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民政部数据，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数为610.6万对，创下近40年来新低。婚恋意愿持续走低、初婚年龄不断推迟，成为我国青年婚恋的“新常态”。在我国主流社会文化下，婚恋与生育具有连贯性与传导性，青年婚恋的变化不仅是社会转型期个体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变迁的缩影，更关乎国家人口持续均衡发展。随着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型期，构建和完善系统性的青年婚恋支持政策体系，其意义超越了回应青年情感福祉的个体范畴，更是关乎积极应对人口发展趋势、夯实高质量发展所需人力资源基础的关键变量。因此，近年来，加大对青年婚恋的政策关注与支持成为青年发展工作的重要趋势之一。从《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首次对青年婚恋予以专题性的关注，共青团中央、民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2017年联合发布的第一份青年婚恋服务政策文件《关于进一步做好青年婚恋工作的指导意见》，再到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本级的政策项目，在青年婚恋现象与政策持续更迭演进的当下，对既有政策进行适时回顾与充分评估，是优化政策供给、增强婚恋工作效能的必要前提。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当前有关学术研究主要聚焦于青年婚恋观念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等，许多研究成果深刻指出青年婚恋观呈现个体化、自由化的发展趋势，其与教育年限、物质条件、社会文化、福利保障等社会性因素紧密相关。政策分析类研究则更多聚焦于生育环节，少数以婚恋法律政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则侧重于政策法规历史沿革的简单梳理和归纳，对青年婚恋政策的体系结构、存在困境等研究还不算充分。因此，本研究旨在挖掘现有婚恋政策的体系结构和策略导向，并针对性地探讨其与青年婚恋现状的适配性，进而为政策的持续优化提供重要参考和依据。
一、理论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 理论渊源—注意力配置观
公共政策理论认为，政策的制定往往以决策者对多项议题优先处理顺序的取舍为前提，而这从本质上来看是事关注意力配置的问题。“注意力”理论源于心理学研究，是指个体的决定特定刺激指向和集中于某种事物的过程或条件。美国学者赫伯特·西蒙率先将注意力的概念引入组织行为学和管理学的研究中，并将这一概念界定为决策者“选择性地关注部分信息而略过剩余其他的过程”。换言之，决策产生过程也是决策者对已有的资源信息进行注意力觉察、解释、分配的过程。决策者注意力的投入形态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对公共议题的选取与倾向、公共资源的配置与投入、公共服务的方向与领域。由于注意力为总量有限的稀缺资源，对其的取舍既关乎决策主体主观因素，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在我国的政治语境下，显著性与紧迫性是我国决策者配置注意力的重要策略，即对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特定事件赋予较高关注度。这是理解我国政治注意力运行实质的关键前提。
由于青年婚恋涉及主体多、时间跨度大，将注意力配置理论嵌入青年婚恋政策研究，能够鲜明地展现婚恋领域的政策偏好性与目标优先级，系统性、可视化地体现决策者在青年婚恋中的工作策略、驱动目标与投入程度，以此为起点探讨现有政策的可及性与有效性，进而挖掘其中存在不足与优化路径。
（二） 研究设计
