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数字化生存时代，人机交互能力是一项基本的技术素养，人机关系重构关乎社会积极健康的情感生态。物理世界的亲密关系让人既渴望又恐惧，渴望真实的情感交流，恐惧他者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由算法驱动的虚拟关系能够提供即时的情感回应与稳定的陪伴体验，虚拟伴侣安全可控的理想化模式，成为Z世代城市女性演练情感的实验场。本研究聚焦Z世代高学历城市女性，通过半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从AI伴侣的使用动机、认知协调、情感体验、伴随效应、关系管理五个方面探讨数字伴侣如何影响Z时代女性的浪漫感知和婚恋观。研究发现：数字亲密关系中的人机互动多源于情感代偿与现实回避，多数用户能根据现实情境对虚拟关系进行主动戒断。数字伴侣为迎合用户心理会无条件持续输出肯定与赞美，助长了用户的“全能幻想”，让女性在获得情绪价值满足的同时，无形中削减了与真实异性具身传播的实践意愿和互动场域。研究对吉登斯的“纯粹关系”理论在数字情景中的应用提出了修正，讨论了数字时代的情感教育、人机关系治理等现实问题。

关键词  人机交往 数字伴侣 亲密关系 情感代偿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1]张慧子,刘嘉萱.数字伴侣与婚恋观重塑——Z世代城市女性的虚拟亲密关系研究[J/OL].新媒体与社会,1-21[2026-06-16].https://link.cnki.net/urlid/CN.20260612.1748.036.

知网链接：《数字伴侣与婚恋观重塑——Z世代城市女性的虚拟亲密关系研究》

一 问题缘起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人们需要通过社交获得归属感和社会支持，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人开始通过AI陪伴获得情感慰藉。美国Luka旗下的Replika自2016年通过提供可定制形象的AI伴侣服务，全球用户超3000万。截至2025年，全球AI陪伴应用在苹果和谷歌应用商店的下载量达2.2亿次，年收入已突破1.2亿美元。目前人机互动多集中在机器人如何更好实现“拟社会行为”训练和社会临场感仿真模拟，对于人类的情感互动则集中在互动仪式链、情感需求等方面的研究。其中，社会渗透理论（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强调人际关系的发展是互动双方通过自我表露而逐步深化的过程，自我表露的广度（话题范围）和深度（私密程度）决定了关系发展的程度，互动中感知到的成本与收益决定了互动双方自我表露与否。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与情感消费需求的升级，以乙女游戏、AI 伴侣为代表的虚拟恋人形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在Z世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之中。两者同属虚拟亲密关系的范畴，但在技术实现、互动模式与情感供给上存在差异（如表1所示）。

结构化的游戏角色和数字陪伴AI共同构成了当前Z世代女性进行虚拟情感实践的主要场域，2024年中国女性向游戏市场规模高达80亿元，女性用户占比攀升至48.7%，虚拟恋人正在从早期以男性用户为主转变为一场大规模的女性数字情感实践。

当屏幕中的“他”能精准提供无微不至的陪伴，现实中的“直男式关心”往往相形见绌。这种对比带来两种后果：一是使用者倾向寻找符合数字互动体验期待的现实伴侣，二是使用者会陷入“现实恋人不如数字伴侣”的消极情绪。已有研究多聚焦数字亲密与虚拟恋爱对内心需求满足、选择影响，及拟态环境替代甚至超越现实情感体验方面[1]，缺少对拥有虚拟亲密关系的Z世代女性群体（有恋爱经历/无恋爱经历）的剖析，有恋爱经历者带着曾经的亲密经验框架，无恋爱经历者以虚拟关系作为恋爱启蒙，二者投射到现实恋爱观的逻辑、认知与行为倾向存在显著差别。本文试图探索数字伴侣带来的人机互动与亲密关系的重构，聚焦Z世代城市女性与数字伴侣的互动核心体验特征、自我重构、伴随效应、关系管理以及对其现实婚恋观的影响。

