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花凋》写于1944年3月，讲述的是郑川嫦的凋零过程。
张爱玲在故事的一开头就用辛辣的反讽，揭露了郑川嫦的死亡并非表面看上去的那般美满的悲哀，也全然不是墓碑上雕刻的铭文那般令人“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
郑川嫦生长在一个颇为荒诞的家庭里。父亲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张爱玲比喻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郑先生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债。母亲郑夫人自以为长得年轻，时常得意地向人说：我真怕跟他一块儿出去——人家瞧着我比他小得多，都拿我当他的姨太太！与此同时，她也恨丈夫的不负责任，恨他要生这么多孩子，恨他总是哄钱用，把她的积蓄一卷而空。不过郑夫人对于选女婿很感兴趣，那是她死灰般的生命中一星微红的炭火。她缺乏罗曼蒂克的爱，没有胆子和机会在其他方面取得满足，于是她一样地找男人，只是找来了做女婿。她知道美丽而忧伤的岳母在女婿们的情感上是占点地位的。
川嫦排行老四，上边有三个姐姐，下边有三个弟弟。天生要被大的欺负，被小的占去爹娘的疼爱。郑家的财政系统是最使人捉摸不定的东西。说穷吧，住着洋房，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家里置办有留声机和最新的流行唱片，经常坐着汽车去看电影；说阔吧，家具都是借的，床只有两张，小姐们每天晚上抱着铺盖打地铺，在学校买不起钢笔头，丝袜还没上脚就被别人拖去穿了，再发现的时候，袜子上的洞比袜子大。川嫦是最老实的一个，几个姐姐总是异口同声地断定，小妹适合学生派的打扮，越素净越好；小妹穿时兴的丝袜像德国香肠，还是穿短袜子或者赤脚好看；小妹不能穿皮子，显老。于是川嫦长终年穿着蓝布长衫，夏天浅蓝，冬天深蓝，从来不和姊姊们因为看上同一件衣料而争吵。在这种弱肉强食的情形下，几位姑娘虽然是在锦绣丛中长大的，其实跟拣煤核的孩子一般泼辣有为，从小的激烈的生活竞争把她们造成了能干人。
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在家里虽学不到什么专门技术，但为了能有个立脚地，却非得有点本事不可。川嫦可以说一下地就进了“新娘学校”。
等姐姐们都出嫁了，家里开始为川嫦寻觅亲事。大姐夫有个同学刚从维也纳回来，据说是嘴馋眼花，最易捕捉，习医，名唤章云藩，家里也很过得去。川嫦第一次见章云藩的印象是纯粹消极的，“不够”这个，“不够”那个，然而几次见面后，她却为了同样的理由爱上了他。
中秋节，郑夫人邀请章云藩来家里吃饭。席间是鸡飞狗跳。郑夫人先是因为郑先生前一日抵押了她的一只戒指而生气，众人入席后，佣人三催四请也不见郑夫人下来，好不容易被川嫦哄下来，又骂起小妾生的幼子，不准他上桌，气得郑先生将碗摔得粉碎。孩子吓得哇哇大哭，郑先生知会佣人去买饼干。佣人问可要多买几块，免得下次急着要。郑先生说多买了哪儿搁得住，下次吃还得现买。郑夫人听到便闹了起来，骂道：你这是说谁？我的孩子犯了贱，吃了婊子养的吃剩下的东西，叫他们上吐下泻，登时给我死了！郑先生冷笑：你这种咒，赌它作甚？上吐下泻，知道你现在有人给他治了！章云藩听了这话不曾会过意思来，川嫦脸上却有些讪讪的。郑夫人一面替章云藩拣菜，一面垂泪哭诉，悲悲切切倾心吐胆诉说起来没完。饭菜凉了又遣佣人热来热去好几遍。郑夫人说，不错，我是个可怜的女人，可是我有我的女儿爱我，我的女婿爱我！
川嫦胸闷气短，席后几番拿话试探章云藩，后来发现章云藩虽非特别高兴，却也没有半点不高兴。可见他对于她的家庭，一切都可以容忍。这才踏实下来。当天吃完了饭，两人又和姐姐姐夫出去跳舞，回程路上四个人手挽着手并排走，章云藩的胳膊恰巧抵在川嫦的胸脯上，川嫦忍不住想，下次若是他要吻她呢？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她脸上发着烧，只是这烧久久没有退下来。
