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脑瘫女生，残疾不仅让我左手偏瘫，讲话也吐字不清。从小，大人们就经常说：“你和别人不一样，现在好好照顾弟弟，以后他赚钱了会感念你的。”或者“你这个情况不怕的，很多人都会要。”……
当时十岁左右的我听着这些话总是不服气，脑子里想到的全是我们村子里那个阿姨，那个和我一样脑瘫的残疾女人——
她和我的情况类似，不过讲话比我还含糊不清，绝大部分人都听不懂，手和脚也多少有点跛。
我们虽然同病相怜，但她女儿对我们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她女儿是我人生中第一个朋友，只要回老家，我总拖着椅子代步挪到她家里和她一起睡；哪怕我四五岁还不能走路，也会被她背着去小卖部买东西吃，我吃剩下的馒头她也笑着说没关系，然后把自己那个“异于常人、不堪”的妈妈当垃圾桶，翻着白眼让她吃掉……是的，这个阿姨并不被自己的女儿接受。她们家总是在吵架总，而话里话外全是她女儿对“有她这么一个妈妈”的痛恨，吵的兴起时还会砸掉家里为数不多的电器；村里的孩子也把她当做捉弄对象，围着她肆意嘲笑。我记忆里的她永远都在默默忍受着这一切。
我不想踏上那条既定的命运，也不想要过被人看不起、受人怜悯的人生。
可后来的我没有想象中的自由惬意，从县城的特殊教育学校出来后，拿着一张小学毕业证辗转各个地方谋生，哪里愿意录用残疾人就去哪里。打工这一路上遇到、认识了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残疾姑娘，我们的年龄和身体情况都不一样，但好像大家要我们去往的某个“终点”都是一样的。
我这辈子念过的学校只有那所一贯制特校，学校又因为性质特殊，对学生年龄并不作要求，所以比我大十几岁的阿莉、以及大我四岁的小黄也是我的同学。
阿莉是个智力障碍者。记忆里，阿莉的外婆总在身边，据说不能分开超过两天，不然哪怕已经二十大几了也照样哭着闹着要回家。她在学校的时候一直被举荐参加各种残疾人运动会，而外婆就这么陪着奔波在各个训练场，参与了她运动生涯每一场比赛，见证着外孙女的每一个奖项和冠军。
还有小黄，因为全身性烧伤无心婚恋，勤勤恳恳打工存钱至今，拒绝了不少劝婚的好意。但即便如此，身边也一直不缺“骚扰”她的长辈和异性，没有人在乎她想要什么，远嫁他乡有什么要紧，工作和父母都可以为男人让步。小黄就像一个品相优异的商品一样，被四面八方各种眼睛盯着守着，暗暗盘算着要把她配给哪一个小伙子。
后来的阿莉年岁渐长，不再参加比赛，小黄也从学校出来回到家中操持家务，我们仨看似已在人生的岔路口告别，但一年多后我们在残联的安排下，又汇聚在一起，进到“残疾人辅助性就业基地”从同学变成工友，组装塑料花零件，看见了彼此，以及其他姐姐们的故事——
听阿莉外婆说，阿莉离开学校后看见身边的人都在结婚，虽然根本不知道结婚到底是什么，但也吵着要结婚，于是便在他人的介绍下嫁到了外省。
这个“嫁”并不是阿莉家最初希望的，一开始和男方谈的是对方住过来。当上门女婿。可事到临头对方却反悔了，无奈之下外婆只能背井离乡，陪着阿莉到男方家住了一段日子。
说是结婚，但双方并没有领证，只是凭着口头约定过上了婚姻生活。外婆陪着阿莉产女后就回去了，阿莉一个人勉强在婆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来依旧离不开外婆，吵着闹着要回家，男方家就任由着“媳妇”回娘家，就这么和阿莉顺理成章地“自动离婚”了。
人生辉煌转瞬即逝，不值一提。哪怕是特奥会冠军也逃不过“代孕”的命运……
英姐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工友，她和基地里的小钟一样，都有轻度智力障碍。我们干活一起闲聊时发现，她们的生产经历都差不多，因为理解能力有限，难以根据指令在产床上发力，只能拉去剖腹产。
小钟的情况比英姐重一些，当时已经30出头，但智力水平感觉只有8岁，平日里其他工友会特意逗她，而她也真的像小孩子一样，闹别扭哭泣。这样浑然不觉的她，也不可避免地被社会主流摆布着，有了个4岁的儿子。
