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关于男女婚恋的话题再次冲上热搜。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大家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体制内”。不知从何时起,体制内男性成了相亲市场上的“香饽饽”,而这种转变,似乎正是新冠疫情之后才逐渐显现的。回想当年经济发展繁荣之时,婚恋市场的顶流往往是那些月入过万的小老板、互联网大厂程序员或是金融行业的精英。然而,随着近年来经济下行,裁员潮与倒闭潮席卷而来,许多人面临失业或薪资大幅缩水。现实的残酷让婚恋市场重新审视了“稳定”的价值,也让体制内的光环被无限放大。
体制内男性恰好克服了当下职场最致命的缺点。他们的薪资或许不算顶尖,但胜在旱涝保收;他们没有令人焦虑的“35岁危机”,更没有随时可能降临的失业风险。与此同时,由于就业市场疲软,“公考热”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动辄上百万人参加一场考试。媒体像当年鼓吹高考一样鼓吹公考,营造出一种考上就是“人中龙凤”、上岸就能飞黄腾达的氛围。在这种社会情绪的裹挟下,体制内在婚恋市场上也跟着水涨船高。许多女性将择偶条件硬性地改成了“必须体制内”、“父母有退休金”,这背后固然有对安稳生活的向往,但也难免让人感叹,这多少掺杂了些过于赤裸的功利心。
那么,抛开滤镜,体制内男性真的如此优质吗?客观来看,他们确实具备一些硬性门槛带来的基础素质。论学历,如今公考的竞争极其激烈,除非有极特殊的祖辈荫庇,否则学渣基本难以突围,本科及以上几乎是标配;论相貌与身体素质,公考中严格的面试和体检环节,已经替大众淘汰掉了身体不好、相貌不端的人选,留下的多是中等偏上的水平;论工资,虽然只是当地中等水平,但只要不胡乱挥霍,维持体面的生活绰绰有余;论人品,虽不敢说百分之百完美,但在党纪国法的严密制约下,即便有瑕疵,也坏不到哪里去。可以说,体制内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国家层面的信用背书。
从这些维度来看,体制内人员确实是不错的结婚对象。但这种优势会一直持续下去吗?我认为,这与时代的投机成分息息相关。体制内人员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是活跃经济的基本盘,也是中产阶级的主力军。从这个角度来说,只要你的伴侣是体制内,你就相当于拿到了一张通往脱贫甚至小康的入场券。但是,如果指望通过婚姻达到大富大贵,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走上歪门邪道搞权力寻租——而这恰恰是体制内的高压红线。因此,体制内的优势在于“兜底”,而不在于“暴富”。
找对象本质上是一场长远的人生投资。在这场投资中,我们既不能太过功利,把婚姻当成改变命运的筹码;也不能盲目随波逐流,被社会的焦虑情绪牵着鼻子走。商业投资失败了还可以重来,但婚恋一旦失败,可能会耗费半生精力,甚至毁掉一生的幸福。我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踏实靠谱的体制内男性依然会受到婚恋市场的欢迎。但我们更希望的是,当两个人走到一起时,是因为彼此吸引、因为遇到了真爱,而不是带着算计与功利的目的,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妥协。毕竟,婚姻的意义,终究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并肩抵御风雨的灵魂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