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故乡”:大流动时代下的年俗、婚恋与乡愁 | 学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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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鲁沛怡
编辑：椰宝
审核：李敏
1. 以前过年“起五更”，我们家家户户院子里都要撒芝麻秸（有人串门时在屋里能听到声音，也寓意芝麻开花节节高）。但是现在大家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找不到芝麻秸。有些家里用玉米秸秆或者棉花秸秆代替，但感觉不是那么回事，后来基本上就没有这个习俗了。2. 年味变淡，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其次，市场提供了统一化的制成品，让选择变得更简单也更丰富。第三，人口流动与社交结构变化。现在很多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工作，日常交往也减少了。3. 现在很多女孩子的要求很高，她们不仅看男方家里的子辈情况——有两个儿子的首先排除，有一个姐姐的还可以考虑，因为姐姐能照顾弟弟，还要看父母的年龄——如果父母年纪轻，以后能帮忙带孩子或补贴小家庭，还可以考虑。4. 从传统角度看，村庄是一个男权比较重的社会，血缘关系以男性为主导，那里有他的“根”,他很容易在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女性很难找到。我常和一些男女青年聊天，过年要回老家上坟祭祖，男性觉得理所当然，但女性会说：“那是你的祖宗，又不是我的祖宗。”5. 80后是与改革开放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是最后一代有完整农村生活经验的人，也是大规模进入城市生活的第一代，对乡村和城市两种生活场景都有所经历，经历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迁，目睹了很多事情的发生，所以对乡土的消失也最有感觉。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乡愁最浓郁的时刻，也是数亿人从城市回流乡村的短暂交汇点。 然而，当人们满怀期待地踏上归途，往往发现记忆中的“年味”正在消散：鞭炮声稀疏了，走亲戚变成了“完成任务”，曾经热闹的村庄在初一午后便陷入莫名的沉寂。 与此同时，乡村的社会肌理正在发生剧烈震荡：农村婚恋状况发生改变，年轻一代的婚姻变得像快餐一样不稳定，村庄逐渐“空心化”，只留下老人守望。这些变化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又该如何安放自己的乡愁？ 腾讯新闻《学人说》春节特别版，邀请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李宽进行分享。作为一名从乡村走出的“80后”学者，他将以社会学的冷静与游子的温情，为我们拆解大流动时代下的乡村巨变。学人简介：李宽：社会学博士，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党的建设、基层治理和城乡发展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在《中国研究》《文化纵横》《开放时代》等刊物发表论文、调查报告多篇，出版有《特色小镇》《以地为媒：城镇化的实践机制研究》《田园五镇：长三角一体化中的乡村振兴》等著作。2025年10月出版新书《西村往事：80后的村庄记忆》。一、曾经的年俗：初一要“起五更”给长辈磕头，初五要点爆竹把穷崩走《学人说》：李老师好，您去年出版的新书《西村往事：80后的村庄记忆》引发了来自农村的80后群体的共鸣，现在恰逢春节，很多人从城市返乡过年，释放自己的乡愁，所以在这个时间点聊乡村的变化与记忆这个话题特别合适。我知道您现在定居在上海，今年春节您有什么打算？要返乡吗？李宽：今年春节回我的老家过年。因为我和我妻子的老家在不同的地方，算是跨省婚姻。现在实行轮流制，去年在她家，今年到我家。李宽：我的家乡在豫北地区。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小时候过了冬至就开始盼望着过年了。因为冬至要吃饺子，而饺子馅是有肉的，除此之外再吃肉就要到过年了。大家想着吃肉，所以就盼着过年。我们大概要到腊月二十二正式准备过年，因为我们村里逢二、逢八有集市，用当地的话叫“会”，会卖年货。我们有句俗话叫“新年到，新年到，小妮要花，小小要炮”。“小妮”就是女孩子，“小小”就是男孩子，女孩子买纸折的花，男孩子就买鞭炮。