政策文件是决策者注意力认知取向与分配投入的具象集合，赋予决策者进行资源分配、落实工作安排的合法性，其中文本关键词的节点频次是决策者对于某一事务关注程度的直观映射。因此，本文选取了自2017年以来国家和地方的部分婚恋领域政策性文本，其中既包含专项性的婚恋政策，也囊括了综合性青年发展政策中的婚恋相关内容。通过使用NVivo15文本分析软件，对文本进行关键词分类、编码及分析，将定性的文本资源量化转换为直观的数据，结合对具体文本与案例的详细剖析，厘清当前青年婚恋工作的注意力配置基本全貌与策略偏好，期望得出对青年婚恋服务优化具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在地方政策文件的选择上，本研究选取G省的省、市、县、村各级青年婚恋政策文件为研究对象。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G省是我国的青年人口大省，14—35周岁青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三成，显著高于28.4%的全国青年平均水平，具备扎实的青年工作基础，也面临着结婚登记人数持续走低、青年初婚年龄推迟的共性难题，在青年婚恋工作上具有代表性。在县（区）级、村级政策文件的选取上，为平衡样本的可得性与代表性，本研究基于地域差异性原则，通过调研收集、政务公开及权威媒体公开报道等方式，收集并选取部分核心内容涉及青年婚恋的正式文件，以期最大程度地囊括基层实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三） 样本编码
本研究使用NVivo15的编码与统计功能，以“参考点”及其频次描述青年婚恋政策中注意力配置的整体情况和具体分布特征，编码过程主要经历以下步骤。
第一，确定框架，由于注意力配置是决策者选定目标主题、工具手段对部分主体施加影响的过程，本研究将婚恋政策的目标、工具与对象作为编码基础维度，对政策文本进行开放性编码。第二，聚类分析，将初始概念整理归纳至对应范畴条目。其中对于政策工具初始概念的归类，基本分为文化支持、服务支持、监管支持、实质支持等四个维度，再对应八个次级概念进行归类。第三，信度检验。通过NVivo内置功能对两位独立编码者编码的比较查询，得到Kappa值为0.788，具有较高一致性。最终，确定青年婚恋政策的分析编码参考点词表（详见表2）。
公共决策者的公共资源总量有限，难以同时对所有事务都投射同等的关注度，文本分析发现：决策者以回应婚恋热点现象作为注意力配置的优先级，并以此为生成导向形成政策体系，结构上总体展现在投入领域上趋向集成性、在偏好手段上注重倡导性、在关注对象上追求多元性的基本特点。
（一） 从政策主题来看，以青年婚恋规律为生成向度延展工作边界
虽然婚恋在传统认知上主要包含交友、恋爱、婚姻三大顺序节点，现有青年婚恋政策的服务视野逐渐向婚恋的前端与后沿环节拓展，表现出青年婚恋促进与优生优育引导双轨并行的目标导向。如《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青年婚姻家庭和生殖健康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被规制为青年婚恋领域的发展目标，与“促使青年婚恋观念更加文明、健康、理性”“青年的相关法定权利得到更好保障”相并列。由共青团中央、民政部、国家计生委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青年婚恋工作的指导意见》同样将青年性健康教育和优生优育宣传教育、生殖健康服务水平等生育保健相关主题纳入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
由于政治注意力依循科层结构及其运行规则自上而下地进行有序传递，顶层政策文件所展现对青年婚恋的关注重点也将塑造地方的工作模式与投入方式。大部分的省份与城市的青年发展规划文本总体依循了中央文件的生成向度，同样将性健康教育、母婴保健服务、生育权利保障等主题纳入政策规制范围中，有效推动青年婚恋政策范式在注意力自上而下的沿袭中基本成型。表3所展示的为文件样本的节点统计，当前青年婚恋政策主要囊括了性健康教育、婚恋促进、优生优育促进三个维度的主题，在时间维度上分别表现了延续性。
政策服务边界的延伸一定程度上体现我国婚恋政策制定对我国青年婚恋文化与规律的现实考量。“择偶—结婚—成家—生育”仍是我国社会形成普遍共识的家庭生命周期规律，青少年的性健康观念对婚恋想法、行为产生影响，婚恋观念与生育观念又形成互嵌与互补的共生关系，且青年婚恋难题与生育疑虑存在高度的共通性。婚恋政策与生育政策构架衔接互通，是将婚恋对生育施加的深远影响纳入考量，也是对青年婚恋规律的积极适配。
