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农村青年，为何有的地方仍以父母主导相亲为主，有的地方却更早转向自由恋爱？本文从田野差异出发，追问统一现代性框架下的“区域分化”如何形成，并对既有解释的盲点提出反思：村社结构、代际责任之外，外部劳动力市场与青年婚恋体验也许才是关键变量。如果你也感兴趣，请和小编一起来阅读吧！沈在蓉 杭州市团校《青年探索》2024第3期
我国农村青年婚姻
缔结路径选择的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劳动力市场视角的田野考察
当前各地农村青年婚姻缔结路径存在鲜明的区域差异特征。现有对青年婚姻缔结路 径研究既有现代化视角和社会结构视角，但对同一社会结构下各地农村青年婚恋实践差异仍存在 解释盲区。引入劳动力市场分析视角，基于河南、山西两地农村的考察，研究发现：全国性劳动 力市场条件下，农村青年跨域流动明显，自由恋爱多被父代排斥，进一步强化了基于本地婚姻市 场的父代主导的传统相亲介绍路径；区域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农村青年多域内流动，父代对自 由恋爱接受度较高，当地短时间内转向了现代自由恋爱路径。随着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全 国性婚姻市场并未出现，在适婚人口结构失衡、地方婚俗传统难以改变大背景下，自由恋爱只是 转变了男女双方相识方式，并未转变为婚恋文化，因此难以从根本上逆转各地婚姻市场日趋激烈 的竞争格局和日益抬升的婚姻支付压力。劳动力市场视角，是对既有研究的重要补充，有益拓展 了对各地农村青年婚恋实践区域差异的进一步理解。
问题提出
从各地农村青年婚恋实践来看，当前流行的婚姻缔结路径大致有二：一是相亲介绍，二是自由恋爱。相亲介绍主要依靠父代及其亲朋好友介绍，不仅讲究适婚男女双方相互认可，更偏重于双方家庭相互匹配；自由恋爱更看重适婚男女情投意合，子代主导特征突出，父代家庭主要在婚恋仪式操办、子代家庭生活等后续环节提供必要支持。
从既有研究来看，学界多认为面向爱情的自由恋爱是现代社会进步、个体权利表达的重要标志，是适婚青年男女走向婚姻家庭的重要缔结路径与普遍发展趋势［1］。但从田野考察结果来看，各地农村青年婚姻缔结路径差异显著：以河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地区，父代主导的相亲介绍模式仍占主导地位，自由恋爱相对较少；而以山西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地区，从“80 后”“90 后”群体开始，较早地转向了自由恋爱，子代主导特征明显。
基于此，农村青年婚恋实践本身向我们提出了一道亟待解答的时代命题：在统一的现代性框架下，各地农村适婚青年婚姻缔结路径为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更进一步讲，什么因素及其如何影响各地农村适婚青年婚姻缔结路径，并最终形成区域差异？
文献综述与研究视角
（一）文献综述
学界已从不同视角对青年婚恋模式的转型及其区域差异做出探讨，可归纳为以下两大面向：一是现代化视角下的青年人自由恋爱。爱情的产生、发展和变化与整个社会的变迁密不可分。刘怡然认为，自由恋爱是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产物［2］。何明敏进一步指出，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恋爱问题从新文化领域蔓延至市民大众之间，电影院的恋爱之风盛行，起到恋爱启蒙的作用［3］。
谈及自由恋爱，不少学者追溯至 20 世纪前半叶，滨田麻矢等指出，五四运动以降，“自己决定人生”的价值观逐渐内化，自由恋爱成为其重要价值追求［4］。买琳芳等进一步指出，以五四前后中西方文化碰撞为背景，新青年女性追求婚恋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出走”叙事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5］。聚焦农村青年婚恋实践，宋丽娜指出，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爱情快餐”正快速崛起，发展出了恋爱技能与恋爱套路，爱情成为被标准化生产出来的产品［6］。现代化视角下，自由恋爱似乎已成为包括农村年轻人在内的青年一代婚恋选择的重要路径。二是社会结构视角下的农村青年婚恋模式差异。区域差异明显，是我国作为一个地域广阔、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的鲜明特征。
从社会结构视角看，我国广大农村可区分为南方宗族性村庄、中部原子化村庄和北方小亲族村庄［7-8］。王向阳指出，河南农村父母代际责任重，父代介入主导的相亲介绍成为当地婚姻缔结的主流模式，且对当地婚姻成本高涨、光棍数量增加、代际压力沉重等产生直接影响［9］。
在此基础上，李永萍进一步指出，在宗族性村庄和原子化村庄，主要依靠子代自由恋爱解决婚配问题，在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当地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剩余数量较多且呈集中分布态势［10］。社会结构视角下，王黎引入“阶层分析”并指出，底层家庭青年被排斥在中上层通婚圈之外，他们倾向于通过自由恋爱来寻找婚配对象［11］。
现代化视角下青年婚恋模式转型研究，对我们认识青年婚恋转变及其发展有重要启发，但忽略了各地农村青年婚恋模式选择的情境性、复杂性及其经济社会基础。社会结构视角下各地农村青年婚恋模式区域差异研究指出了社会结构、代际责任等村社内生因素对各地农村青年婚恋实践的基础性影响，但遗憾的是，忽略了劳动力市场等村庄外部因素对各地农村青年婚恋模式选择的重要影响，对作为婚恋实践主体的农村适婚青年群体本身的婚恋体验及其与村庄社会、农民家庭、外部市场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关注不足。
