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南昌站的月台上，撕掉了日记的最后一页。纸屑落进铁轨缝隙时，K325次开始缓慢移动。他贴在车窗上的手掌压成苍白的饼，嘴巴一张一合。我没看清他说什么——也不重要了。那张广州的票根，此刻正烫着我牛仔裤口袋的内衬。而我的右手手心，还粘着他最后塞给我时，留下的、湿冷的汗。
七月十二，南昌站像个巨大的蒸笼。泡面味、汗酸味、消毒水味，被热气熬成一锅稠粥。
周屿肩上那个军绿色帆布包，带子已经磨出了毛边。他把它往上耸了耸，另一只手攥着鼓囊的红色蛇皮袋，指节捏得发白。我们被人流推着，挪向检票口。
“药在背包侧袋，蓝色格子。”我伸手，不是整理他衣领——他衬衫领子本来就挺着——只是碰了碰他肩膀，布料硬撅撅的，洗多了。“到了就找公用电话，响三声挂掉，我再打过去。”
“知道。”他抓住我手腕，掌心滚烫，带着刚在工地搬完最后一批砖的粗粝。抓得很紧，紧得我腕骨微疼。然后松开了。
周围是哭的，笑的，大声嘱咐的。我们没说话。说什么都多余。他要去广州。我得留在南昌，等实习盖章。我们说好的，他打前站，我随后。
汽笛响了。不是悠扬的，是那种铁片刮擦的尖啸。
他猛地转身，把我箍进怀里。力气大得我吸气都疼，衬衫扣子硌着我下巴。我把脸埋进去，闻到的全是太阳曝晒后的尘土味，和他身上廉价的硫磺皂气息。心跳隔着两层薄薄的衣衫，撞着我的耳膜，又快又重。
“走了。”他声音闷在我头发里。
“嗯。”
他松开，再没回头，背影钻进绿皮车厢的门洞，消失得干脆。
我忽然拔腿就跑。沿着站台，逆着人流，寻找那扇可能会打开的窗。皮鞋敲击水泥地，声音空洞。找到了。他果然在连接处，用力顶开沉重的车窗，半个身子探出来，头发被风吹乱。
目光撞上。他扯开一个笑，挥挥手，用口型喊：“回——去！”
我摇头，手伸进口袋。里面有一张纸条，昨晚写的，被手汗浸得有点软。车轮开始滑动，加速。我追着那扇窗跑，风灌进喉咙。近了，我踮脚，把纸条用力拍进他伸出来的手里。
“拿稳！”声音散在风里。
他手指瞬间收拢，捏紧了，朝我重重一点头。车窗掠过去，他的脸一闪而过。然后是下一扇窗，陌生的脸。再下一扇。火车变成一条绿色的线，最后缩成一个点，被铁轨尽头吞掉。
我撑着膝盖喘气，站台突然安静得可怕。心口那里，不是疼，是空。像拔掉塞子的水池，水漏光了，只剩下回响。
摊开一直攥着的左手。里面是张崭新的火车票：南昌——广州。日期是八月三十号。乘客姓名栏空着。这是他昨晚给我的，用塑料袋仔细包好。“填你的名字，”他说，“到时候，我来接站。”
我慢慢把车票翻过来。背面，他用圆珠笔写了几个小字，力透纸背：“有光处，等我。”
下午回到租的阁楼。推开窗，远处是南昌站模糊的轮廓。桌上摊着我的日记本，塑料皮，暗红色。我翻到最后一次记录，是昨天。写了很多，关于迷茫，关于怕。怕他找不到活，怕广州太大吞掉他，怕距离最终吞掉我们之间本就稀薄的东西。
我看着那些字，看了很久。然后，我抓住最后那页纸的下沿，沿着装订线，一点一点，把它撕了下来。没撕干净，留下参差的毛边，和半句残破的话：“……信任是不是就像这纸，一旦开始怀疑，就容易……”
我把撕下的那页对折，再对折，塞进装车票的那个塑料封套里。车票的硬角抵着柔软的纸。这样，它们就在一起了。一个是未来，一个是过去对未来的全部忐忑。
我把封套放进抽屉最深处，用一叠旧衣服压住。
我知道他在怕什么。他怕的不是苦，不是累。他怕的是他许诺的那个“光处”，最终只是一盏惨白摇晃的工地白炽灯，照不出我们想要的未来。他隐瞒的，是这份怕本身。他用“等我”两个字，把所有的惶惑压成了沉甸甸的基石，垫在脚下，好让自己站得看起来更稳，让我看得更安心。
爱情走到某个阶段，会从云端落下来，落在火车票上，落在汗湿的掌心，落在撕掉又藏起的日记里。它不再是宣言，而是动作。是明知前路沟壑，仍要去踩实的每一步；是心里翻江倒海，递出去时却只是一张平静的车票；是把最脆弱的怀疑撕下，不是丢弃，而是和承诺压在一起，自己承担那份重量。
处理感情问题，或许就是这样：不是消灭所有负面的情绪，而是给它们一个妥当的存放之处。然后，腾出手，去履行那些具体的、微小的约定。比如，买一张票。比如，找到一个有光的地方。
抽屉关上了。
八月三十号，我会填上我的名字，踏上南下的火车。
只是，我偶尔会想，当我终于抵达那个他口中的“光处”，看到他的第一眼时，我该如何分辨——他眼底的光，究竟是找到落脚地的欣喜，还是……另一种，我尚未读懂的东西？
而那个装着车票和半页日记的塑料封套，我最终，会不会有勇气，亲手交还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