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在审查起诉阶段，围绕刘某行为的法律定性，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主张该案属于民事借贷纠纷，不应纳入刑事制裁范畴。理由如下：
刘某与石某之间确实存在恋爱关系，双方的经济往来具备一定情感基础与社会常情支撑；刘某在事后出具借条，表明其认可借款事实并承诺履行还款义务；未能全额还款系因情势变化导致还款能力丧失，属民事履约障碍，而非刑事诈骗。
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刘某的行为已完全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刘某在已婚状态下同时与多人建立恋爱关系，自始即具备欺骗故意；其虚构身份、伪造事由、营造虚假经济实力，使石某陷入错误认识并交付财物；出具借条系在案发前为拖延时间、掩盖罪行的后续行为，不影响诈骗性质的认定。
我们赞同第二种意见。婚恋关系中的财物往来常夹杂情感因素与信任基础，罪与非罪的判断需穿透表象，从客观行为、主观目的、财物去向、因果关系等多维度进行综合审查。
（一）客观行为层面：虚构事实与隐瞒真相的系统性欺骗
在正常的婚恋交往中，一方为增进感情而适度夸大自身条件，或因感情发展而产生经济互助，通常属于民事自治范畴，不轻易介入刑法评价。然而，本案中刘某的行为已远超“吹嘘”或“掩饰”的尺度，构成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欺骗行为：一是身份与人设的全面虚构。在交往之初，刘某将从他人处借用的保时捷轿车包装为个人资产，并虚假宣称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塑造“成功商人”形象，以此为诈骗铺设信任基础。二是借款事由的逐层编造。在逐渐获得石某的信任之后，刘某开始编造各种理由，从“钱包丢失”到“公司发票补税”，从“工资发放”再到“防疫物资捐赠”等，骗取石某的钱款。公安机关侦查发现，刘某编造的事由随着交往深入不断升级，且均系完全捏造，并无真实事务对应。三是安抚与拖延话术的运用。当石某对款项用途提出质疑时，刘某又以“陪同见父母”“变卖车辆还款”等虚假承诺进行情感安抚，持续维持骗局。因此，此类行为并非孤立的民事欺诈，而是以婚恋为媒介、以借款为形式、以非法占有为核心的系统性诈骗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