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末起，我国曾实施超过30年的计划生育“一胎”政策，导致男女比例严重失衡，特别是农村，出现了直逼3000万的中青年男光棍；但在城市，也有为数众多的女性长期找不到心目中的理想对象，以致无奈或自愿地成了女光棍，形成了“农村男光棍”和“城市女光棍”的奇特反差。
大量的“农村男光棍”，可说是强力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下，必然产生的结果。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市青少年的性别比为106（男106人比女100人），农村则高达120。若加上中年人口，农村的性别比只会更高。
同时，农村本就存在、男方需向女方提出的“彩礼”，在改革开放后“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下，让彩礼金额节节飙高。加上男多女少，农村未婚女性被视为奇货可居。近几年，有的女方家长动辄开出20万元以上的价码，以及在县城有房、有车也是必备条件。
这种花费，对于经济条件相对弱势、月收入仅有3000至5000元的农村人群而言，结婚往往意味着男方本人和家长必须一同举债，甚至使结婚成为农村“奔向破产的最快方式”。
于是，许多农村男性在找不到对象，以及找到对象却也没钱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单身，成了光棍，而且越来越多。从2010年代起，很多农村逐渐形成一座座的“光棍村”。
比如，江西省修水县余塅乡小坪村，100多户人家中，如今光是超过40岁的男光棍就有30人，且全村已连续5年没有人结婚。有村民形容，村民的微信群里，头像看上去绝大多数是男的，女的不到2成，且几乎都是男村民的家人或亲戚。
已经53岁、以养蜂维生的吴姓村民，面对想不想结婚的问题，只能蹲在自家的土房前苦笑说，他养蜂1年只能赚得到2000块，还要抚养爸妈，“娶媳妇？我想都不敢想”。
相较于主要由性别失衡造成的农村男光棍，“城市女光棍”、也就是互联网上通称的“剩女”，则处于另一端，是多种社会因素所造成。
以上海为例，根据上海市妇联2025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全上海的未婚女性已突破200万人，较2015年剧增70%。其中，在上海25至34岁的女性中，有40%处于单身状态。
此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4》的数据估算，以适婚年龄为基准，北京的未婚女性人数达223万，上海以209万人居次，广州、深圳分别为188万及179万人，南京、杭州、成都、武汉等大城市也超过100万。不过，也有人认为上述数字有过度解释之嫌。
尽管数字不无夸大，但具体反映在都市里的各种相亲活动，的确呈现“男少女多”的现象。有婚恋业者统计，2024年上海参加相亲活动的男女比例是1比9；而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1张照片则显示，四川成都人民公园在2025年贴出告示，指公园内“相亲角”的“女生位置已满，暂停登记”。
所谓“城市剩女”当中，不少女性因为是找不到自己设定的理想男性，但也有许多女性抱着不愿受到感情及家庭拘束的新颖想法。
在北京从事婚恋介绍的芳芳（化名）说，她接触的女性客户中，不少人对男方设定了很高的外型、学历、经济及家庭背景等条件。但这些超过30、35甚至40岁的女性常忽略的是，拥有这些优质条件的男性，找的几乎都是25岁上下的女性。如果女性不愿妥协，可能就很难有结果了。
目前单身、现年33岁的北京上班族小吴则是另一个典型。她表示，当看到自己父母亲在生活中的现状，便让她不禁摇头。在家里，每天忙着上上下下打理的，是辛苦的妈妈，至于爸爸，却啥事也不干，就只当个“甩手大爷”。如果这就是婚姻生活，她宁可不要。
小吴认为，年轻一辈的中国城市女性中，有这样想法者不在少数。至于想不想先交个男朋友，她只说“不强求”，但上述的原则，她“寸步不让”。
专家指出，当前城乡婚恋困境是人口政策历史惯性、区域发展不平衡、性别观念转型、经济压力传导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农村男性受限于资源禀赋与性别结构，城市女性则面临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二者虽表现形式不同，但同属社会转型期的深层挑战。
短期内，这一“城乡婚恋鸿沟”难以弥合。未来需通过推进乡村振兴、整治天价彩礼、完善托育养老支持体系、倡导新型婚育文化等综合举措，逐步缓解结构性矛盾，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