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库案例:人身安全保护令适用范围扩大至恋爱、交友关系

案例解析：人身安全保护令，从“家门内”走向“亲密关系圈”

（一）裁判要点提炼：保护的不再只是“家暴中的妻子”

平阳县人民法院在（2023）浙0326民保令1号一案中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1、《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9条已将“人身安全保护令”的适用对象，从传统的家庭成员，扩展到曾经存在恋爱关系的当事人、已经离婚的前配偶、以“恋爱、交友”为由进行接触的其他相对人（包括未实际确立恋爱关系但以恋爱、交友名义接触、纠缠者）。

2、对妇女实施纠缠、骚扰、泄露或传播隐私和个人信息，即便尚未发生身体伤害，只要存在“现实危险”，妇女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3、立法与裁判目的在于不再把亲密暴力局限于“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而是要预防和制止发生在“亲密关系或拟制亲密关系”中的不法行为，优先考虑妇女人身安全和人格权益的“事前保护”。

通俗地说，这个裁判观点确立了：前男友、前夫，甚至打着“追求、交友”旗号的骚扰者，如实施跟踪、死亡威胁、恶意爆照、泄露隐私等行为，都有可能被纳入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制范围；等到对方真的“动手”已经太晚，持续骚扰、威胁、隐私暴露等达到“现实危险”程度时，法院就可以先发出“禁止令”。

（二）相关法律条文的核心内容梳理

1、《妇女权益保障法》（2022修订，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第29条：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之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妇女隐私和个人信息。  妇女遭受上述侵害或者面临上述侵害现实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2、《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第24条及后续司法实践，原本将人身安全保护令主要限定在“家庭成员”或共同生活关系（包括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扶养、扶助、监护关系等）。

本案的关键，就在于法院明确：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9条在“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一制度上，突破了《反家暴法》原有的“家庭成员 / 共同生活”边界，使保护令制度从“家庭暴力”向“亲密关系暴力+恋爱骚扰+隐私侵权”扩张。

裁判的法理基础与法律依据

1、 人身安全优先于人际交往自由

在类案中，争议焦点常在于：追求、挽回感情、发泄情绪是否属于“人格权保护”与“交往自由”的合理范围？

本案明确选择了以下价值排序：妇女的人身安全权、人格尊严权、隐私权 > 对方的恋爱追求自由、表达自由；当“追求”“挽回”转化为持续纠缠、骚扰、恐吓、隐私曝光时，已不再受《民法典》第990条以下“人格权行使”或一般交往自由的保护，而应受到规制。这一价值排序与《民法典·人格权编》体系是一致的。例如第990条自然人的人格权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害。第1032条自然人的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2、妇女权益保障法与反家暴法、民法典的协同

（1）主体范围的扩张：从“家庭成员”到“亲密关系圈”

《反家暴法》第2条对“家庭暴力”与“家庭成员”有相对限定，但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9条，直接授权妇女在遭受“恋爱/交友纠缠、骚扰、隐私侵害”时，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因此，法院在本案中的解释路径是：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上，先适用《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9条（特别法优先），再参考《反家暴法》相关程序性规范（如申请方式、审查期限、可采取的措施种类等），实现制度上的“拼接适用”。

（2）“现实危险”标准的引入：强化预防功能

《反家暴法》第23条即规定，遭受家庭暴力或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当事人可以申请保护令。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9条延用了“现实危险”这一概念，只是把适用场景扩大到“恋爱/交友纠缠+隐私泄露”。这体现了典型的预防性保护思路：不要求受害人已经受伤或出现严重后果，只要从”客观行为 + 既往冲突史 + 威胁言行“综合判断，有高度可能造成人身伤害或严重人格侵害，法院即可提前介入。

3、特别法优先 + 新法优先 + 目的性解释

本案裁判观点背后的典型法理逻辑是“三重优先”：（1）特别法优先：在同一领域内，妇女权益保障法作为专门保护妇女权利的特别法，对一般性民事规范具有优先适用效力；（2）新法优先：与《反家暴法》相比，妇女权益保障法是后出台且调整范围更广的新法，在人身安全保护令制度上，代表最新立法政策意图；（3）目的性解释：立法目的在于应对长期被忽视的“亲密关系暴力”、“分手暴力”、“恋爱骚扰”、“报复性隐私曝光”等新型侵权风险，因此在解释时应优先符合“增强事前保护、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律师在后续类案中的操作路径与策略

（一）如何精准选用与组合法律依据

1、主请求：依据《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9条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对于遭遇前任、追求者等的纠缠、骚扰、隐私泄露的妇女，当事人律师在立案申请中宜明确：

（1）请求权基础：①《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9条（直接授权申请保护令）；②《反家庭暴力法》第23条等关于保护令程序的参照规范；③《民法典·人格权编》关于隐私权、名誉权、个人信息保护的实体基础。

请求内容可以包括（视案情选择）：①禁止被申请人实施跟踪、骚扰行为；②禁止以任何方式（线上线下）联系申请人及其近亲属；③禁止泄露、传播申请人的隐私、个人信息（包括照片、手机号、住址、工作单位等）； ④ 要求删除已经发布的相关侵权内容。⑤必要时，限制被申请人接近申请人一定范围（例如一定距离范围内不得出现），具体尺度视各地裁判实践和个案危险程度而定。

2、辅助路径：同步或后续提起民事人格权之诉、治安处罚甚至刑事追责

根据案情不同，可以考虑组合使用：

（1）民事诉讼：依据《民法典》第990条、第1032条、第1034条等，就隐私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受侵害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2）行政/治安路径：向公安机关报案或报警请求处理，视情形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骚扰、威胁、散布隐私等条款。

