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下山时雪果然小了。
张泽顺走在前面，武凤萍跟在后面，隔着三五步。雪地踩上去吱吱响，声音被风送出很远。韩信岭在身后，已经看不见了。
走了很久，武凤萍说:那老师傅的话，你信？
张泽顺没回头，走了一段，说:我爸是工程师，我妈是服务队的，他们熬了二十年，才把我供出来。我不急。
武凤萍没再问。但她听懂了——他不说信，也不说不信。他只是把父母的二十年摆在前面，像是在说：那些熬出来的日子是真的，那些一步一个脚印踩实的路是真的，这就够了。至于韩信岭那个老人说的“不宜早年成事”——他不急，他信的是“事在人为”。
可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老人的话，像一颗埋得太深的炭，此刻还没烧起来，但早晚会烧。
他没说信，也没说不信。只是脚步比上山时稳了些，每一步都踩实了，才迈下一步。
武凤萍走在他踩出的脚印里，雪没过鞋帮。她说:我爷爷在我爸十三岁那年就没了。
张泽顺放慢了一点。
她说:奶奶守寡三十八年，把我爸和他两个弟弟供出来。我爸在组织部，跟人说话从来不笑，别人都怕他。只有回家，对我妈，对我，才会笑。
她说:我以前不懂，觉得奶奶太苦。后来才明白，她不是苦，是硬。她说:灵石女人，硬。
张泽顺没回头，步子又慢了一点。风把她的声音吹散了一半。张泽顺停下来，转身等她。她走到他跟前，解放鞋陷进雪里，拔出来，又陷进去。
他伸出手。
她握住。
雪落在两人之间，细细密密，像那年春天拔草时，风从操场那边吹过来，吹动她额前的碎发。她没躲。
他也没躲。
一九八一年春，春节刚过。
武凤萍从太原回到学校，宿舍还没开暖气，她裹着棉袄坐在床沿，把那五块钱从信封里摸出来，看了很久。信封是她妈寄来的那封，票夹在信纸里，信纸叠成方块，写着:天热，买双凉鞋。她把钱放回去，信封塞进抽屉最里头。
开学第一周，地理系召开毕业班动员会。宋老师说，今年是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毕业生，全省各地都在要人，太原、大同、长治、临汾，都有名额。成绩好的，优先分配。散会后，武凤萍站在走廊里，看着公告栏上那张省教育厅下发的分配计划表。太原五中，地理教师，一个名额。她看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三月，实习分配方案下来。张泽顺分到临汾一中，武凤萍分到榆次一中。一个往南，一个往北。她没说什么。实习出发前三天，武凤萍的父亲打来电话。
她握着话筒，听那头父亲说，太原五中的名额，他去问过了，教育厅那边有熟人，可以争取。但是——父亲顿了一下——你确定要去中学教书？组织部那边，他也问过，缺人。
她说:我学的是地理，教书对口。
父亲说:你再想想。
她说:想好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武凤萍握着话筒，手指微微收紧。她知道父亲在等什么——等她开口，等她承认，等她把这个藏在心里三年的人，第一次在家人面前说出来。
“爸，”她再开口，声音不高，却每个字都很清楚，“那个名额，能给他吗？”
父亲没说话。
“让他也留太原。”她顿了顿，“我……我不去组织部，就留在五中，和他一起。”
说完这句话，她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落了地。三年的暗火，三年的沉默，三年的用针线缝补他的衣服、用目光追他的背影——此刻都化成了这一句话。
她不是在求父亲。她是在告诉父亲：我选了他。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个霍县的同学，也在太原？
她说:在。
父亲没再问。
四个月后，实习结束。张泽顺从临汾回来，武凤萍从榆次回来。两人在校门口遇见，她拎着行李，他也拎着行李。她瘦了一点，他也瘦了一点。
她说:临汾一中食堂的窝头，比咱们学校硬。
他说:榆次那边，风比临汾大。
她说:是。
他说:是。
两个人站在校门口，谁也没说进去。春天的风把她的碎发吹到脸前，她伸手别到耳后，没别住，又掉下来。
他看着她的头发，说:太原五中的名额，你知道了？
她说:知道。
他说:谢谢你。
她说:不用。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毕业分配方案公布。
公告栏前围了一圈人。张泽顺站在最外头，隔着几颗脑袋看那张纸。他找到自己的名字，三十二号，去向:太原五中。他没动。她又找了一遍，从三十二号往后，四十七号，武凤萍，去向:太原五中。她的手指停在那个名字上，指节微微发白。人群渐渐散了。他还站在那儿，她也站着。风把榜文一角吹翘，他伸手按平。
她说:两个名额。
他说:看见了。
她说:我打听过。
他说:嗯。
她把围巾往上拢了拢，就那么任它飘着。
他说:韩信岭那年，老人说，霍县灵石成夫妻，能成大事。
她说:记着。
他说:还说不宜早年成事。
她说:也记着。
他看着榜文上那四个字，太原，五中。看了很久。
他说:那咱们就，慢慢来。
她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