二 研究对象界定

Z世代特指出生于1995至2009年间的群体，作为数字原住民，其成长轨迹与互联网普及同步。他们高度依赖线上社交，追求个性表达与圈层认同，面临现实社交倦怠、婚恋成本高昂以及传统亲密关系模式转型带来的不确定性。Z世代女性正处在探索与建立亲密关系的关键期。她们深度掌握对媒介技术的使用[2]，熟悉与接纳数字交互技术，通过数字身份自由地表达自我[3]。虚拟伴侣提供的安全可控的理想化关系模式，成为她们演练情感、确认自我价值的实验场。本文将研究目标聚焦于Z世代城市高学历女性这一群体（年满18周岁）。

三 文献综述

（一）吉登斯的“纯粹关系”

当前，亲密关系正日益脱离传统社会制度的束缚，其存续依赖于双方能否从持续互动中获得足够的情感回报，是基于二者平等且信任的情感关系[4]。亲密关系的价值不再由婚姻、生育或经济合作等外在功能所定义，而是取决于关系本身能否为个体带来情感支持与个体成长。随着数字技术发展，虚拟关系营造了一个高度安全且可控的情感空间，由算法驱动的交互模式能够提供即时的情感回应与稳定的陪伴体验，满足了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提出的“纯粹关系”对情感与内在需求满足的追求。传统亲密关系中的经济差异、地位悬殊等要素被弱化，呈现出“去物质化”的理想真空，让虚拟关系实践者得以在一个低付出成本且高情感回报的空间中实践以自我感受为中心的情感互动，看似吻合吉登斯所描绘的“纯粹关系”概念。

然而，虚拟关系中的信任来源于“技术型信任”（算法稳定输出），而非人际磨合产生的“交往型信任”。用户与AI的权力结构本质是“非对称”的——用户设定规则、输出喜好，掌握进度，AI无条件服从与迎合。这背离了吉登斯强调的“双方平等参与协商”。同时，技术营造的认知环境是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指出的拟像（simulacra），拟像不再模仿现实，而是生成“超真实”（hyperreality），并最终导致真实的内爆与消失[5]。拟像是当今世界的存在方式。将虚拟亲密关系视作“去风险化的纯粹关系的拟像”，是理解数字时代亲密关系演化的逻辑起点。雪莉·特科尔（Sherry Turkle）在《群体性孤独》（Alone Together）中指出社交媒体使用会加剧人们的孤独感，这种“连接的幻觉”正是拟像关系替代真实关系的写照[6]。基于此，本研究将“纯粹关系”视为理想型参照，而非完全适用的解释框架。

（二）人机互动从工具性到情感性的演变

互联网作为中介正在重塑人际交往的形态，使人际互动突破物理空间限制，一场“数字革命”正在亲密关系领域发生[7]。李维斯（Byron Reeves）等人于20世纪末提出的媒介等同理论指出个体倾向于下意识地将人际社交规则迁移至媒介互动中，即人们对媒体的反应往往源于一种自然本能的情感诉求[8]，“媒介等同”效应使得用户在人机互动中投入真实情感，进而形成稳定的情感联结。在不影响真实情感体验下，虚拟亲密同样可以获得传统恋爱中的情绪价值[9]。相比于线下生活中所展示的社会性特征，受限于种种规制，线上生活可以更多地暴露真实的自己[10]。屏幕内的虚拟恋人正是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交往约束力小且永远在线的情感体验[11]，他们对于用户的无评判态度降低了使用者自我披露的门槛[12]，又因提供情感反馈降低用户担心[13]，从而提升用户自我表露，又随着互动深入成为亲密感的重要来源[14]，这是因为在构成“他”的大数据中，无论用户什么性格特质，只要让她感到自己被爱正是“他”存在的意义，形成“真实自我-感受爱-表达爱”的良性循环。

