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婚姻。婚姻使人类得以繁衍，社会得以延续。
人类社会所有的社会关系，归根到底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婚姻关系则是基础，它不仅是男女两性问题，而且还涉及生育、亲情、伦理、抚养、教育、继嗣、遗产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研究一个时代的婚姻问题，实际上就是打开了管窥该时代的一个窗口。《民国画报婚恋志》正是以汗牛充栋的民国画报和卷帙浩繁的档案为资源，以婚恋为独特视角，通过征婚、订婚、结婚、离婚四个板块，讲述一个个民国时期的婚恋故事，揭示民国人物的婚恋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反映整个民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
民国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新旧交替的特殊时期。一方面，旧事物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新事物在悄然萌生、滋长、蔓延；另一方面，旧事物仍有一定的生命力而做最后的挣扎，新事物则不断地适应民国土壤而艰难生长。于是，就出现了新旧杂陈、中西碰撞的现象。民国时期的婚姻问题亦是如此。一方面，传统婚姻观念发生动摇，沿袭数千年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朝、亲迎”传统六礼婚仪，发生了根本改变。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婚姻观念进行了深刻剖析和猛烈抨击，铲除封建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制，废除娼妓、反对纳妾的呼声此起彼伏。而蔡元培、章士钊、郭沫若、蒋百里等则身体力行，站在新式婚姻的潮头，引领了婚恋的方向。他们最先开始接纳西式婚仪，从凤冠霞帔到洁白婚纱，从六礼之仪到教堂神父，从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婚姻的主导权开始下移至男女当事人，父母只有把关权而无决策权。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加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新式婚姻仅局限于先进知识群体和社会精英，大多数人仍然恪守陈规，阻挠破坏新式婚姻，传统婚姻仍占据社会主流，内陆、农村等相对闭塞的地区尤为突出。更有一些觉悟了的知识分子在理论上倡导新式婚姻，但在实践中却屈从于父母意志或干涉子女婚姻，就连柳亚子、胡适、梁思成、林徽因等社会名流也都经历过包办婚姻的困扰。胡适为了给好友蒋梦麟做证婚人不得不从家中的窗子爬出，民国政府的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婚礼也是中西合璧。于是，国民时期就呈现出明媒正娶、包办婚姻、买卖婚姻、自由恋爱、新式婚礼共有，一夫一妻、妻妾成群、嫖娼宿妓并存的奇怪现象。
我国最早刊登征婚广告的人当属蔡元培和章太炎两位先生。1900年前后，蔡元培先生留洋归来，公开刊登启事向全国征婚。他不仅绅士开明而且尊重女性，他的征婚条件既约束自己又为女性着想。相比之下，章太炎先生的征婚条件则保留一些旧时文人的老情调。随着民办报刊为主体的民族报业日趋兴旺和新闻出版业的全面发展，20世纪20年代，征婚广告开始屡见报端。随着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思想的深入人心，一些新女性不甘人后而主动出击，刊发征婚广告。
订婚，又称定婚、婚约，是定亲的演变，是民国以前的重要婚俗。定亲的时代，有的是指腹为婚，有的是孩提时期的娃娃亲，当然毫无爱情可言，凭两个不解风情的男女由着家长们做主，对于爱的憧憬无疑地是极其模糊的。进入民国，订婚仍是男女婚娶的一个必要程序，结婚是人生的终身大事，订婚是终身大事的决定，其重要地位几乎超越了结婚仪式。民国的订婚经历了父母做主、父母为主兼与当事人议定和当事人做主征得父母同意的三个阶段。
民国时期，男女成婚最重要的形式就是举行婚礼，结婚证书可以没有，婚礼必不可少。但婚礼仪式却在悄然改变，逐渐趋向简约文明。新式文明婚礼最先在上层社会和知识界盛行，婚礼只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上一顿喜宴，喜宴上的演讲取代了传统的闹洞房。还有人在请帖上根本不写明是婚宴，来宾到场方知真相；更有如画家王君异之流，仪式上无双方家长、无装饰、无婚书、无礼金，直截了当，一吃而散。1929年圣诞节，国民革命军第十路空军司令刘沛泉与南京女子中学女教师，在上海虹桥机场乘坐沪蓉航线民用第一号飞机，在空中举行的一场浪漫而刺激的婚礼，是中国的第一场空中婚礼。1935年，孙志超与徐綦在上海第六号轮渡行驶中举行婚礼，成为中国的第一场水上婚礼。同年，在上海市政府大礼堂，57对新人举行了中国第一场集体婚礼。
自古以来，男子不仅可以娶妻，还可以纳妾，妻亡后更可以续弦。而女子，由于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一而终”“生是夫家人，死是夫家鬼”等封建思想的束缚，夫亡后则要守节，孤独终老。1930年12月，民国政府制定的《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编》，在法律上改变了数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思想，反映了男女平等的精神，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因此，1935年出现了熊希龄、张海若、齐燮元的老年结缡年，他们相继娶了小自己近20岁的毛彦文、杨嗣馨、华泽愉。这三桩婚事在当年轰动一时，舆论界一片赞美、艳羡之声。然而，就在同一年，43岁的黎元洪孀妾危文绣改嫁30岁出头的王葵轩，却引来以黎氏家族为代表的封建卫道士们的一片责骂，甚至被青岛市长驱逐出境。最终，屈服了的王葵轩被迫与危文绣分手。从貂斑华的订婚风波、筱丹桂的服毒自尽、阮玲玉的香消玉殒等等个案中，可以看到，男女平等、婚姻自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民国以前，男子可以出妻，而女子不闻出夫，解除婚姻关系一直是男人的专权。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旧思想的影响；二是因为家庭财产悉数归于男方所有。民国以后，女子放开缠足，走出家门，步入学校，有了工作，在经济上、人格上获得独立，家庭生活不美满的女性开始主动提出离婚。1931年8月，更因淑妃文绣拿起法律的武器，与末代皇帝溥仪在天津成功离婚，不久遂在平津一带掀起一波女性离婚潮。当年的妇女不仅有了摆脱痛苦、选择幸福的愿望，并且开始付诸行动。
因此说，民国时期的婚姻变革思想具有文化变革的特征，直接与社会变革联系起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世界的国，在天地的家；有了强的国，才有富的家。”一曲《国家》唱出了国与家的密切联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家庭的核心；家庭稳固是国家稳定的根本，婚姻美满是家庭稳固的基础。希望读者能够通过此书，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更加珍惜自己的婚姻，更加珍爱自己的家庭，更加热爱我们的国家。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愿每对眷属都能白头偕老，愿每个家庭都能幸福美满，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