（二） 从政策手段来看，以应对婚恋现象为生成逻辑组合服务工具
青年婚恋既关乎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也外化为基于经济物质条件的理性行为判断。因此，当前政策搭建包含文化支持、服务支持、监管支持与实质支持在内的整体范式，蕴含着积极回应婚恋意愿降低、婚恋成本提升、婚介市场混乱等青年婚恋新现象的生成指向。
文化宣传的柔性手段成为获得高强度关注的主线，被置于各级婚恋政策注意力资源的优先等级，具有相对详尽的文本篇幅和细则规制。从形式来看，文化支持类的政策总体可分为观念引导与行为规范塑造，具备“移风易俗”的改造功能。一方面，知识普及、教育引导等方式具有较高的延续性与传递性，婚恋文化教育、家风家教宣传、优生优育知识普及等观念引导类手段出现频次达125次，是在各级政策文本中都得以延续且显示度最高的工作载体。此外，强化社会规范对大众婚恋行为的约束成为注意力新焦点，在政策样本中出现51次，主要包括对不当性行为或生育行为的预防、婚育医学保健的普及，不良婚俗的抵制等。其中，婚俗改革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均发布婚俗改革方案，限制婚宴规模、破除天价彩礼等内容，旨在发挥社会规范对婚恋行为的干预作用。
服务支持与监管支持以解决青年实际难题、提升青年婚恋能力为导向，提供基础性婚恋公共产品。一方面，服务支持包括婚姻家庭与生殖保健两大方向，关键词频数分别为77次、59次，具有周期短、可见性高、争议低的特点。婚姻家庭服务方面，除交友活动、咨询辅导等传统服务之外，手续简化、跨区通办等婚姻登记服务的便民化改造成为近来关注的焦点，体现了对流动性加大、生活节奏加快等青年群体新规律的适应性调整。与此同时，生殖保健成为地方进行差别化发展的注意焦点。少量条件成熟的地区关注提升生育服务质量，如医疗基础相对优越的A市及其P辖区在本级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中提出“建立优生优育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全省唯一在青年婚恋中将生育公共服务设为独立二级标题的地区。
除此之外，监管式的行政化手段与现行法律法规建立衔接关系，保护青年免遭权益侵害。监管支持主要包含两种形式，一是维护青年群体的婚恋权益，包括女性青年生育权利、婚恋自由等提及17次。针对商业主体的市场监管则涉及58次，主要包括打击违法婚介行为、依法整顿婚介服务市场、推动行业自律等。这是对当前青年婚恋权益受损的直接性回应。
值得关注的是，近期对激励型政策的使用有所增加，尤其常见于村社基层。2025年以来，G省多个村镇将经济奖励的政策引入婚恋领域，分为本籍新登记结婚群体和婚姻介绍人两种类型。基层对实质性物质支持的自主性探索释放出注意力配置新趋势，即婚恋领域的公共治理逻辑开始逐步由规范约束与标准倡导的传统模式向实质性扶持转变。
（三） 从政策主体来看，以适应婚恋产业为协调导向吸纳多元主体
公共政策的制定，是政府依据特定目标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当中必然涉及对利益相关方的权衡与协调。由于婚恋是一项主体多元的青年发展事务，其政策也需要在供需两端之间、各利益主体之间进行注意力的有效调配。当前青年婚恋政策主体上的注意力配置具有扩大化兼具精细化的双重特点。
从政策规制端来看，婚恋政策的供给方呈现多元化特点，政策注意力逐渐从离散趋于集中整合。除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外，民政部、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等职能部门成为多项中央婚恋政策的发文主体。《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等综合性青年发展政策也在保留发挥群团组织独特作用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各职能主体的具体分工，将无形地引导组织内部加大对青年婚恋的注意力投入，破除婚恋政策资源投入的机构壁垒。