我们在会上买了鞭炮之后就可以天天晚上放炮了。接下来的年俗大概和全国很多地方差不多，有一种说法叫“二十三，祭灶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割块肉；二十七，杀个鸡；二十八，蒸枣花……”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来的。煎炒烹炸，准备各种食物，不过具体做什么取决于每家的情况。二十三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在北方称为“小年”。也就是说从这一天开始，在外的很多人要回家准备过年。大部分地方有吃麻糖的风俗，传说这一天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上天之前要把他的嘴给“封住”，“上天言吉祥，下界保平安”。封嘴怎么封呢？就要吃麻糖。此外，灶王爷上天是骑着马去的，所以还要准备一些草料给马吃。到二十八的时候，我们要把门神、对联还有五色纸裁剪的窗花贴上。从这一天开始，过年的氛围就有了。不过除夕我们不“守岁”，下午会早早吃饭，吃完饭大家就出去玩了。我们最重要的、最有特色的习俗是什么呢？是初一的“起五更”磕头。初一凌晨三四点大家就要起床，先吃饺子，然后去磕头拜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仪式。首先拜的是自己家的祖先。我们当地称祖先牌位为“主”，一般写在布帛上，挂在家中的中堂里。给自己的长辈磕完头之后再去同姓同宗的那些人家磕头拜年，随后再去旁边的邻居家。我听很多老人讲，最多的时候“起五更”要把整个村子都走到。但是现在走的就比较少了，有的只在自己本家磕个头就算了，有些走一两家邻居，同姓的都不一定走了，全村就更不可能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初二、初三开始走亲戚。初五叫“破五”，意思是过了这一天之后，春节就算过完了。有一段时间，我记得有一个风俗是“崩粪堆”，就是点鞭炮到粪堆上崩，把穷给“崩”走。李宽：“起五更”应该是河北、河南，还有山东交界的一些地方特有的风俗，不过具体怎么流传下来的我也不太清楚。我曾经问过大家，他们也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说要“起五更”，要早早地去拜年。可能天亮的话再去磕头就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要趁着夜色把这个事情做完。李宽：还在坚持，但是范围和规模较原来有所缩小。有的人会晚一点儿起床，比如到五六点再去拜年。但是如果起得太晚会被别人笑话的，因为别人都到你家来拜年了，你还没有起床，说明你这个人不是那么勤快。《学人说》：您刚刚说了很多习俗，在您看来，这些习俗现在保留下来的还有多少？哪些已经没有了？李宽：很多习俗的说法还保留着，但是内容已经消失，无法实施了。比方说，腊月二十三的时候，在外的人都要回家，但是现在很多人还在外面上班，肯定回不到家。再比如原来灶王爷上天的时候，要为他的马准备草料，但是现在很多农户家里已经没有草料了。准备过年食物的流程也简单了很多，以前要割肉、煮鸡、蒸枣花，现在可以买现成的。还有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以前过年“起五更”的时候，我们家家户户院子里都要撒芝麻秸。第一个说法是拜年时天还没亮，再加上天比较冷，很多人家都是挂着门帘的，客人来的时候听不到。踩到芝麻秸时有“啪啪”的声音，就能提醒主人有客人来了。第二种说法是芝麻有好的寓意，“芝麻开花节节高”，意味着生活会越来越好。但是现在撒芝麻秸这点也做不到了，因为大家现在主要种植的是一些大田作物，比如小麦和玉米，已经不种杂粮，找不到芝麻秸了。有一段时间，有些家里还用玉米秸秆或者棉花秸秆去代替，但感觉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后来基本上就没有这个习俗了。变化很大的另外一个点是走亲戚。以前走亲戚的时间拉得很长，有的要走到初七、初八，甚至正月十五还在走动。而且走亲戚有很多学问。首先不能空手去，要拎着礼物去，我们当地叫“掂篮子”或“挎篮子”，篮子里带的礼物到了主人家，主人家会取出一些，再回赠一些东西放进去，临走时还要互相推让一番，称为“倒篮子”。正是在这种温情拉扯中，人情与亲情得以流动，许多事情也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完成。如今走亲戚变得简单、快速，甚至一天就能全部走完，像是被统一化和加速了。礼物通常也是直接在商店买的饮料或食品，放下就走。亲戚之间聊天，也常觉得没什么话可说，大家往往各自玩手机。这让我感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如从前厚重，年味也变淡了。