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uss winners, losers, and inequality effects in 2018-19 US-China Trade War."
我坐在电脑前阅读着这道题目的参考答案。
真实数据显示，在这场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最终承受了更多的损失。原因一是因为美国消费者对于中国商品的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更小（即当商品涨价时，消费者对其的数量需求仍然相对大），二是因为中国出口者对于在美国出口的price elasticity of supply更大（即当关税导致出口美国这项生意变得不再那么有利时，出口者可以较为容易地减少对于美国的供给量而把生意转向其他国家）。一个极度简化但简单明了的答案，我的心突然被触动了一下。读到这里，看着夕阳映在红砖墙上金黄的身影，想到这是期末考试之前的最后一个傍晚，大概也是学习经济学的最后一天，我哭笑不得地发现，从高一上学期误打误撞非正式地接触economics到大一的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y，我终于在这一刻，在为经济学花了无数时间和精力之后，悟出了一个直觉性的道理。在贸易中的tax incidence：生产者和消费者，谁对于这段贸易的看重程度更多（由elasticity弹性体现），谁就会在突如其来或者刻意为之的危机中损失更多。关于elasticity的重要性也可以在很多其他的经济关系中体现：在政府因为negative externality必须施加corrective tax来进行矫正时，税收（比如说carbon tax）的压力会普遍更多地落在消费者身上，因为他们对于日常能源的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更低，即使价格升高，能源仍然是必要的消费，而在消费者中，低收入消费者受的影响更大，因为日常能源的消费通常占据了他们更大一部分的可支配收入。同样，当经济危机出现时，食品衣物等必需品的income elasticity of demand远远低于奢侈品等奢侈品的elasticity，所以即使消费者的收入受到大幅影响，他们仍然需要尽可能维持所购买必需品的数量，而当收入下降时，消费者会更大幅度地削减奢侈品的支出。最直观的论述可以参考monopoly和perfectly competitive市场的供求关系。在monopoly的关系中，生产者通过创新或者营销可以创造market power, 即其提高价格却不失去所有消费者的能力，market power越大，price elasticity of demand越接近0，即生产者可以任意定价，而消费者则会照单全收，承担大部分价格上涨的后果，增加生产者的利润；而perfectly competitive的关系正好相反，在这样的市场里，生产者不具有market power，必须完全接受市场价格，一旦升价，就会失去所有消费者，而这个市场里的消费者可以任意对比每一家生产者，并转向提供相同产品但价格更低的其他生产者。林林总总，the side with fewer alternative pays more，市场的交易关系更青睐于显得“不在意”的那一方。就像菜市场里的讨价还价，买方和卖方都要显得不在意这一段市场关系，买方甚至常常通过离席而去的策略表达出自己的需求弹性很高的信号以迷惑卖方，从而试图以自己的“不在意”获得更大的利益。这样精妙而促进效率的自然设计，由“看不见”的手天才般的操控，以达到总体福利最大化，多像开普勒和牛顿第一次洞悉宇宙的美丽时的感叹：如此严丝合缝精准运行的宇宙规律，一定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不然，天地之间，是谁在指导世人如此活着？几天前，我在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散步，落日下，我在一家纪念商品店找到了一块和当天粉红色落日颜色很像的“柏林墙碎片”。在那之前我其实听说过这个柏林著名的纪念品，有人说，这些其实都是工业生产的假货，有人说，自己去柏林墙遗址掰一块下来不就好了。买下这块碎片时，我的脑子里还遗留着两天前经济学期末考试的内容，比如，更加理性的选择应该是货比三家，毕竟这些纪念品比比皆是，买下这一块就放弃了以后所有的机会，比如，这样一块遗址，在极低的成本上，生产者们获得了不少的利润空间，又比如，欣喜地捧着这一块疑似是三十七年前的历史残骸，或者说是历史本身，我发现作为一个访古爱好者和一个专程为了二十世纪历史飞来柏林的人，我对于它的需求弹性是极低的：我接受这个价格是因为这是市场的大致定价，如果市场价集体翻倍，我估计还是会不假思索地试图拥有一块历史。