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与越南,1050公里的边境线如长龙蜿蜒。在东兴口岸的界碑旁,每天都能见到越南阿婆背着热带水果,与中国边民进行热闹的交易。这种地理上的亲近,产生出独特的跨国婚恋现象。
广西边境县区,越南新娘主要来自越南的苗旺县、保乐县、河广县、通农县、文朗县、禄平县等与广西接壤的县区,入境中国跨境结婚后主要分布在那坡县、靖西县、龙州县、宁明县、大新县、凭祥市、防城区和东兴市8个边境县地区。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广西那坡县百南乡,就有超过146对由中越边民组成的家庭,其中不少是未登记的“黑婚”。
在越南北江省的一个小村庄里,23岁的阮氏梅因为月薪与中国制造业工人收入5-8倍的巨大差距(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数据,越南农村人均月收入约150-200美元,约合人民币1000-1400元),毅然选择嫁往广东东莞。这样的故事,在广西边境地区并不鲜见。
那坡县百南乡的黄照林,也曾因本地彩礼高达3万元而苦恼。最终,他仅以5000元就“娶”回了越南谅山省的阿红。这场婚姻不仅让他摆脱了贫困的阴影,还通过承包甘蔗地,将家庭年收入从不足5000元提升到了8万元。这种“经济理性”,成为了跨国婚恋的核心驱动力。越南女性渴望摆脱贫困,而中国男性则因本地婚恋市场的高成本,转而寻求跨境的缘分。
除了经济的纽带,文化的共鸣也在其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壮语与越南岱依族语有着60%的相似度,这让广西小伙李强能够用山歌向越南女友提亲。而越南女性“三从四德”的传统观念,也与中国农村对“贤妻”的期待不谋而合。
在南宁,陈木生与越南妻子梁氏娟的婚姻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两人在矿场工作时相识,虽然语言不通,但中越相似的节庆习俗和饮食文化(比如都爱吃米粉)让他们跨越了隔阂。最终,他们在南宁买房定居,生活过得日渐红火。

然而,这看似“双赢”的跨国婚恋模式,实则暗藏着重重危机。广西凭祥市曾有过统计,未登记的“黑婚”家庭竟达1434例,涉及到2190名子女。其中,有34%的孩子因为母亲身份无法确认,而失去了医保、教育等应有的权利。
非法婚姻,连锁困境接踵而至。黄照林与阿红的婚姻虽然带来了经济上的改善,但因为未登记,孩子无法落户,阿红也无法享受低保和医保,家庭长期处于法律的真空状态。更有一个极端的案例发生在广西的某个农村:越南新娘阿莲在生下女儿阿蔓7年后突然失踪,丈夫张虎发现其越南户籍已被注销,跨国寻亲的希望渺茫。这场婚姻不仅让张家背负上了沉重的债务,还让女儿阿蔓在成长过程中饱受身份认同的撕裂之苦。而更深层的创伤,则体现在了子女身上。
原来,阿蔓的母亲阿莲,是因语言不通和重男轻女的压力选择了逃离家庭。22年后,当母女重逢时,阿蔓只会说几句简单的越南话。这种文化的断裂,让跨国婚姻的第二代陷入了身份的迷茫之中。2023年,30岁的阿蔓在赴越南寻亲后,将自己的经历分享到了社交平台,呼吁社会关注“越南新娘”群体的权益
骗婚与结构性剥削,更是让人防不胜防。2018年,广西桂林的三名大龄青年通过中介,花费了4万元的“彩礼”迎娶了越南新娘,却在短短半月内遭遇了集体骗婚,涉案金额超过了20万元。这背后,是一条成熟的灰色产业链:中介以“5万元包办手续”为噱头,甚至承诺提供“处女新娘”,实则是将女性商品化。而部分越南家庭也将女儿“外嫁”视为脱贫的手段,从而形成了跨国婚姻的供需闭环,让这段本应美好的姻缘变成了利益的交换场。
跨国婚姻的破裂,往往源自那些不易察觉的文化冲突。2023年,李某与他的越南妻子阮某,就因生活习惯的差异而分道扬镳。阮某热爱聚会,常常深夜才归,这与李某“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格格不入;更何况,阮某婚后选择了停止工作,这无疑加剧了家庭的经济压力。心理学调查显示,中越跨国婚姻在前三年的离婚率竟高达43%,远远超出了国内的平均水平。
面对这一困境,广西边境地区正在积极探索多元的解决路径。在制度层面,2024年广西试点了“双语婚姻登记服务”,越南新娘可以凭借本国的身份证和翻译件办理手续,凭祥市更是率先将登记窗口延伸到了边境的村屯。同时,东兴市设立的“跨国婚姻家庭辅导中心”,已经为376对夫妻提供了语言调解和育儿指导。
在经济与文化层面,崇左市G村的越南媳妇阿芳,将春卷改良成了“边境风味”的小吃,带动了全村跨境餐饮的发展;而中国丈夫李强则与妻子一起开设了抖音账号“越来粤爱”,用中越双语的山歌收获了上百万粉丝。在南宁,梁氏娟通过学习中文获得了工作机会,实现了从“外来者”到“新市民”的转变。这些个体的努力,正在一点点地缝合跨国婚姻的裂痕。这些案例证明,经济自主与文化尊重、努力能够让婚姻走得更远、更可靠。
在友谊关口岸的一家书店里,一本《中越婚姻法律实务指南》被翻得卷边,显然是众多寻求跨国婚恋信息者的心头好。然而,封底却印着一则婚介广告:“5万元包办合法手续”。看似突兀的矛盾组合,实则恰恰是边境婚恋生态缩影。当北仑河的潮水冲刷着界碑,或许真正的进步不在于消灭差异,而在于学会在差异中生长出超越国界的理解与尊严。完善法律执行、推动文化交流、也许才能为中越跨境婚恋群体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包容的社会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