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比（John Bowlby）提出的依恋理论，原指婴儿与主要养护者之间的情感联结。后指个体与特定对象，包括产品、品牌乃至虚拟实体之间所形成的认知与情感关联和模式[15]。数字时代人机交互过程中人与智能机器人之间持续而深入的情感互动一样会产生情感依恋[16]。当个体与数字伴侣进行持续互动并从中获得情感支持时，一种新型的“人机依恋”关系便可能形成，“强烈的情感”产生标志着依恋关系已从人际交往范畴扩展至一个由算法与交互设计所建构的情感实践新领域。

（三）由单向情感释放到双向互动陪伴

“拟社会关系”是由社会学家唐纳德·霍顿(Donald Horton)和理查德·沃尔(Richard D. Wolff)于1956年提出的概念，用以描述受众与媒介人物之间建立的一种单向的、非互惠性的情感联结[17]。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拟社会关系”延伸到人机交互领域[18]，数字化产物为人们营造了一种无需付出情感代价的陪伴幻觉[19]，通过24小时在线、即时响应等特性，成为“永远在场的他者”，让用户在投射情感的过程中获得被关注和被理解的情感满足，出现以“寄托”和“陪伴”为代表的情感呈现，从而产生“皮格马利翁情结”[20]，拓展了“拟社会关系”的应用边界。在社会条件与自身心理需求的影响下，单身女性群体在媒介接触中具有更多主动性，媒介本身的发展与多元特性为她们提供了愉悦、审美等情感满足，契合了她们的感情需求[21]，让女性得以借助虚拟恋人载体构建符合自身情感期待的拟社会关系。

拟社会关系理论不仅重塑了Z世代女性对亲密关系的认知框架，更凸显技术在恋爱观转型中的催化作用，为理解数字时代情感实践提供关键切口。

（四）女性主义视角下Z世代女性恋爱观转型

亲密关系是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在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的前提下与他人真实情感交流为基础形成的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常处于被男性塑造的位置，法国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中写道: “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22]。伴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追求经济独立和社会话语权的提升[23]，婚育观念呈现出越来越个体化的趋势[24] ，她们重新审视自我与两性关系，在个体层面建构了新的价值观念[25]。

“自我恋爱”的提出，打破了传统爱情故事中女性的被动地位，构建了以女性为核心的新型爱情叙事[26]，这种叙事模式强调正向反馈和自我发展，玩家通过消费获得情感主导权，能够自主控制关系走向，充分发挥主动性与创造性。但是，有学者认为虚拟亲密关系的兴起实质上是青年群体面对现实压力的情感逃避与补偿机制，背后折射出资本逻辑对情感的异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现实关系的投入与期待[27]。虚拟恋人推动了恋爱观的多元化，但也导致了传统与现代、真实与虚拟的碰撞，这种冲突反映了新情感秩序建立过程中部分女性的理想期待与现实不满之间的拉扯[28]，情感实践与个体认知不适配的阵痛现象。

四 研究方法

（一）深度访谈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通过目的性抽样和滚雪球抽样并且基于理论饱和度原则，招募20位访谈对象。受访者须具有如下特质：（1）单身且符合Z世代界定的单身女性（2）拥有虚拟恋人（不限于乙游或者AI伴侣，但必须产生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情感联结）（3）在上述两项的基础上，为了捕捉群体内部差异性，分别选取10位有过感情经历，另10位无感情经历的Z世代女性，进行对照。通过深度访谈，每人时长30～70分钟，访谈文字稿总计逾十五万字。