我在基地的时间不长，入职一年多，英姐被查出肺癌和乳腺癌，治疗没多久就去世了。想离婚却被劝阻“为了孩子”没离成的她，终于因为死亡摆脱了这一生的残缺和限制。那个孩子大概永远不会知道，自己的妈妈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英姐离开后不久，我辞职跑到遥远的省外换了另一份工作，身边也同样都是残疾同事。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原生家庭情况各异，只因为残疾聚在一起。
我们一个月拿着2000块钱的工资，虽然辛苦，但也都是同类人，不会有什么社交压力。工作之余女生们会一块聊天喝奶茶，只不过谈论的话题还是离不开结婚生子，大家七嘴八舌的话语交换里要么说自己又被催婚了，要么想给彼此介绍对象，或者八卦谁去相亲了、领导的另一半是不是健全人、那个已经离职的同事有没有结婚生孩子，还有前脚高喊不婚不育的，一离职就火速为人妻为人母。
相同的事情在眼前一再发生，我只觉得周身发凉，身边的残疾女同学、女工友，女同事，不管愿不愿意，好像都逃离不掉那条看不见的“共同命运”。
原来哪怕是发达地区，有学历、有父母疼爱的残疾女生也要被催促着嫁人，而我无依无靠，赤手空拳，又该拿什么去抵抗这慢慢逼近的宿命？
独身一人的我最终还是没有成为“系统”里的例外，被裹挟推赶着进入了除了我之外，众人都喜闻乐见的叙事里——
我是去年结的婚，跟同为残疾人的老公是自由恋爱。在一起的原因很复杂也很简单：我这么多年来辗转谋生，不管是顶着异样的眼光去应聘，还是失业和搬家，甚至被尾随，都是自己一个人，没有得到过家里的一丝帮助和托举，哪怕是疫情时在异地他乡，因为抑郁情绪和生存压力患上皮脂腺囊肿，需要去医院做门诊手术，父母也没有任何关心。而在当时还只是恋爱关系的老公身边，却有了一个切实的依靠：他会身体力行地帮我找工作、会出钱给我解决住房问题、在找到新工作后，也会风雨无阻地接送不会骑车的我上下班。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在乎我所有情绪，抚平了我很多伤痛的人，是哪怕所有人都放弃我他也不会松手的人。
但两个人的小日子没过多久，自己儿子有了女朋友的事情就被他父母知道了，然后那一刻起，我们的关系就按下了加速键，从恋爱到结婚时间长度连一年都没有……
这并非我们小情侣的本意，但很可惜，因为残疾，大家都太习惯忽略我们的自主权和声音，导致我们虽然是婚姻里的绝对主角，但并没有什么说话的资格，除非选择分手，否则在热衷配对的长辈眼里就等于同意结婚。
事情之所以发展的那么快，除了他们儿子比我大9岁的年龄因素外，归根结底是大家对“残疾人婚恋”的困境的焦虑：好不容易谈上姑娘了，得抓紧。
结婚的事情就这么由长辈推进着，而我和家里这么多年来都不怎么联系，未来婆婆觉得婚礼上新娘的父母不在场说不过去，于是三邀四请下，我爸带着几个亲戚跨越一千多公里来到了湖北。婆婆的本意是喊我家里人过来商量事情要怎么办，什么时候办；但我爸他们因为路途遥远，饮食也不太适应，想的就都是怎么“速战速决”好早日回家。于是一群人在吃吃喝喝中就把婚礼日子定在了两天后。而我和我老公不出意外地，是最后一个知道结婚日子的。
我和他在两天时间里极限采购好礼服和西装后，我们的婚礼就在他家附近的小馆子开始了，像两个提线木偶一样，简单地走了几个仪式，简单地在我爸那一桌敬了酒，这场闹剧般的婚宴才终于结束。
我还是把自己嫁出去了。流浪多年，终究还是辜负了少年时的自己，本以为可以靠自己挣到一片自由的天地，如今都成了笑话。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成空，被无形的力量推着，走进了当初最不愿落入的牢笼里；更可笑的是，我这场婚礼也刚好完美符合了我一直以来抗争的，关于残疾女性的“婚姻叙事”：社会和大众都像赶牲口一般，不由分说地将我们这些残疾女子，急促地往婚姻里撵，让本就沉默难言，手无缚鸡之力的我们处境更加困苦。
婚礼虽然结束了，但我知道，“传统模版”的婚姻生活才刚开始，毕竟我的子宫，这个核心价值还没有贡献出来。
我是婚后半年才怀孕的，这期间虽然没有明面上的催生，但从被打听的生理期，到我减肥时的各种隐晦阻止，长辈们的想法不言自明。
我和我老公吃住都在家里，这些只言片语对他来说可能还好，但对我这个儿媳来说，这些压力却如影随形，每一天都多少有点白吃白住的惶恐。
直到怀孕，这份“生存焦虑”才缓和下来。但新的痛苦又随之而来，看着婆婆终得所盼的表情，我却没有太多要当妈妈的欣喜，有的只是再一次体会到“我”和我的意志被啃噬消融的折磨。