我又想起了一位朋友曾经花了很多很多远超价值和价格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把一盏灯从国外千方百计送回国的故事，作为旁观者，我当时一直在嘲笑她的不理性，但是现在想想，在不同场景面前，我们都是两只心甘情愿地掉进了所谓“消费主义”陷阱米缸里的老鼠。这不禁让我开始思考，经济学到底希望培养什么样的经济行为者，一个经济学思维主导的社会到底希望培养什么样的人？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所有稍微经过一些经济学训练的人眼里都不言而喻：相比其他人文社科的千回百转，主流微观经济学对这个问题有着明确的倾向：竞争和多元选择促进社会效率和总福利最大化，作为消费者一方，对某个产品的喜爱将会给生产者一方扩大利益的空间，因此，理性的消费者应该将所有产品视为同质化的竞品，以便随时转变消费行为。然而，如果把这一层生产者和消费者对立博弈的模型折叠转变成社会关系中A与B的关系：面对B，A不应该展现出太多的倾向性与偏爱，因为这样在一场对立而近乎于零和博弈的对抗之中，A在B改变时表现出的留恋等于给了B扩大利益的机会，相反，A应该尽可能地显得不在意，好像B在ta心中和其他相似的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样，当外部危机增加双方爱的成本，或者任意一方爱的能力下降，更眷恋的一方必然承担更多的代价，ta必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弥合双方的距离。没有人喜欢“吃亏”，所以经济学思维不鼓励这种“非理性”的付出，它鼓励我们变得无所谓，变得冷漠，变得习惯说走就走、及时止损，变回完美的经济行为者。不要轻易暴露喜好，不要轻易表现依赖，elasticity是致命的软肋。可喜的是，当今社会充斥着这样的思维：“消费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被戴上了无数个邪恶的帽子、“只筛选不改变” 、“不渡人只选己”，一张张履历表将人的各项细细对比......尤其是恋爱时，我们不鼓励“恋爱脑”。平移大家批判消费主义的思维到恋爱关系中，“恋爱脑”大概就是米缸里的老鼠，无限减小自己的elasticity，热烈地付出，直到在结算时刻输得一败涂地。这个时代太不缺对于“恋爱脑”的批判了。可是就是“恋爱脑”这样一个定义模糊且被滥用的词，拥有“恋爱”这个词根。在一场被定义为恋爱的社会关系中，拒绝“恋爱脑”，似乎是一个字面意义上再明显不过的悖论。所以恋爱是什么？我想到了第一次阅读《罗密欧与朱丽叶》时的感受，其实我并不理解为什么两人会在一场聚会上就一见钟情，为什么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爱情在三天内无限升高而坠落，但当我第一次观看电影时，当我看到十三四岁的少年少女，戴着面具，在喧闹的宴会里走向彼此时，我确实内心被触动了。我想，在那样一个危机四伏，人人都因宏大的仇恨和贵族的体面厚厚地武装自己时，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定是在对视的那一刻从双眼中看见了那面具下鲜活自由的欲望，以至于那份激情撕开了面具，打破了对立，将爱熔断在了Verona的三天三夜里。我为那份冲破一切的引力而感动。所以爱可能本身没有定义和边境，而是对立于“其他”而生，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世界里，与世俗的期待和理性的规矩对立的，与之对抗的，试图挣脱的，是爱情。他们的爱情是烟花般的，燃烧的、无序的、毁灭性。有意思的是，如果当现在的人们谈论“恋爱脑”时需要引述家喻户晓的例子，罗密欧与朱丽叶绝对首当其冲。“别开玩笑了，为了一个不知底细的人违背家族利益甚至付出生命？” 人们嘲笑火焰愚蠢的燃烧，人们亲吻火焰悲剧的美丽。经典的爱情和经典的“恋爱脑”重叠的事实，揭露了两者本质的同一性，也揭露了“恋爱脑”的贬义性的悖论。而这个人人批判“恋爱脑”的时代，恰恰体现了经济学思维对于如何做一个人，如何建立社会关系，如何去爱的教化作用。在流动的后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筑起的高墙，会比凯普莱特和蒙太古家族之间的隔阂要浅吗？在高中时，恋爱经济学曾经是我们经济社团一节大幅招揽人员的社课，但是，今天的我发现，把“恋爱”和“经济学”放在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oxymoronic悖论，经济学给予的关于elasticity的劝告，如果被运用在社会关系中，将会把人推向保守与计算的深渊，从而侵蚀爱本身的独特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