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婚恋:私奔并不浪漫

私奔并不浪漫

私奔，很容易让青年男女联想起“浪漫”一词。而私奔的故事，更是令人不由得心生艳羡之意。中国历史上私奔的故事很多，有笔记焉，有小说焉，有戏剧焉，什么《风月瑞仙亭》、《虬髯客传》、《碾玉观音》、《昆仑奴》、《墙头马上》、《倩女离魂》……林林总总，举不胜举，谁若编上一部《私奔故事大全》，一定畅销。若签名售书，买书的读者要排上十里长队，签名的作者不但要累得手抽筋，还可能累得瘫倒在桌子底下也。

古代反映私奔的作品为何层出不穷，并且传播甚广，魅力巨大？盖因其中的男主角大多是风流才子，而且英俊得不像话，所谓“才比子建，貌若潘安”，便是这些男主角的共同特点。

宋话本《风月瑞仙亭》的司马相如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卓而不群，又加上弹得一手好琴，引得卓文君春心激荡，暗自思量：“我若得此丈夫，平生愿足！争奈此人箪瓢屡空，若待媒证求亲，俺父亲决然不肯。倘若挫过此人，再后难得。”《墙头马上》的男主角裴少俊，“三岁能言，五岁识字，七岁草字如云，十岁吟诗应口，才貌双全，京师人每呼为少俊。”李千金和他初次见面，便感慨“好一个郎君”，“恨不得倚香腮左右偎，便锦被翻红浪，罗裙作地席”，不但动了春心，而且直接想到了做爱。

女主角则无不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此女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

《风月瑞仙亭》中描写卓文君：“聪慧过人，姿态出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描龙刺凤，女工针指，饮馔酒浆，无所不通。”《墙头马上》的李千金，则是“雾鬓云鬟，冰肌玉骨；花开媚脸，星转双眸。只疑洞府神仙，非是人间艳冶。”她爹也夸她：“年方一十八岁，尤善女工，深通文墨，志量过人，容颜出世。”这些女主角，不但美得令男人一见倾心，二见丢魂，而且大多是女人主动向男人表白爱情，相约私奔。这样的故事，怎能不魅力无限，令人神往？我老人家若是遇到一位此类故事中的女主角，即使冒坐牢之险，也要与她奔上一回也。

其实，现实生活中的私奔，并不像文人虚构编排得故事那样浪漫，不但不浪漫，而且令人为之同情叹息。

私奔是包办婚姻导致的结果。凡有包办婚姻的地方，就会有私奔发生。古代不论，就我们生活的时代，私奔之事仍然时有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三十年里，由于贫穷和阶级的划分，使得人们在婚嫁时有着双重的顾忌。而在一些人的脑瓜里，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父母对儿女的婚恋横加干涉，乃至必须按他们的意志择偶，被认为理所当然。特别是在农村，父母包办儿女婚姻的现象更加突出。

早年，我作为知青，在乡下务农，当地就经常发生私奔之事。究其根源，除了有夫之妇可以不受父母的管控，跟别的男人跑之溜之，大多数私奔的青年男女，都是父母逼出来的。

女儿看上了一个家徒四壁的穷小子，爹妈认为女儿要是嫁给他，就要受穷挨饿，要阻止；女儿与地主富农的儿子搞恋爱，爹妈认为她不但要跟他一起背上辈的黑锅，而且将来生了孩子也无出头之日，要阻止；有的既不太穷，也不是地主崽子，只是爹妈看着那小子不顺眼，或是两家人有仇，也要阻止。

爹妈起先尚能耐着性子劝说焉，等到劝得口干舌枯，女儿仍然痴心不改，态度坚决，就要开骂。等到什么污言秽语都骂尽了，女儿仍像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就要武力征服。轻则拳打脚踢，重则抄家伙，竹竿扫帚擀面杖，摸到手就是刑具。有的爹妈性情温和，不打不骂，但却把女儿当作犯人，处处监视她的行动。他们似乎懂得“隔离可以破坏爱情、消灭爱情”的道理，认为只要不准她跟那个小王八旦见面，时间一长，两人也就拉倒啦。于是由当娘的亲自监视，女儿上趟茅房她都要跟着，或指派她的弟弟妹妹或嫂嫂实行盯人战术，阻断她与情人见面的一切机会，直到她回心转意为止。

然而，爹妈的强力施压，虽然可以使女儿屈服，也可能压出逆反心理。本来还希望爹妈能转变态度，给其自由，或是开始考虑是否与男方断绝关系的，被一打一骂，就蛤蟆吃称砣——铁了心，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跟定了那个男人。结果有的姑娘顶不住爹妈的压力，只好向隅而泣，忍痛割爱，有的姑娘则反抗到底，干脆跟心上人一起私奔。

突然有一天，爹妈发现管控对象跑了，就慌了神矣。先是火烧腚似地四处寻找，等到断定女儿跟男的私奔了，便要招呼侄男伯女，提着家伙，杀奔男家，兴师问罪。当此之时，男家就遭了殃，坛坛罐罐被砸得稀烂，连烧饭锅也变成了废铁。有的人砸完了可砸的家当，仍不解恨，还要将人家的粮食被褥泼上屎尿，或将粮食抢走。更加暴烈的行动，是将小伙的爹妈打得半死。