整个孕期算是顺利，没有孕吐没有食欲不振婆婆和老公也尽心尽力地照顾。唯一困扰我的就是生产方式的选择，早在怀孕前我就明白，以我的身体状况，大概率逃不过剖腹产这一刀。而当猜测成为定局，一个念头便开始在心底生根发芽——既然注定要挨这一刀，那何不顺便在手术台上给自己做个了断？
如果非要繁衍后代，那么只这一次，只这一个孩子，就够了。我不想再背负他人的生育期待，不想再失去身体的自主权，我只能用输卵管结扎，这个最极端的方式，斩断自己的生育属性。
老公对于我这个决定并不反对。他唯一的担心的就是，结扎没有后悔药，签下那份手术同意书后复通的概率太低，如果未来婚姻有什么变故，我一个难以生育的女人，“婚姻”这条对于女性最便捷的生存之路就没了。他想给我留下一条“退路”。
可是，这条退路恰恰是我厌恶至极的牢笼。就算未来流落街头，我也不可能再用生育价值换取栖身之所。
但东亚家庭里，每一个人的人生和边界总是搅在一起。我们问过婆婆的态度，结果被她丢下一句“我不管这些”就走了。
我能感觉到她对这个事情不赞成，甚至觉得我疯了。其实她支持与否并不重要，我怕的只是她会用长辈的身份来阻挠我。而她这个态度更应证了我的猜测。可事到临头，预产期近在眼前，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是急产，离预约的入院手术时间还有好几天的时候就见红了，在家匆忙洗澡收拾东西后就在亲戚们的簇拥下住了院。
一切发生的太突然，抽血、胎心监护、测血压……在我还以为只是常规检查的时候，我就被要求坐在轮椅上，去做上手术台前的心电图检查了；而我老公被医生紧急拉去进行术前谈话和签字，整个术前检查的过程我们都没有什么机会讲话。
仪器缠身，老公又不在身边，让本就对结扎捏一把汗的我更焦心了：怕老公没对医生提，怕家人阻挠，怕我的人生还是摆脱不了寄人篱下的屈辱……
好在，进手术室的前一刻，他回来了。
时间紧迫，几乎是见到他的瞬间，我就向他确定结扎有没有谈妥？
话音未落，病床边的亲友们立刻反应过来，七嘴八舌地开始劝阻。手术在即，我实在太害怕结扎落空，情急之下只能在病床上放声大喊：“我要结扎！”
连续的喊声让众人都愣住了，只能暂时压下话头，转而安抚我的情绪，随后便将我推进了手术室。
进了手术室后，医生和助产士也在劝我慎重
。但我心意已决，平静又坚定地对她们说：“我已经想好了。无论这个孩子健康与否，这辈子，我只要这一个。”
言尽于此，医生只能放弃劝说，拿出输卵管结扎手术同意书，让我在老公刚刚签的名字下面写上我的名字。签字的同时，听到医生说手术室外正吵得不可开交。可当时的我已经开始宫缩，无暇顾及其他，只想快点生下孩子结束这一切。
我术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问老公结扎有没有成功，得到确定的答复后，悬着的心才放下来，然后在麻药的余劲下睡去。完全忽略了这气氛凝重的病房。
后来老公才跟我讲，当时的手术室外亲朋好友都让他不要签字，而他顶着妈妈“不管小孩”的威胁，力排众议签了同意书后，还挨了他爸爸的一记耳光。即便如此，还是有亲戚不死心，向他要主治医生的手机号，试图打电话给医生撤回结扎……
我至今都想不明白，结扎这件事到底触犯了什么天条？家里和左邻右舍都知道，以我们的身体情况和经济条件，再生一个孩子的话生活就难以为继，长辈们嘴里也说着“没人逼你们生二胎”。同时又不顾一切阻拦结扎，甚至在医院里大打出手。
产后住院那几天，各种指责萦绕在耳边，什么“太年轻”、“自绝后路”、“不给宝宝留个弟弟妹妹”……
我真的只是不想以后不管再怎么折腾，还是只能听见：这么辛苦赚钱干嘛？回家好好带孩子，然后再生一个呗。”
太多和我一样的残疾姐妹，不得不用自己的人生去换取那一句“下半辈子有依靠”的指望。我知道这是父母们认知里，能给身有缺陷的孩子最好的打算。但我们的人生，不应该只有嫁人这条出路；我们的生育权，也不该落入他人手中。
我虽然进入了婚姻这个制度，享受了它的好处，可我也并不以此为荣。我已经被命运俘虏，结扎，就是戴着镣铐的我，唯一能为自己的人生争取到的最后一丝自由。
希望有一天，残疾女性作为人的多样性能够被看到，而不再是“所剩不多”的生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