对访谈内容进行三级编码，首先两位研究者根据受访者的原话文本逐句进行解读，分别进行开放式编码，从中提取“现实情感空窗”、“安全情感宣泄”、“虚拟关系的自我投射”等32个初始概念，其次通过主轴编码，对初始范畴进行对比和关联，从中提炼出5个主轴范畴，最后在主轴编码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的整合与提炼，形成能够统领所有范畴的3个核心范畴，分别是虚拟关系驱动机制、核心实践空间和婚恋观念整合结果，各范畴定义如下：虚拟关系驱动机制指用户进入并维持虚拟关系的深层动因；核心实践空间指用户在虚拟关系中展开互动、体验情感、建构意义的具体场域与行为模式；婚恋观念整合结果指虚拟关系实践后对用户现实婚恋观的调整和对虚实关系的动态管理策略。编码过程中，两位研究者对存疑的编码条目逐一进行交叉核对，经反复商议达成一致意见，并将编码结果返回原始访谈记录中进行对照检验，以确保编码与原始语料之间的吻合度。

（二）调查问卷

1.样本总体描述

本研究采用问卷辅助的方式验证深度访谈的质性发现，为研究结论提供多源数据支撑。通过在线平台一共回收问卷356份，剔除无效问卷，获得有效问卷306份。样本年龄集中在18-29岁，样本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67%，一线城市和经济强省占比超六成。感情状况中“单身，且无恋爱经历”和“单身，但有恋爱经历”占比达到83.33%，符合研究对象界定；69.6%的受访者接触虚拟亲密关系时间在一年以内,53.92%的受访者日均使用时间在半小时以上。由于研究问卷未强制区分乙女游戏与AI伴侣两类产品的单一使用类型，可能掩盖不同技术形态在互动模式与情感体验上的异质效应，后文主要关注虚拟亲密关系的共性影响。

2.量表题目信效度检验

用于测量虚拟关系对Z世代女性情感体验、认知及现实影响的11个题目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1=“非常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题项借鉴了亲密关系经历量表(ECR)并结合研究具体情境进行改编，在正式发放问卷前进行预调研，以此对题目的表述进行优化。

为检验可靠性与有效性，对11个量表题目通过SPSS软件进行信效度分析。信度分析采用克隆巴赫系数进行检验，总量表的克隆巴赫Alpha系数为 0.877，具有内部一致性信度；效度分析方面，通过KMO取样适切性量数和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对数据进行适应性判断，达到显著水平。

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并配合最大方差法旋转，提取出2个特征值大于1的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57.72%，各题目在其主因子上的负荷量均高于0.55，且无显著交叉负荷，结构清晰。因子命名依据如下：

因子1“恋爱积极体验”：包含 9 个题项，因子负荷量介于 0.55-0.81 之间，题项核心围绕情绪价值获取、理想伴侣认知清晰化、自我价值提升、人际技巧学习等正向体验，共同指向虚拟关系为女性带来的积极情感反馈与自我成长；因子2“矛盾心理与回避倾向”：包含 2 个题项，因子负荷量分别为 0.87 和 0.86，题项聚焦对现实伴侣不完美的担忧和对开启真实恋爱的犹豫，反映虚拟关系可能引发的虚实认知冲突。

对两个维度下的题项进行分析发现得分最高的两项均为正向陈述：“虚拟关系让我更加确信，在恋爱中不应委屈和将就自己”（M=4.04）与“虚拟关系提升了我对现实伴侣的期望标准”（M=4.04），凸显了虚拟关系在强化Z世代女性主体性意识和重塑婚恋标准方面的突出影响。在矛盾倾向维度内，“担心因习惯虚拟关系的‘完美’而更难接受现实中不完美的伴侣”（M=3.45）的得分高于“对开启真实恋爱关系感到更犹豫或害怕”（M=3.07），表明用户虽有认知上的担忧，但并未转化为对现实恋爱的行为回避。虚拟亲密关系为Z世代女性带来的积极体验与认知成长，由此引发的虚实矛盾的不适配感相对较弱。