李宽：年味变淡，我认为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中华文明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许多节日习俗也以农业生产为时间节点。如今农业模式简化，过去为过节准备各种器具和物品的基础已经弱化或消失，这直接影响了传统习俗的传承。其次，市场化的影响深远。市场提供了统一化的制成品，让选择变得更简单也更丰富。以前，很多物品想买也无处可买，而且大家经济条件有限，购买行为甚至会被视为“不会过日子”。第三，人口流动与社交结构变化。现在很多人分散在全国各地工作，日常交往也减少了。大家不要小看走亲戚或磕头这样的习俗，它们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学意义，是家庭团结、社会团结的纽带，能够沟通生死、区分内外、重建性别关系。以往，一年中的很多矛盾可以通过过年磕头这样的仪式来化解，不去磕头拜年会被视为失礼。如今大家见面少了，矛盾少了，也就没有需要被化解的东西了。人们彼此的人际关系也趋于松散，亲戚或邻里间可能变得像普通街坊，不再有强烈的家族认同，见面打个招呼就行了，磕头这样隆重的礼节自然失去必要性， 李宽：也许是一个问题，但很难简单评判。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结果，我们只能慢慢地去接受它。我常听很多人感慨，现在农村生活也没意思，连吵架、劝架的人都少了，想吵架都吵不起来。很多人内心怀念浓厚的年味和紧密的社会关系，但是只是个人想想而已，你没有办法去实现它。《学人说》：很多城市人说过年还是要回农村，因为农村里有年味。但现在看起来，其实农村里的年味也没有以前那么浓了。李宽：对的，再加上现在不太听得到鞭炮声，也让很多人感觉“不像过年”，这也是年味变淡的一个表现吧。《学人说》：网上还有一种普遍情绪，大家都反馈说过春节最重要的似乎是前面的准备阶段，一旦到了初一下午，就会出现莫名的空虚感。您有这种感受吗？您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有这种感受？ 李宽：我也有类似的感受，不过在我们那里，这种感觉出现得更早一些。初一一上午磕完头，很多人就觉得年过去了，会说“又过了一年”，其中有伤感，但也是一种释放——辛辛苦苦一年，到这个点，该做的都做了，好像一个担子放下了，有一种放松感。当然，接下来一直到元宵节都还有很多事要做，会慢慢把这种情绪释放掉，这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二、乡村婚恋的震荡：从“凑合过”到“说离就离”，婚姻的稳定性越来越低《学人说》：聊完春节的习俗与变化，我们再聊聊另一个问题。您在书中写到了“人生四事”，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结婚与生育，这也是春节期间讨论比较热烈的话题。一方面，现在的年轻人回家免不了被家长催婚；另一方面，结婚的成本似乎特别高，高价彩礼、“三金”、有车有房等要求，常常成为矛盾的焦点。想跟您探讨一下，您觉得乡土社会的婚恋状况、观念或实践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可能走向哪个方向？李宽：我觉得婚恋状况的变化是全国普遍发生的，其内在逻辑也相似，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重家庭转向了重个体。第二，从重生活转向了重情感。第三，从重稳定转向了不稳定。首先来看第一个方面。原来我们讲“结婚不是两个人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母在儿女的婚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时甚至可以改变儿女的决定。而现在，父母在婚恋选择中的地位在降低，他们更多地说“听孩子的”，让孩子自己拿主意。第二，从重生活转向重情感。原来男女双方可能在正式结婚前都没见过几次面，但结婚后慢慢培养感情，还是能过上好日子的。当然这个过程中会有矛盾，很多人会说“要不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我早不跟你过了”，但这种话在当时只是说说而已。现在就不一样了，如果年轻人在婚姻中感到不舒心，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可能说离婚就离婚了，父母还不知道，他们俩已经把离婚证拿到手了。第三，从重稳定转向不稳定。每个时代都有人离婚，但此前村庄里的适婚群体比较少，离婚后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对象，再加上当时很多人会劝和，当事人也会接受意见，虽然家庭有矛盾，但日子还能过下去，问题不大。