川嫦病了，先是肺病，后来成了骨痨。她一天天瘦了下去，她的脸像骨格子上绷着白缎子，眼睛就是缎子上落了灯花，烧成两个炎炎的大洞。章云藩经常来免费为她看病打针，起初他说会等着她，可两年过去她越病越重，他也有了新的女友。章云藩开的药方里有味药，他的诊所里没有，让郑先生郑夫人到各大药房买买试试。郑先生却对郑太太说，现在西药是什么价格，明儿她死了，我们还过日子不过？你有钱你给她买去。郑夫人想着若是自己拿钱给她买，那不就证实了自己有私房钱存着，于是也不愿意买，反而让川嫦找章云藩买。川嫦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拖累，甚至想早一点结果了自己。只是她的钱连买瓶安眠药都不够。
有时好不容易逢上天气好，川嫦看着、听着，心里静静的充满了希望。郑夫人买了鞋子，川嫦试了试，说这皮子看上去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呢。只是她死在了三星期后。
郑川嫦的死亡表面上看是因为疾病，实际上是因为失去婚恋价值后被多方合力绞杀的结果。张爱玲冷静犀利的言语如同精准的手术刀，层层剥开表象，展现了一个年轻女性是如何被社会与家庭结构无声地吞噬。
在传统的宗法制度下，女儿不拥有对原生家庭财产的法定继承权，因此川嫦无法从家庭获得经济支持。且当时社会对中上阶层女性的最高教育期待，往往在于培养淑女风范和家政技能，以提升其在婚恋市场上的价值，而非培养独立谋生的专业技能。再者，社会供女性就业的空间狭窄、薪酬微薄，并对女性从事社会职业抱有相当的偏见，因此川嫦缺乏独立获得经济能力的途径。社会通过上述经济权利的剥夺与职业通道的封闭，将女性赶到了“结婚员”这条唯一的道路上。
这条唯一的出路，迫使川嫦及所有同时代女性将全部的人生希望与自我价值，押注于婚姻这一极不稳定的关系上。除了作为一个待价而沽的商品所具备的“婚恋价值”，川嫦没有其他可以支撑她立足的能力和价值。郑川嫦的凋零，正是“婚姻”这唯一的生存容器破裂后，个体无处逃遁、迅速干涸消亡的过程。她的故事冷酷地呈现了：当一个人的全部生存希望被禁锢于一条他人掌控的狭窄路径时，任何微小的意外，都足以演变成一场没有救援的灭顶之灾。
对于郑家这样的旧式家庭而言，女性的终极价值与归宿被严格定义为妻子与母亲。成为 “结婚员”，连接两个家庭的资源，是川嫦对原生家庭最大程度的贡献。女儿是待价而沽的资产，一旦病重贬值，便不再值得追加投资。郑先生并非恶棍，而是精于计算的现实主义者。当川嫦失去价值，他的父爱便荡然无存了。郑太太或许有母爱，但她的母爱被限制在自己的私房钱中，她实质上是默许并参与了这场“谋杀”，成为压迫体系中的一环。川嫦的“凋零”也从来不是始于疾病确诊，而是始于其婚恋价值的丧失。
川嫦早早明白婚姻是她唯一可能的出路，她对章云藩的情感转变，绝非浪漫主义的日久生情，而是一种在极度有限的生存空间中，基于清醒的现实认知与紧迫的生存压力，主动完成的自我说服与价值重估。在资源紧缺的郑家，她迫切需要通过婚姻来获得“自由”和“未来”。这种清醒使她主动将自己置于被挑选、被估价的商品位置。章云藩的存在，是她作为可婚配对象的社会价值的证明。当疾病剥夺了川嫦的婚恋价值，她便失去了在这个结构中的全部功能。章云藩的移情别恋，不仅是情感的背叛，更是对她最后一点社会价值的终极否定。尤其是当她接收到外界对她“负资产”和“拖累”的定位时，当她看不到任何其他可能性时，这种全方位的、没有任何出口的绝境，使她连求生这一本能都放弃了，从内部撤销了生存意志。
郑川嫦的悲剧，是旧式社会和家族伦理、父权制下的性别命运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肺病和骨痨是她的生理死因，但真正置她于死地的，是整个意义系统的集体撤资与抛弃。家人、爱人乃至她自己，都成了这个系统无意识的执行者。她的凋零，是“人”被还原为“物”，在失去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后，再无存在必要的逻辑终点。讽刺的是，即使是她的死亡，也被异化为一块刻着美丽谎言的墓碑，成为这个系统维持体面的最后工具。
图片来源于丹麦画家威尔汉姆·哈默修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