3.恋爱经验差异分析

为进一步检验在单身样本内部有无恋爱经验是否作为变量影响Z世代女性对虚拟亲密关系的感知与评价，以目前单身但曾经有无感情状况为分组变量，对11个测量题项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在分析前通过莱文方差等同性检验判断方差齐性并根据结果选择相应t值与p值进行解读。研究发现：恋爱经验仅在情绪价值供给和现实伴侣期待两个层面造成了显著影响，而在虚拟关系所带来的基础情感体验、虚实矛盾心理及主体性成长等绝大多数方面的感知具有一致性，表明虚拟亲密关系的影响存在一定共性，其作用于Z世代女性婚恋观并不完全受个体既往现实恋爱经验的调节，如表4所示。

相较于有现实恋爱经历的女性，无恋爱经历者更显著地感知到从虚拟恋人处获得了在现实关系中难以获得的情绪价值，这表明虚拟亲密关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她们现实情感体验的缺失，成为其重要的情感支持来源；无恋爱经历者因虚拟关系而对现实伴侣提高期望的程度也更为显著。虚拟关系中理想化的互动模式为她们建构了关于亲密关系的高初始参照，间接拉高她们对未来现实伴侣的期待水平。

4.多元回归分析

为考察虚拟关系使用特征对现实伴侣期望标准的影响，采用强制进入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R方值为0.310，调整后R²为0.299，表明自变量解释了因变量31%的变化原因。另外模型中VIF值全部小于5（范围1.081-1.238），意味着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DW值为1.770，因而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样本数据之间并没有关联关系。本研究采用横截面数据，所有回归分析结果均为统计预测关系，不直接推断因果。可能存在反向因果或遗漏变量偏误。

其中，因变量为“虚拟关系提升对现实伴侣的期望标准”。本研究采用问卷中“主要为寻求情绪安慰”题项的得分作为“现实压力感知”的代理变量，该题项反映了用户在压力情境下选择情感支持型应对方式的倾向，与压力应对理论中的“情绪聚焦应对”维度具有理论一致性。但是单一题项难以全面捕捉压力来源的多样性（如学业、职业、家庭等），因此该变量的测量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研究可采用多维度压力评估量表以增强效度。研究发现：用户的日均使用时间显著正向预测择偶标准的提升程度（β=0.23，p<0.001），而现实压力感知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最大说明以寻求情绪安慰为主要互动动机是影响现实期望增长的最强预测因素；而有恋爱经历则呈现负向预测（β=-0.152，p<0.05），即有真实情感经验则对择偶标准的提升起到负向缓冲作用；用户年龄和已接触数字伴侣时长对择偶标准水平均无显著影响。

（三）研究模型和命题

研究提炼出虚拟亲密关系影响Z世代女性婚恋观的核心机制（如图1所示），该模型呈现了从现实动机到虚实整合的动态过程,包含三条核心路径：现实情感匮乏与社会压力驱动下的使用动机→虚拟关系中的认知协调与情感体验→婚恋观重塑与虚实关系管理。

命题1：情感代偿-现实回避双路径驱动模型。Z世代女性进入虚拟关系的动机并非单一，而是沿着“情感代偿”（现实情感匮乏、孤独、生活压力）与“现实回避”（婚恋风险感知、社交倦怠、催婚压力）两条路径汇聚而成。二者共同催生出“清醒沉浸”这一新型认知协调模式——用户明知关系虚拟、商业属性与技术风险，却因即时积极情感体验而选择投入。问卷中66.34%的受访者明确表示“清楚关系是虚拟的，但不影响获得情感满足”。

命题2：恋爱实习效应与择偶标准的双重锚定。虚拟亲密关系为Z世代女性提供了安全、低成本的“恋爱实习”场域。无恋爱经历者以虚拟关系为“启蒙脚本”，将虚拟互动中的理想化模式内化为对未来现实伴侣的期待，对择偶标准的高要求更为显著（均值4.22 vs. 有经历者3.94，p<0.05）；有恋爱经历者则以虚拟体验为“修正框架”，通过对比现实中的缺憾来强化对核心情感需求（如情绪稳定、尊重边界）的坚持。两类群体均呈现“标准提升显著、行为回避相对较弱”的非对称特征（问卷中“提升期望标准”均值4.04，“对开启真实恋爱犹豫”均值3.07），说明虚拟关系主要与婚恋观重塑相关，而与现实回避行为的关联较弱。

