认识庐隐时年仅22岁，政法大学尚未毕业。丧夫之后陷于悲伤哀痛的庐隐返京不久，因1927年7月-10月主编《妇女铎》而“与瞿冰森谈过恋爱”，显然并无充分的直接证据。

1921年1月4日北京中央公园

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合影

前排中立女性为黄英（即庐隐）

前排左一为郭梦良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其次，应厘清庐隐当时主编的《妇女铎》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人恋爱的见证”。查《妇女铎》作为天津《庸报》副刊，始于1927年5月18日，终于1927年10月12日，共发行22期，先后有三位主编，分别为仲愚、梁渭华和庐隐。《庸报》曾是民国时期中国北方较有影响的大型日报之一，1926年 6月由现代著名报人董显光在天津创办。董显光曾留学美国大学新闻学院专攻新闻、辅修国际史和法律，获得学位后回国。该报1927年与上海《申报》合作，聘请北京《晨报》原副总编张琴南为《庸报》总编辑，由许君远主持副刊。此后《庸报》成为与《大公报》《益世报》并称的北方三大报之一。据首任主编仲愚在《庸报》副刊《妇女铎·发刊语》中披露，《妇女铎》曾作为一本独立杂志于1927年元旦创刊，但仅出了一本季刊就因经济困厄而终止。幸亏“天津庸报社容许我们在副刊上占一个地位，（因此）仍能和读者继续见面，可谓不幸中之幸事了”[9]。《妇女铎》作为《庸报》副刊，由季刊改为周刊，每逢周三出版，发行周期缩短后，“不仅推动了该副刊的传播，也提升了它的社会影响力，《妇女铎》读者群体也从原来‘圈子内’的女大学生与教师等知识分子扩大至整个社会阶层。”但不知为何，前两任主编仅干到第7期就易手了，庐隐从第8期接任主编，直至第22期终刊，虽然时间也仅两个月。

董显光

那么，从7月6日第8期到10月12日第22期终刊，庐隐主编的《妇女铎》是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人恋爱的见证”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查庐隐担任《妇女铎》主编期间，刊发署名“冰森”的稿子是从《妇女铎》第17期（9月7日）开始的，共计4篇，分别是：《一个反抗英国的急先锋》（一、二，第17-18期）；《敬告田中义一》（第19期）；《回家》（一、二，第20-21期）；《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纪念日》（第22期）。冰森这几篇发表的文章主要以政论为主，和该刊刊发冰心的《愿望》（诗）、庐隐的《一幕》《一鞭残照里》《曼丽》《午夜梦醒》等小说、散文为主的名家之作相比，文学性方面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从这些作品中，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二人恋爱的见证”。

无论庐隐在接任《妇女铎》主编时是否已经辞去平民教育促进会文字编辑一职，可以肯定的是，在1927年10月12日结束《妇女铎》主编之前，庐隐就应校友兼挚友石评梅之邀去北师大附中教书了。因此，即使瞿冰森此后向庐隐展开过热烈追求，但庐隐并未接受他的爱情，在庐隐看来，他不过是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剑弟”而已。正如庐隐在1929年《华严月刊》创刊号开始连载的中篇小说《归雁》中，借其中的人物纫菁之口拒绝剑尘的求爱所说：“唉！聪明的剑弟！我不敢再在你面前装英雄了，我实在是一个平庸的人[……]不过我们遇见太晚了，只这一点便足铸成我们终身的大憾！我们将永远辗转于这大憾之下，直到我们的末日来临……”[10]这其实已把菁姊拒绝剑弟求爱的态度说得再明白不过了。笔者认为，《归雁》不仅是一部日记体中篇小说，也是痛失丈夫后的庐隐回京后一两年内，对她周围出现的追求者的基本态度。至于她为何在《庐隐自传》中“隐”去出任过《妇女铎》主编，恐怕与该副刊存在仅2月余时间短暂不无关系，而并非“庐隐有意识地遮蔽了这段经历，这极有可能与一段恋情有关。”事实上，《庐隐自传》并非庐隐的“日记”，比如她30年代到上海工部局女中任教期间曾任《上海工部局女中年刊》主编等，也都未写入《庐隐自传》中。倘若她刻意要“遮蔽了这段‘历史’”的话，又何必发表自传色彩浓烈的日记体中篇小说《归雁》呢？所以，对于《庐隐自传》不必苛求，更不能想当然地臆想推测。

本文原刊于南开大学《文学与文化》2025年第4期。公众号发表时做了一定删节，并且凡注释中已列出过的便不再罗列，特此说明——笔者注。

本文原刊《文学与文化》202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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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钱虹，女，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获得文学士、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现为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兼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监事长等。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和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教学。著有《女人·女权·女性文学》《缪斯的魅力》《文学与性别研究》《灯火阑珊》《雅人韵士》《衔华佩实》等著作；合著有《香港文学史》等14部；编著有《庐隐选集》《庐隐集外集》《庐隐散文选集》等20余种；已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80余篇，曾获省部级等多种学术奖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欧洲华文文学及其重要作家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