（3）刑事途径：如存在非法获取、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或者严重侮辱、诽谤、敲诈勒索等情形，可探索刑事立案可能性。

以保护令作为“前置或并行保护措施”，将不同路径形成一个“多层保护网”。

（二）如何在“恋爱纠纷”中把握证明重点

保护令程序虽不等同于正式民事诉讼，但仍需基本证据支撑。实务中可从以下几个维度建构证据链：

1、行为模式证据：证明“纠缠、骚扰”的存在及强度

可收集并梳理：（1）通信记录：微信、短信、电话记录截图（重点标注频率、时间段、数量）；（2）通话录音、见面录音：证明是否存在威胁、辱骂、纠缠不清等内容；（3）社交平台消息记录：评论、私信、@、公开发帖等，特别是涉辱骂、威胁的内容；（4）线下跟踪证据：小区门口、公司楼下反复出现的监控截图、门卫登记记录、邻居证言等。

在申请书中建议按时间轴整理，形成“行为时间线”，让法官一眼看出该行为已超出正常交往范畴。

2、危险程度证据：证明存在“现实危险”

重点收集：（1）明示威胁言语或行为：如“要毁了你”、“要弄死你”、“让你在单位待不下去”等；（2）曾有动手、砸东西、自伤自残威胁等既往行为记录；（3）若申请人曾报警或有出警记录、告诫书，也应附上。

法院通常会结合“行为频度+言论内容+历史冲突”综合判断是否存在现实危险。

3、隐私泄露证据：证明“隐私”与“传播范围”

对于隐私曝光类案件，应重点保全：（1）被公开的隐私内容本身：如照片、聊天记录截屏、个人住址、电话等；（2）发布的平台或群体：如微信群、QQ群、朋友圈、微博、小红书等；（3）发布者身份关联：通过账号信息、语境、聊天记录等证明系被申请人所为；（4）若已经导致骚扰电话、上门滋扰，应记录骚扰时间、频率，证人证明等。

在证据整理上，建议留意“原始性”和“完整性”，例如通过手机全屏录屏保全，而不是“剪辑后的截屏”。

4、身心影响证据（辅助增强说服力）

包括但不限于：（1）医疗记录、心理咨询记录：因对方行为导致失眠、焦虑、抑郁就诊；（2）工作单位说明：因被对方上门闹事、曝光隐私导致工作受影响等；（3）家属、同事证言：证明申请人确实处于恐惧、紧张状态，影响日常生活。

（三）为被申请人一方提供风险控制与辩护思路

在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中，被申请人往往处于社会评价上的“弱势形象”，但从程序正义角度，仍需合理抗辩空间。律师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谨慎评估是否“硬抗”：有时“和解+承诺”是更优策略

如案件中客观存在高频联系、过激语言，证据对被申请人明显不利，则盲目全盘否认，往往难以取信法院，更理性做法是承认不当之处，表示愿意停止一切接触、删除相关内容，承诺遵守法院可能作出的保护令。这既有助于减轻法院对被申请人“危险性”的判断，也有助于未来避免追加行政、刑事责任。

2、实质抗辩方向：界分“正常交往”与“非法骚扰”

若认为对方对事实描述有明显夸大，可从以下点切入：（1）联系行为是否有实质减少趋势，而非持续升级；（2）是否存在对方主动联系、回应甚至激化矛盾的情形；（3）是否存在被申请人为了合理目的联系，如处理共同财物、孩子探视等；（4）所谓“威胁言论”是否为语境中情绪性表达（当然需谨慎使用此辩点）。

但应注意：只要前期确有高频纠缠、明显威胁，再以“情绪一时失控”辩解，一般难以阻止保护令发出，最多影响保护令的范围和期限。

3、对“隐私内容”的性质提出合理界定

若对方主张被曝光内容属于隐私，被申请人可以从：（1）内容是否确为一般人不愿公开的私人信息；（2）是否已经由申请人主动公开过（如在朋友圈、公开平台）；（3）是否有合理的说明、维权目的，而非纯粹羞辱、报复目的。在某些案件中，这些因素会影响法院对是否以及如何纳入保护令内容的判断。

（四）对当事人的“行为管理”与事先预防建议

1、对女方当事人（潜在申请人）的建议：（1）早期留痕：当纠缠、骚扰行为刚开始时，就要有意识保留聊天记录、录音、现场监控等，而不是出于“怕对方生气”一味删除；（2）尽量避免单独约见对方解决问题，必要时可在公共场所与家人同行，减少危险并增加第三人证据；（3）若已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胁，及时报警并留存报警回执或出警记录，为后续申请保护令提供重要佐证。

2、对男方当事人（潜在被申请人）的提醒：（1）一旦被明确告知“不要再联系”，继续高频联系、上线线下堵人，本身就极易被认定为骚扰；（2）切忌在情绪中发布任何侮辱、威胁、要“曝光隐私”的言论——即使暂未执行，截图仍可能成为法院判断“现实危险”的关键依据；（3）对已有矛盾的前任，不要以“朋友关心”“帮你澄清”为由擅自代其发布个人信息、聊天记录、照片等，这在法律上往往难以站得住脚。

3、对律师的职业风险提示：（1）在为被申请人提供咨询时，不宜鼓励“继续去问清楚”、“去单位堵一次说明情况”等行为，这类建议极可能被用作证据，反证为恶意纠缠提供“专业背书”；（2）在代理过程中，应适当引导当事人及时止损，与其纠缠到底，不如在保护自身权利前提下适度退让，以免触发更严重的法律后果（如违反保护令后的行政拘留或刑事责任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