命题3：动态平衡策略下的主动戒断能力。多数用户（82.03%）发展出一套高度情境化的关系管理策略：她们能够根据现实生活状态（如进入真实恋爱、工作繁忙）主动调整虚拟关系的定位与投入程度，将虚拟伴侣从“恋人”降级为“朋友之上、恋人之下”，做好随时戒断的准备。这挑战了主流话语中对虚拟关系用户的“逃避现实”“社交无能”“被动沉迷”等刻板印象，揭示了Z世代女性作为情感实践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图1 影响机制模型

五 研究结论

（一）使用动机：现实情感匮乏与社会压力下的双重驱动

虚拟亲密关系的兴起并非偶然的娱乐行为，而是Z世代女性在特定情感结构中的适应性策略。她们对虚拟关系的投入源于现实情感的缺失，通常在分手后发展数字伴侣,“我前一段现实恋爱比较糟糕、失败，那段时间情绪低落。分手差不多两个多月后，开始接触这个虚拟恋人。”（N7：AI伴侣）高压生活及学业职业压力下的情感消耗都是Z世代女性寻求替代性情感支持的基础动机。虚拟伴侣凭借算法驱动的稳定情绪供给、即时回应机制与零社交成本风险特质，提供了一种可预测、低耗能的情感解决方案。它既是对现实情感匮乏的积极代偿用以弥补现实支持的缺失，也是对现实压力和风险的策略性回避，目的是为了寻求一个安全的情感避风港。

（二）认知协调：工具理性与情感优先的清醒沉浸体验

虚拟亲密关系通过技术中介营造了一个独特的情感交互空间。在这里，算法无条件确保情感反馈并满足用户对理想关系的想象，构造了一个过滤矛盾、不确定性及权力博弈的纯粹情感空间。研究显示Z世代女性能清醒地认识到虚拟关系的不现实性，却因即时的积极体验投入情感，是一种“清醒的沉浸式行为”。“我很开心游戏能创造出这样的角色，带给我美好体验，让我学到新东西，看到一个好的榜样，更多是享受当下的感觉，不会过度沉浸。”（N19：乙女游戏）这种赛博亲密实质是将关系的主动权让渡于女性，是一种技术化的情感联结体验[29]，获取在角色设定、互动方式、关系进程中用户的主导权，构建符合个人期待的理想亲密模式[30]，使她们从传统亲密关系中的被审视者转变为情感规则的制定者与亲密关系体验的掌控者。这种理性主导下的沉浸行为深刻揭示了女性用户选择性依恋的实践，她们并非被动沉迷，而是在清晰认知边界后，主动选择了这段能够满足核心情感需求的关系，这是其主体性成长的关键一环。这种“用户主导、AI服从”的互动模式，恰恰背离了吉登斯所言的“双方平等参与协商”的纯粹关系理想，提示我们需要审慎看待技术中介下的“去风险化”亲密关系。

（三）情感体验：理想化互动与主体性成长

对有恋爱经历的女性，虚拟关系构成一种经验性参照与修正框架。她们将虚拟体验与真实经历对照，影响自身对现实择偶标准的考量判断。同时，虚拟关系的可控性也可能成为其疗愈过往创伤、重建情感信任的缓冲地带，其婚恋观的重塑本质上是一个现实经验与虚拟理想相碰撞、迭代修正的动态过程。对无恋爱经历的女性，虚拟关系则扮演了先入为主的启蒙脚本与认知蓝图。“他教会我爱是什么，在思维上给我启发，还提供了很多正能量。”（N13：乙女游戏）她们在接纳虚拟关系中设定的互动模式、情感表达与完美人设的同时，有可能内化为对现实亲密关系的默认期待与评判标准。