从作用对象的角度看，现有政策具备一定的主体兼容性。一方面是政策对象的年龄前移性。整体上，婚恋政策对象主要以职业类型与婚恋状态为分类向度，这有利于政策项目的组织化落实。与此同时，随着婚恋政策主题拓展至性健康教育趋势，青少年成为政策重点关注的群体，关键词出现25次，内容主要包括“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工程”等宣教政策，远高于大龄青年（9次）、进城务工青年（5次）、流动青年（3次）、农村青年（2次）等细分群体。政策对象年龄范围的前移蕴含了当前对青年婚育观进行前置性干预的注意力投入偏好，旨在对低龄青年观念养成期做好引导工作，从源头上改善婚恋难题。
另一方面，更多社会化主体被纳入治理视野。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城镇化的推进等因素，青年婚恋超越家庭私域进入公共空间，利益相关者从核心圈层的男女双方及其家庭，逐渐向婚恋产业链条上的商业主体、社会组织等拓展。因此，当前政策作用对象辐射至婚介机构、婚庆仪式经营者、行业协会等市场机构与社会组织，以此将原本分散的利益相关主体共同纳入统一的治理规则之下，为青年婚恋营造更为良性的商业空间与社会氛围。
由于信息的复杂性、资源的有限性，决策主体往往难以同时关注所有目标、方案及其后果，从而只能在特定领域进行理性化的行为选择。这使得各级婚恋政策虽然基本构建统一范式，但在衔接跨度、对象覆盖、回应力度等方面滞后于青年婚恋难题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一） 注意力分配结构与婚恋难题的复杂性之间存在支持缝隙
注意力分配效率主要取决于决策者对不同潜在资源的认知与考量。由于婚恋问题既嵌入于当代青年的生命历程，又与社会流动、家庭结构、物质环境、社会文化等社会结构变迁高度相关，所以婚恋挑战往往是青年生活经验乃至困境的伴生物，这要求决策者进行注意力配置时需要具备长期性视角与协同性导向，也就是说在聚焦青年婚恋意愿下降等表层原因的同时，还需关注深层制约因素与症结所在。
然而，当前青年婚恋政策的注意力配置导向与社会热点事件具有相关性，政策重点关注的领域通常与当下的青年婚恋热点现象密切相关。其中较为典型的便是以彩礼整治为核心的婚俗改革。随着“天价彩礼案”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治理“天价彩礼”，从2021年起，连续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延续此要求，各级政策制定者均将婚俗改革作为婚恋工作的核心议程。
即时性回应热点现象的注意力投入方式体现了风险防范、外部压力应对的政策设计导向，这虽然能提升政策的出台速率与公共认可，但难以对时间精力不足、物质生活提升等婚恋根源性难题予以系统性回应。具体来看，政策样本中仅有7处提及民生保障方面的配套支持，其中6次为倡导性表述、4次以育儿家庭为享受对象。可见婚恋配套服务往往以学历、技术、生育数量为获取门槛，或限定于已婚已育等群体，未能与婚恋政策、青年特点有机融合。如面对“无房不婚”的社会现实，住房公积金使用限制放宽等住房政策主要惠及已婚已育的群体，公租房等政策福利也通常以劳动关系、雇佣单位等职业身份作为分类要素与申请条件，未能将青年在恋爱、结婚上的刚性需求纳入其中。
如表4所示，婚恋政策文本中对配套服务政策的涉及较少，少量配套支持仅以育儿家庭为政策对象。当前多数惠及青年的公共福利政策，或归属于各年龄段的民生改善政策，或属于生育福利政策，呈现人才福利以学历、技术为获取门槛的特征。而婚恋政策本身尚未将已有福利政策纳入其文本范围，因而难以进一步拓展婚恋服务的限度。
总体来说，青年婚恋政策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尚未与社会人口发展工作大局形成循环，与婚恋难题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存在较大的落差。青年群体初婚年龄推迟、不婚不育是拉低我国生育水平的核心因素，婚恋政策的注意力投入应深度回应青年所面临的整体制度环境与物质条件困境，与文化、教育、住房、医疗等其他配套政策实现有效衔接与嵌入，通过关注更多青年婚恋问题的根源，来推动政策的完善。
（二） 注意力关注对象与青年婚恋关键群体之间存在覆盖空缺