现在是大流动时代，如果两个人感情不和，说离婚就离婚，所以面临着很多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学人说》：您刚才讲到，现在婚姻中父母的主导性没有以前那么强了，但子女的婚姻往往还是需要父母来提供彩礼或资金，很多华北地区的农村家庭如果有两三个儿子，父母的压力就会特别大。您觉得为什么现在结婚的成本越来越高，父母的压力越来越大？李宽：结婚在任何时代都是家庭的大事，都需要父母付出。只不过原来的付出基本可以接受，付出后也会有稳定结果——孩子结婚后离婚的可能性不大，会接着生儿育女。但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付出很多，超出了许多家庭的负担能力；另一方面，付出后不一定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可能子女没多久就离婚了。现在有些地方二婚、三婚的女性与头婚的待遇相同，也可以要彩礼、嫁妆，很多仪式都不能省，这也让很多父母感到压力很大。首先是性别比失衡。华北地区传统的生男偏好导致适龄男性多于女性，在农村，每个村里都有光棍，但很少有女性嫁不出去。其次是女性的流出。随着大流动时代的到来，华北农村就像一个“婚姻洼地”。年轻女性通过考学、打工流向了经济更发达的地区，留下的男性面临更激烈的竞争。此外，现在很多女孩的要求很高，她们不仅看男方家里的子辈情况——有两个儿子的基本会首先被排除，有一个姐姐的还可以考虑，因为姐姐能照顾弟弟，还要看父母的年龄——如果父母年纪轻，以后能帮忙带孩子或补贴小家庭，这还可以考虑；如果父母年龄大，对不起，也不考虑。所以华北地区可能是全国婚姻压力比较大的地方，这跟经济有关，也跟文化有关。《学人说》：其实这也是导致高价彩礼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您所在的村庄，现在的彩礼大概是什么水平？李宽：前几年我问过，也听过几种说法，比如“六斤六两”“八斤八两”“万紫千红一片绿”，还有“一动一不动”，“一动”指汽车，“一不动”指房子。不过我没有关注具体数额。李宽：从银行取崭新的百元钞票上秤称，重量要达到六斤六两。现在彩礼基本上都是八万八起步了，没有低于八万八的。《学人说》：这在全国彩礼地图上来看，其实也不算特别高。李宽：跟江浙某些发达地区相比可能不算太高。但要想到另一个问题：华北地区很多农民家庭，怎么可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呢？况且这还只是彩礼钱，前面还有前提条件要完成——县城有没有房？家里有没有车？这两样也要花一大笔钱。而且现在的婚礼也和以前大不一样，都要去饭店包桌，还有各种摄像、仪式，这也要花不少钱。总体算下来，开销很大。《学人说》：您刚才提到女生因为数量少，在挑选对象时选择更多。那反过来看，农村女性的地位是否因此提高了？ 李宽：女性的地位总体是在不断提高的，这与婚姻市场、流动时代以及谁是家庭挣钱主体有关。原来家里做主的是父母，土地和金钱都掌握在他们手里。现在随着大流动和务工经济发展，很多年轻人在外面挣得比老年人多，在家里的话语权就大了。再加上婚姻的不稳定性，很多家庭为了留住媳妇，就尽量不让她受气，尽量满足她的要求。但我们也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在农村，男性竞争力较弱，压力很大；但如果男性在县城有份稳定工作，反而比较吃香。有时，一个初中毕业但有稳定工作的男性，可以找到一个本科毕业且有稳定工作的女性婚配。所以说，农村男性压力大，城市女性压力大，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学人说》：这让我想到一篇讨论县城体制内女性的婚配难题的文章，讲这些女性在县城里很难找到比自己更优秀的男生，但又不愿意“向下兼容”。您观察过这个现象吗？为什么这个现象越来越突出？李宽：这很好理解。现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中，女性比例超过了男性。从大学开始，她们想找一个条件差不多或更好的男同学就不太好找。到了县城后，很多男性早就结婚了，选择范围有限，再加上基层公务员或教师队伍中女性占很大比重，她们的婚恋压力就比较大。《学人说》：对她们来说，在县城这个环境里，不结婚似乎不是一个特别能被接受的选择，大家普遍还是要结婚的，她们好像做不到像大城市中很多女性那样，选择不结婚、坚持一个人生活。李宽：对。大城市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地方，包容性也强，你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是你个人的事，和别人无关。但县城是一个熟人社会。亲戚朋友、父母会不断追问你，周围熟悉的人也会问。