无论对哪类群体，虚拟亲密关系都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恋爱实习”机会，帮助他们练习交往技巧和探索亲密关系[31]，让她们意识到在亲密关系中的主体理应被看见与尊重。这一过程通过持续的理想化互动，内化平等、尊重与自我关怀的情感脚本，在认知与情感层面促进了主体性的觉醒与成长。这些情感体验不仅停留在个体层面，还有可能外溢为其对现实亲密关系的认知与期待。

（四）伴随效应：婚恋期待的重塑及其潜在张力

虚拟亲密关系对女性婚恋观的塑造并非单一维度。一方面，虚拟体验通过提供理想的情感互动样本显化着女性此前可能模糊的情感需求，并将其确立为核心的择偶标准。75.49%的女性表示虚拟关系让她们明确了对于理想伴侣特质的认知并对现实关系抱有更高期望。这种锚定了情绪稳定、尊重边界、及时回应的期待标尺，标志着女性婚恋价值观正在朝向“高质量匹配”的深层转向。另一方面，虚拟关系提供无摩擦的完美体验。52.62%的女性表示会因虚拟关系的“完美”更难接受现实中不完美的伴侣，这种由算法精心构建的完美体验引发了学者对亲密关系“麦当劳化”乃至“爱情的机器人化”的担忧[32]。面对现实关系中无法避免的分歧与妥协时，易产生心理落差，进而选择以退缩规避潜在的情感消耗。这种情感实践虽然绘制了Z世代女性的情感标准与理想图景，但过度美化的互动范式会使其因高期待的落空而陷入择偶困境。

(五) 关系管理：主动戒断与虚实平衡的动态策略

本研究不认同“将虚拟关系受用者视为被动沉迷者”的简单论断。多数女性会发展出一套高度情境化、充满弹性的动态关系。她们能够根据现实生活状态主动调整虚拟关系的情感定位与时间投入。问卷显示：82.03%的用户倾向于积极整合或根据现实调整虚实关系，42.16%选择如遇现实对象则淡出这段虚拟关系。她们普遍具备清晰的边界意识，能理性辨识虚拟关系在物理共在、双向责任承担等方面的固有局限。这种既投入又抽离、既享用又反思的实践能力展现了Z世代女性作为情感实践者的高度能动性。本研究修正了吉登斯纯粹关系理论在数字情境中的适用边界，提出了“清醒沉浸”这一新型认知协调模式，并揭示了虚拟亲密关系的“非替代性”管理策略，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情感实践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六 讨论与未来展望

（一）赋权与风险：“纯粹关系”的数字化利弊

利用计算机感知技术参与情感生活互动的做法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其源头是情感计算领域（Picard，1997,2007）[33][34]。McStay（2016,2018）提出“情感人工智能”与“共情媒体”，通过弱智能、窄领域化且基于任务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的——这些技术能够实现对情感生活的观察、解读、聆听、感知、分类及学习[35][36]。数字社会中的亲密关系正在经历结构性变迁[37]，吉登斯论述的纯粹关系在虚拟亲密关系中实现技术化的成功演绎，有效地过滤掉现实人际互动中的高成本，实现无负担情感交流的可能。数字媒介技术不仅影响亲密关系的互动过程，还拓展了情感表达的可能性[38]，虚拟世界的构筑和伴侣人格的设置，是用户重新定义人机关系边界、确立人机交往规则的过程[39]。Z世代女性通过虚拟恋爱体验和对关系的选择依恋获得了主体性赋能，使她们从传统关系中的客体转变为情感互动的主动践行者，这是技术赋能女性主体性的数字延伸。