作用对象的选择是政策制定的主要内容，也事关政策注意力的协调、统筹、取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青年内部分化更加复杂、细致，随之所面临的婚恋挑战也各不同。这对婚恋政策的群体兼容性与分众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有青年婚恋政策在作用对象的选取上虽然具有精细化的扩容趋势，但政策精准性未能充分适配当代青年群体的复杂性。
从作用对象的活动场域上来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深刻塑造了城乡青年在婚恋困境上的差异。农村青年的婚恋难题具有乡土文化与经济基础的特殊性，亟需针对性的政策支持。虽然当前政策对整治婚俗恶习等乡村婚恋相关议题的关注有所上升，但较少将农村青年作为独立的关注对象，内容上对城市区域具有更强的适配性，在组织者体量、对象需求层次等方面与农村地区的现实情况存在错配。如婚恋交友活动、知识普及教育、婚检孕检产检为代表的干预措施，多以学校社区、单位企业等为组织主体和开展空间，更加适配于那些具备一定婚恋承担能力或是身处城市环境的青年群体。农村青年在婚恋上所面临的婚俗传统、经济压力、婚配失衡等特殊性难题，更多局限在婚俗改革的倡导性表达上，仍须予以更高强度的注意力投入。
此外，当前政策在作用对象的选取上存在一定的性别偏向。如表5所示，现有婚恋支持政策在权益保障方面大体延续了既有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女性生育权利、青年休假权以及婚姻自由的保障。而当前的生育福利政策正呈现产假、生育奖励假、哺乳假等假期不断延长的趋势，这些政策往往以女性为主要关注对象，缺少对父亲弹性陪产假、长育儿假等方面的政策创新。突出女性生育权益，固然有助于保障女性的基本权益，但对男性的主体参与及家庭分工的忽视，也传递了一种隐性的性别偏见。这种偏见将加剧社会对女性作为婚育责任主体的认知偏差，甚至加深了女性青年的婚恋顾虑。
有相关调研显示，女性中有65.8%认为职场性别不平等来源于生育负担，男性中仅有22.9%对此认同；且分别有15.3%、10.2%的女性认为职业晋升受婚育状况和照顾家庭的影响，显著高于男性的2.7%、6.1%。约七成用人企业认为三孩政策及配套假期对女职工的就业和发展“影响很大”，超八成企业会因此在“招聘和晋升女职工时更为谨慎”。在我国“非婚不生”的主流语境下，婚育所带来的家庭分工、职业发展等方面的隐性成本成为影响适龄女性青年婚育决策的限制性因素之一，而具有性别偏向色彩的福利政策隐蔽地挤压着女性青年的选择空间、加剧其婚恋疑虑。
以对场域与性别的考量不足为例，当前政策整体上与青年群体内部的分化趋势存在落差。青年群体关于婚恋的意愿观念、痛点难题等基础认知与支持需求因身份不同而面临巨大差异。这要求政策关注度的投入模式需要向精准性、专业化、分众化演进，打破政策供给端与需求端之间的信息差。
（三） 注意力投入力度与青年需求强度之间存在张力落差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注意力即决策者工作优先性和聚焦导向的直接投射。注意力配置的强度集中反映了未来资源投入的密度。通过文本分析可见，决策主体对青年婚恋投入的注意力呈现“象征性治理”的倾向，表现为政策文本多为原则性规定，且惯于采取成本低、见效快的文化软性工具，难以适配青年婚恋难题的紧迫程度与工作难度。
现有政策具有强烈的文化“引导性”色彩，较少对实质资源的投入与量化约束指标进行搭建，削弱了政策的实效性。如表6显示，各级婚恋政策较多篇幅聚焦观念倡导，服务支持也多为交友服务、婚恋辅导等活动化、项目化的点状模式。政策在婚恋文化重塑上缺乏落地方案，在应对保障休假权、降低婚姻物质成本等方面稍显“力不从心”，对政策实施成效也缺乏跟踪评估。
缺乏实质规定的政策内容将导致政策成本的转嫁。青年婚恋所需要的经济物质、假期福利等支持往往为鼓励性的表述，未能予以书面的“刚性约束”确认。这将导致福利完善和落实的实际成本也被转嫁到用人单位、行业监督等，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策在实际工作中“落实不到位、执行力度不强、保障不充分”等情况的风险。如《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对实质支持采用了“鼓励地方探索”的倡导性表达。随着注意力在自上而下的政策传递中逐渐弱化，仅部分地区保留了完善生育配套措施的倡导性文本，多数地区的政策文本未提出因地制宜的实质做法，或是直接删除此内容。