如果一个女性长期不结婚，可能会承受更大的社会压力，大家会想“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对女性不太友好。《学人说》：您觉得为什么现在乡村社会的婚姻稳定性越来越低，离婚越来越多？ 李宽：有几个原因。一是现在是大流动时代，和原来不一样。原来离婚后找不到合适的，有各种压力，离婚成本高；现在相对来说容易了，离婚后受到压力，可以选择去另一个地方生活。二是和刚才的问题有关，男性压力大，女性的压力反而少，因为有更多男性可以备选，当我跟你生活不下去时，还可以跟其他人结婚。三是现在的女性更注重情感体验，这和原来不一样。第四，我感觉现在很多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或对现代生活的追求和适应，比男性要好一点。很多男性有一种比较木讷或慢半拍的感觉，而女性在这方面走得远一些。比如现在玩短视频、网上购物的很多是女性，她们与新技术的结合比男性好。当女性感觉在这个地方无法满足她的要求或需求时，就可能转向另一个地方。《学人说》：听起来好像女性一直在前进，而男性要么停滞不前，要么进步速度慢一点，跟不上女性的要求。李宽：对。我在访谈或聊天时，也明显感觉到女性更适应或更期待城市生活，很多男性会返回家乡，但很多女性不愿意。市场经济天然是个体经济，希望很多人从家庭中走出来。不仅是中国，西方很多国家城镇化初期，第一批走出来的也是女工。从这个角度看，我感觉女性城镇化的速度、程度，比男性要深一点。《学人说》：为什么女性好像更早“觉醒”，要去追求自己的发展和更好的生活？ 李宽：这是个好问题。可能原来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女性是从属于男性或家庭的，她们没有自我发展的空间。但现在条件变了，男性没有太多改变，还是属于村庄、家庭的；但女性有了更多新的追求，就慢慢走出来了。市场化天然与个体化紧密相关，它需要一个能提供劳动和价值的个体。《学人说》：那反过来，为什么有的男性容易“往回撤”，想回到乡土社会？是因为那里让他觉得比较安全吗？李宽：从传统角度看，村庄是一个男权比较重的社会，血缘关系以男性为主导，那里有他的“根”,他很容易在那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但女性很难找到。我常和一些男青年、女青年聊天，比如过年要回老家、上坟、祭祖宗，男性觉得理所当然，但女性会说：“那是你的祖宗，又不是我的祖宗。”《学人说》：现在城市地区的离婚率也很高，您觉得乡土社会的婚姻不稳定，和城市地区有什么不一样吗？ 李宽：婚姻变动在城乡都有共同的上升趋势。但一方面看离婚率，另一方面也要看再婚率——离婚率高的同时再婚率也高，这是共同发生的。我觉得一个城乡的区别是：城市人处理感情问题似乎比较“稳妥”，没有那么多牵绊。两个人感情不和、不在一起生活了，分开后还可以做朋友，共同抚养孩子。但在农村，很多时候离婚要大吵一场，两个家庭的关系就破裂了，接下来对孩子造成的伤害非常大。我在调研时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感觉很揪心。父母离婚后，孩子跟谁生活好像都不合适。所以很多孩子逐渐孤僻、自闭，有的甚至抑郁。因为在家庭中找不到温暖，他就想在社会上寻找，对同学或朋友有过高的情感期待。但我们知道，小孩子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当友谊破裂时，他会感到自己受到了莫大伤害，之后就可能出现极端行为，或对他人的信任度大大降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会迅速去寻找下一段感情寄托，所以很多这样的孩子出现了早婚、早恋，甚至上当受骗的情况。我感觉在这个问题上真的需要慎重。成年人受到的影响可能相对小一点，但对孩子造成的影响非常严重，他内心的创伤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平复，甚至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产生影响。《学人说》：聊完婚恋问题，我们最后再聊一个大的时代背景，这也是乡村变化背后最大的动力——城镇化。您在书里也聊了很多，比如现在很多人都住到县城里去，村里只剩下老人，小孩都不一定有了。您能从整体角度分析一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农村的社会变化和整个城镇化的变化吗？李宽：这是一个很大也很有意思的话题。我感觉城镇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只要实现了现代化，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必然是相伴而生的。没有城镇化、工业化，就无法实现现代化。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这都是一个共同特征。