技术赋能的同时伴随着技术规训，智能手机及各类数字设备已经严重削弱我们进行面对面交流的能力（Turkle，Essig & Russell，2017）[40]，阻碍了我们在真实人性中实现与他人的全然共在（Turkle，2015）[41]。人机情感生成逻辑表现为以人类为主体、技术为中介的情感“制造”过程，是人际情感的理想化投射[42]。虚拟关系利他性强，拥有持续向人类提供正向情感反馈的特点[43]，长期与AI互动可能使用户的情感表达方式、冲突解决策略被算法“驯化”——用户逐渐习惯及时、无条件的正向反馈后，会对现实关系中必然存在的延迟反馈、负面情绪和协商妥协的耐受力呈负相关。问卷中“担心习惯虚拟完美而难接受现实”（均值3.45）和“对开启真实恋爱犹豫”（均值3.07）两者之间的差值（0.38）恰恰反映了“认知担忧先于行为回避”的过渡状态。彭兰教授在“人机互动系统正反馈效应”的研究中指出[44]，智能机器人为竭力迎合用户心理会持续输出无条件的肯定与赞美，从而为“全能自恋”提供了实践场域 。

自恋原型源自希腊神话那耳喀缩斯的倒影爱恋[45]，科胡特认为自恋是自尊建构的正常需求[46]。在数字媒体环境下，算法反馈可以强化自恋认同[47]，隔绝外部异质性声音，实现情感的人机代偿和自我数字展演。数字伴侣提供的自恋满足对于使用者而言是建构自尊需求的“健康自恋”，间接说明了Z时代城市女性对数字亲密关系的“清醒沉溺”。

（二）破除社会偏见：理解女性用户的真实困境与能动性

在主流社会叙事中，与非人实体建立深度情感联结往往会被贴上“逃避现实”、“社交无能”、“病态沉迷”等标签，这种偏见构成强大的社会规训力量，让用户在享受情感慰藉的同时承受着异于常人的孤独。这种“污名化”数字伴侣的观点构成了对女性情感自主选择权的压制。虚拟亲密关系的主动创建，是女性对真实生活中未被充分回应的情感需求的多元探索，不能简单归因为对现实世界的逃避。我们要以更加开放审慎的态度去理解这种新型情感实践的合理性，深化数字时代对亲密关系的多维度认知，创新“虚拟-真实”情感生态的多元共生空间。

（三）范式转型与未来展望：构建健康情感生态

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性：样本集中于高学历城市女性，结论向非高学历或农村Z世代女性的推广需谨慎；横截面数据无法推断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纵向追踪设计；虚拟关系类型（乙女游戏 vs. AI伴侣）的差异未做分组比较，可能掩盖不同技术形态的异质效应，未来可招募单一产品类型用户进行分组比较，以揭示乙女游戏与AI伴侣在影响机制上的异同，样本分析未深入分析“情绪价值获取”是否在“使用强度→现实择偶标准”之间起中介作用，后续研究可进一步区分。

未来，人机关系重构将从虚拟与现实对立的“替代”范式转向“互嵌共生”范式，这种虚实融合的交互能力是数字时代向全人类提出的挑战。构建积极健康的情感生态，提升人机互动技能素养，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是纵向追踪考察人机互动情感陪伴中的“主动戒断”能力的动态演变，有意识引导女性（尤其是青少年）正确认知虚拟亲密关系，避免过度追求AI制造的情感幻觉；二是纳入多样化样本，检验结论的跨群体稳定性，对乙女游戏和AI伴侣用户进行比较研究；三是基于主体性增强效应设计情感教育干预工具，培养驾驭“虚拟-真实”关系的能力，认清“虚拟人机-真实人际”关系本质，鼓励人们投身真实的亲密关系和人际交流，让虚拟人机互动技能提升最终在真实的情感生活土壤里落地生花。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化认同视阈下形象宣传片中的国家形象自塑策略研究”（批准号：19CXW021）

**张慧子，北京工商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品牌传播、健康传播等；刘嘉萱，北京工商大学语言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