缺乏细则指引或刚性约束的倡导性文本虽然能够鼓励基层首创，但也容易削弱政策的落地效果。以G省为例，2025年以来多地出台村级青年婚恋支持经济补贴，补贴对象包括婚姻介绍人与本籍新婚者。根据发文所在地来看，婚恋经济补贴依赖于集体经济收入情况。如H市T村所提供的600元媒人奖金来源于本村的光伏电站项目的集体收益；提供1000元媒人奖励的G市L村则具备相对扎实的乡镇经济基础；而地处一线省会城市的L村直接面向村内本籍初婚青年发放最高8万元的奖励金。
面对有限的公共决策资源，加之青年婚恋对人口结构发展的贡献是长期且隐性的，地方决策者由于面临绩效考核、预算约束与政治要求，更倾向于将有限的青年工作资源优先分配就业、科技、教育等领域，对青年婚恋的关注与动力相对缺乏。实质性补贴更多发生在青年人口基础较好、经济条件相对扎实的地区，更为广泛的基层组织往往缺乏资源投入的能力与动力，这将拉大区域间的婚恋差异。
决策者的注意力配置将根据所处情境的变化予以调整。面对持续迭代的青年群体新规律与青年婚恋新现象，各级政策制定者需要跳出既有注意力投入路径，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相关的利益群体诉求，准确识别青年婚恋难题的主要矛盾与关键群体，以更具适应性、更及时、更精准的方式加大政策投入，推动向“赋能型支持”模式转变。
（一） 推动加强跨领域跨部门沟通合作，建立婚育成本分担的公共机制
定时围绕青年群体展开婚恋状况调研，将青年婚恋置于青年发展、社会变迁的系统性视角，全面掌握青年在婚恋各环节中面临的需求、难点和困境，为婚恋政策注意力分配策略的优化提供实证依据。群团组织与职能部门及时向党委报送青年婚恋趋势信息，或通过制度化平台传递青年心声，推动更多针对青年婚恋的统揽性政策，将倡导性规章细化为具体的工作方案和项目举措。依托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推动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与有关职能部门积极协商和沟通，定期共享青年婚恋与相关领域的信息数据，加强婚恋政策与其他领域民生政策的衔接与联动，推动在劳动权益、住房帮扶、妇幼养育等多种民生政策事项中融入青年婚恋支持视角，如在保障性住房等民生福利中适量增加未婚青年的申请口径，以政府购买等方式提供婚育服务，减轻青年的婚恋成本与压力。
（二） 深化群体摸排，提升政策的分众性与精准性
充分依托村社基层组织、劳动单位、各级院校等青年高度集聚的主体，依据户籍类别、婚恋状态、职业类型、性别、年龄等信息展开分类研究，根据异质性的政策感知与现实需求，制定具有群体针对性的政策。如重点面向乡村领域青年展开摸排调研，在农村地区倡导移风易俗，持续改善人口性别比、引导婚恋家庭观念、加强实用技能培训，提升重点群体的婚恋承担能力。在政策制定与资源配置中融入家庭视角，在假期福利、现金补贴等政策中以家庭为基本对象，推动男性陪产假、育儿假的延长或灵活休假，巩固发展家庭养育能力。加强现代化家庭文明的宣传，塑造包容、平等、合作的新时代家庭文化，依托媒体宣传、案例教育等方式广泛传播两性共同分担家庭责任的理念，引导社会公众对多样化家庭形态的理解与支持。加强保障女性青年的就业权利，依法落实并加大对性别歧视等违法行为的监管及处罚。
（三） 丰富政策项目开展方式手段，推动支持服务有效性的提升
丰富政策手段，加强财政投入，从婚恋意愿、婚恋机会、婚恋能力等环节入手，打造链条化的青年婚恋政策。丰富婚恋观念活动方式，开发具有长期性的体验式服务，以婚恋技能交流、社交活动体验等方式提升活动有效性，或将交友内容有机融入青年夜校等文体娱乐活动，以拓宽青年交友渠道为契机打开婚恋工作窗口。依托高校、第三方机构等专业力量，加强婚恋政策与公共服务的长期监测，及时评估各项工作的实际效果，关注重点青年的婚恋能力与机会改善情况，集中力量宣传优秀经验。持续开展婚恋工作创新试点，引导地方结合实际开展差异化的政策创新，推动在条件成熟的区域先行增强对青年婚恋的公共产品供给。强化市场监管，加强对婚介领域不法行为的惩戒力度，加大对损害青年合法权益行为的监管处罚力度，在社会领域营造青年婚恋友好的整体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