有的人家，觉得老大难的儿子终于找到了老婆，并且省下了一笔彩礼，等于白捡了个媳妇，也就甘为儿子顶罪，忍气吞声，任未来的亲家发泄冲天的恶气。有的人家却觉得孩子自由恋爱，两厢情愿，私奔也是你家逼的，岂能容你家如此胡闹！特别是男丁众多，家乡俗称“拳头硬”的家族，就要奋起反抗。

男方的家长振臂一呼，兄弟子侄、姑表姨舅，应声而至，于是一场血战就此展开。锹钗扁担扬场铣，成了两军的兵器，直杀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两败俱伤，方鸣金收兵。如果双方打了个平手，只是各自将伤员送往医院，把好不容易攒下的几文银子变成医药费；若是一方吃了亏，就可能组织兵力，进行反击，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就要发生。

有的人家，拳头不硬，不敢到男家打砸抢，就到公社告状，说男家拐骗了他家的女儿。若是遇上个明镜高悬的干部，认为两人是自由恋爱，不是拐骗，就会说服女方父母，既然生米已经做成熟饭，两家日后就是亲家，不如放漂亮点，承认这门亲事，日后两家也好相处。若是遇上个糊涂蛋，认定男方拐骗妇女，或是与女方非亲既友的干部，一味偏袒女方，男家就倒了霉矣。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儿子跑了，就拿他爹是问。

1976年以前，全国城乡先是有“群众专政指挥部”，“群专”撤销后，各地又办起了“学习班”。两者都是准专政机构，专门关押有政治问题或其他方面犯了事的人。糊涂蛋一声令下，逃犯的爹或娘，就被专了政，直到他们的儿子回来，方可恢复自由。文革结束后，准专政机构全部撤销，公社成了乡政府，糊涂官遇到此类纠纷，仍依样画葫芦，处理办法照旧。

我家乡一小伙与姑娘私奔后，女方家长到乡政府告状。乡干部不问青红皂白，将小伙的爹关押起来，逼他交待儿子的去向。当地两个德高望重的老头，到乡镇府为男家说情，乡干部用小轿车将他们送往县城。两老头以为干部要犒赏他们为村民着想，公正处理民事纠纷，让他们到县城兜兜风，又是生平第一次坐小轿车，喜不自胜。哪知却被送进了拘留所——罪名是“合谋拐骗妇女”。

改革开放之前，农民没有打工的去处，私奔者只有投亲靠友。但物质匮乏的年代，大多生活困窘，谁家一下多了两张嘴，三天两天尚可，长期吃下去，就是沉重的负担，故亲友家不可长住。何况没有大队以上的证明，就会受到盘查。于是私奔者东家躲几天，西家藏几日，实在没地方再躲藏，只有流浪乞讨。无亲友可靠的，更是自离开家那天，便成了乞丐。即使当乞丐，也有被遣送回乡的危险。故私奔的男女，大多在外流浪数月，又不得不返回家乡。

两个可怜人回了家，大戏又要隆重开场。有的人家，要率领青壮，前往男家，夺回女儿，关她的禁闭；有的人家则在男方举行婚礼时打上门来，或是在他家门前屋后烧纸咒骂，闹得乌烟瘴气，不但让男家丢尽了脸，那些喝喜酒的客人也非常尴尬。

有个姓纪的小伙，与一姑娘自由恋爱，姑娘的父母因两家上辈有仇，坚决反对，致使姑娘与小伙私奔。两人在外面流浪数月后返回家乡，姑娘的爹妈竟带人到男方家中，把女儿抢回，将她关进厢房，叫嚣“宁让她死在家里，也不准她嫁给纪家”。姑娘觉得没脸见人，竟悬梁自尽。男的闻讯，痛不欲生，前往吊唁，竟遭暴打。姑娘下葬后，小伙于夜间跑到她的坟前，喝农药身亡，死后两手仍深深挖进坟土，上演了一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靠私奔结合的男女，有的此后经人从中调解，两家尚可反仇为亲。有的人却顽固得像头犟牛，别人即使磨破了嘴皮，也不愿与男家和解。男方即使送上彩礼，他也要将其扔出屋外。有的父母多年不认女儿，平时在路上巧遇，扭头而过，如遇路人。对下一辈情感上的伤害，久久难以抚平。

在中国古代，不经媒人撮合而自由恋爱的男女，被识为淫荡、下贱，与人私奔，被视为丑行，为人所不耻。《白虎通·嫁娶》中有言：“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须媒妁何？远耻防淫逸也。”《管子·形势解》中说：“妇人之求夫也，必用媒……求夫家而不用媒，则丑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丑而不信。”就连二号圣人孟轲先生也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窬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

这种旧观念的遗毒，至今未能肃清。在农村，男女私奔，男的令人暗自艳羡，说他有本事，不花钱便赚了个媳妇，女的则要遭人耻笑，说她“风流下贱”、“送货上门”、“有辱门楣”，云云，令她抬不起头。直到多年后，提起她的婚史，仍会被人当作笑谈。

婚姻不但关系儿女一生幸福与否，也牵涉到大家庭的利益。而今，有些父母仍要对儿女的婚姻横加干涉，私奔的事情仍会发生。但与过去比，现在私奔的男女，要幸福多啦，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只要另外租间房，把手机号码一换，爹妈就是顾上八个私家侦探，也难找到。在乡村，两人只要买张车票，就可以远走高飞，前往某个城市打工，十年不回家，也照样生活得很好。故做父母的，对于自由恋爱的儿女，是当发号施令说一不二的司令，还是当好儿女的参谋，是个值得认真掂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