城镇化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生活更加舒适。现在很多农村人也不想在农村生活，想到县城里去，因为他感觉县城里有暖气、空调，而且生活更方便，环境更整洁。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也确实造成了农村的空心化，甚至是村庄的消亡。这是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大概率事件。我们现在的城镇化率是67%，希望到2035年达到75%，这意味着还有更多的农村人要走向城镇，这是一个大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产生分化：有些村庄会消亡，显得更加萧条；但也有些村庄会展现出另一种生机，比如郊区环境比较好的地方，可以作为城市的后花园，供人旅游或短居，在周末或节假日火爆，平常人可能也比较少，但不会消失。而偏远地区的村庄，我感觉会逐渐消失。同时，以后我们的城市、县城、乡镇、农村的人口分布也会进行梯度的分化：年轻人生活在一二线城市或省会城市；逐渐退出劳动市场的五六十岁中年人，因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会退守到县城；而真正生活在农村的，将主要是那些无法进入城市体系的老年人。所以说农村会慢慢消亡。但这个过程不意味着农村的重要性会降低。我们还要给很多人一个“退守之地”，让他们过一个安详的晚年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要实现城市和乡村的良性互动，而不是使其彼此矛盾。《学人说》：这么多人去了县城，我们的县城准备好了吗？他们能够扎根下来吗？我看有些文章分析说，其实大家投入很多资源在城市里买房，背上房贷，但最后发现还是要去外地打工。那他在县城买房，从某种意义上算在县城安家了吗？ 李宽：同步、协调地实现城乡关系或个人的生活安排，可能只是一个理想状态。人们在县城买房子，或者在县城有了生活之地，生活条件肯定比原来在农村好了一点，他是向城市进了一步。至于能不能留下来，可能要看多种条件和因素是否具备。我们也发现，现在推动城镇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是“教育的城镇化”。现在很多乡村小学都没了，只有在乡镇才有一个中心学校。家长为了让孩子上学，必须在县城买一套房子。发展的过程有先有后。如果某个县城在产业方面做得不错，培育出了适合当地发展、能大量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产业，人们能在这里工作、生活、就业，形成一个整体，生活就比较满意，这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理想状态。如果说有些地方只是注重铺摊子，在产业培育上没有下太大功夫，或者没找到成功路径，那么县城中人们的生活就可能出现很大的张力。《学人说》：您刚刚提到，城镇化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乡村社会的萎缩、消亡或巨大变化。这是不是您写新书的一个重要动机？您的书想表达什么？想怀念，还是想重建？李宽：说实话，受到学科和兴趣的影响，我一直想写我们村，但不知道写什么。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的一个同学家被拆迁了，整个村子都没了。这个消息激起了我的动力，我想，我要趁我们村庄还在，赶紧把它写下来。这个原因再往前推一步，我想表达什么呢？一方面，那个村庄养育了我，我确实对它是有感情的；另一方面，我也想增进一种理解。因为现在很多人有乡愁，很多人看到发生的很多现象很不理解。我想增加一种理解，慢慢让大家加深对它的认识，因为有些事情的发生是无法阻挡的，它必然会发生。另外，在发生的过程中，有些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让它可能慢一点，或者更好一点，让大家更能接受一点。李宽：回是没办法回去的，只能是一种感情的寄托。因为你即使想回去，回到农村能干什么呢？没有工作机会，也没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民宿有一段时间很火，很多人都想回到乡村，去找自己生活的那个场景。可是民宿虽然开在农村里，但里面的条件不亚于城市里的酒店，甚至可能更好。这意味着什么？人们希望有那个场景、那种元素，但他不可能回到那种真正的生活状态里去。我们都认为过去很美好，过去真的很美好吗？不一定。一方面，我们可能只记住了美好的东西，而把生活中的困苦都忘掉了；另一方面，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更多的是享受父辈或祖辈为我们创造的条件，所以感觉自己是无忧无虑的。可是当你真的自己承担起责任时，就会发现，生活并不是你原来想的那个样子。现在很多在城市里生活的人感觉到累、“卷”、压力很大，想找一个地方短暂地放松或歇口气，所以对过去有一种美好的想象和愿望。但这种想象不是真实的，或者它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学人说》：但我们怀念农村的社会交往或关系时，那种东西又是真实的，对大家有好处的，而它现在不在了。我们有办法再回到那样的共同体状态吗？ 李宽：我感觉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改善，我们原来做不了的一些事情，现在反而可以做了。比如，五六十年代或更早的时候，村庄里普遍有剧团，会开展文艺活动，但有一段时间活动渐渐消失了，而最近这段时间，它又逐渐恢复了。另一方面，说实话，原来的村庄中因为东西少，大家都想得到，所以产生了很多矛盾，“穷争饿吵”。现在物质富裕了，这种矛盾也逐渐减少了。所以生活富裕后，反而可以在小范围内去营造一个共同体的生活、共同体的氛围。《学人说》：您的这本书副标题叫“80后的村庄记忆”，为什么80后这么有代表性？李宽：一方面，因为我自己是一个80后，可能没办法代表其他群体，所以我想把这个范围缩小；另一方面，书写好后，我也送给了一些60后、70后乃至90后的朋友，大家都找到了共鸣。这意味着我们共同经历过那段时间。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开始的，80年代以来这段时间的变化是最强烈的，市场化改革、城镇化、高考制度改革等等，这是我们共同的经历。80后是与改革开放一起成长起来的一代，经历了整个社会的巨大变迁，目睹了很多事实的发生，这是我取这个副标题的一个意义。《学人说》：那80后是不是也可以说是最后一代有完整农村生活经验的人？后面的人可能慢慢就没有了。李宽：也可以这么理解。我经历了农村的各种生产活动和环节，但我们村庄很多90后就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他们从小学开始就在乡镇或县城上学，缺乏这种体验。同时，我们80后还是大规模进入城市生活的第一代，对乡村和城市两种生活场景都有所经历，对比会比较强烈。我感觉，80后所经历的这段时间，或许可以称作“奔腾的年代”。我的祖辈、父辈大多生活在农村，但就是我们这一代，从农村走向了城市。而我们的孩子出生在城市，他们的生活会有变化，但没有从农村一下子走向城市这种巨大的跨越。《学人说》：面对着这个似乎必然要消失的乡土社会，无论是80后还是其他代际的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好像大家都在怀旧，但怀旧是否只是把情绪发泄一下就结束了，生活依然继续向前？还是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李宽：其实怀旧在每个时代都有，人们对家乡的情感每个时代也都有。古人说“月是故乡明”“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还有余光中先生的《乡愁》，都反映了这种情感。但我的一个感觉是，社会的发展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要做好当下，以积极的心态去迎接它。同时，面对过去，自己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可以通过书写把这个时代的故事记录下来，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或解决一些看到的小问题。李宽：有可能，而且是大概率会发生的。比如现在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都分散在不同城市，他们的孩子可能只认识自己的堂兄弟姐妹，再往外一层就不认识了。这些孩子对父辈曾经生活的村庄也没有太多感情或记忆，那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个地名，甚至只是一个籍贯，连去都没去过。但是另一方面，乡愁的内涵也可能会更新。到时候，它可能会演变成另一种集体情感——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对乡村文明的一种呼唤、召唤或回忆。它可能会寄托在文化或其他方式上。城市在发展，乡村在消失，但有些民俗活动、传统文艺活动又以另一种方式不断兴起。这是一个辩证的、交替进行的过程。版权声明：本文系腾讯新闻万象工场独家稿件，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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