（二）研究视角：从“社会结构”转向“劳动力市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动，大范围城乡往返已成为不争的社会事实，对各地农村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近年来，部分学者关注到“劳动力市场”对中国式现代化、劳动力配置、乡村社会转型、农民家庭再生产等方面的重要影响［12-14］，但不足之处在于：既有研究多侧重于对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现象的考察，而且先验地认为随着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全国性统一劳动力市场随之出现，进而考察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对农民家庭消费等影响，鲜见其对农村青年婚恋的相关研究，更忽略了我国各地劳动力市场本身的不均衡性和区域差异特征。
从各地实际来看，劳动力市场可区分为三个层次：本地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和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层次不同，其经济基础不同，对各地乡村社会转型和农民家庭再生产影响也各有不同。对中西部绝大多数普通农村而言，当地产业发展基础薄弱，当地人多在外务工经商，主要流向分为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和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本地劳动力跨域流动明显，流动范围大，务工距离远，对当地乡村社会转型冲击较大；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和本地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本地劳动力多在同一社会文化体系内流动，流动范围小，务工距离近，村庄结构和家庭较为完整，对当地乡村社会转型冲击有限。
聚焦农村青年婚恋，对比社会结构视角，劳动力市场视角关注的是农民与市场关系，重点考察不同劳动力市场类型对农村青年婚恋模式选择的直接影响，可以较好地弥补以上社会结构视角对同一社会结构条件下各地农村青年婚恋实践差异的解释盲区。
本文经验材料主要来自于近年来在河南、山西两地农村地区的田野调查。调研主要运用半结构式访谈法，通过与当地村“两委”干部、在村父母以及部分农村适婚青年的深入访谈，获取了大量一手素材。本文选取的典型个案村，均属于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普通村庄，共享了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结构背景，但两地农村青年婚姻缔结路径却大不相同。
为了方便呈现经验并做进一步分析，笔者采用了分而述之的论述方式，在此基础上在本文第五部分对各地农村青年婚恋实践丰富图景做进一步拓展分析和归纳提炼。基于劳动力市场视角，通过呈现并分析同一社会结构背景下河南、山西两地农村适婚青年不同婚姻缔结路径的选择，揭示其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劳动力市场视角对既有解释体系的拓展。
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相亲介绍：
来自河南农村的经验证据
河南 A 村，地处豫南平原，下辖 800 余户，2500 多人，人均耕地一亩三分，以小麦等大田作物种植为主，农业剩余有限，加之当地第二、三产业发展有限，当地中青年劳动力多在外务工经商，跨域流动明显。
据悉，当地既有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制造业发达地区务工人员，也有在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从事服务业人员，同时也有不少在郑州、西安、兰州等城市务工、经商的，区域分布极其广泛。同时，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河南省流出到外省的人口达1610 万人，是全国净流出人口最多的省份，充分说明河南农村属于典型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这一特征，在当地具有普遍性，因此具备个案分析意义上的典型性。
（一）婚姻缔结路径：父代主导的相亲介绍
在人口高度流动且社会风气日渐开放的当前阶段，现代社会自由恋爱并未成为河南农村适婚青年的主要婚姻缔结路径。据当地村民介绍，近二十年来，当地村庄年轻人结婚成家主要靠父辈及其亲朋好友在本地介绍对象，通过自由恋爱这一方式走进婚姻家庭的不多，反而被当地人认为是不光彩的“家丑”。
此外，不止河南 A 村，从各类媒体报道看，河南全省适婚青年大都集中在春节期间接受父母安排的相亲介绍。他们大多依靠父辈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在本地婚姻市场上物色相亲对象，因此，当地婚恋实践具有以下典型特征：一是父代主导，而非子代主导；二是以本地婚姻市场为主，而没融入全国性婚姻市场；三是基于父母口碑、家庭支付能力的家庭因素影响较大；四是婚姻市场竞争激烈，婚姻成本逐年攀升；五是高度嵌入当地婚俗传统，婚恋仪式传统且完整。
调查发现，当地农村适婚青年的普遍轨迹是接受完基础教育后，外出务工经商，春节期间返乡集中相亲。在确定合适结婚对象之前，每逢春节，当地青年几乎均被父母安排了各类相亲活动，直至确定合适结婚对象。当地父母普遍选择通过相亲介绍为子女选择婚配对象，适婚青年男女也普遍接受了这一做法。
（二）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下河南农村青年婚恋的传统路径
河南是我国典型的劳务输出大省。从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打工经济兴起，逐步形成了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但与不少学者设想不同的是，随着全国的劳动力市场逐步形成，当地并没有出现全国性婚姻市场［15］，本地婚姻市场，仍是当地农民家庭的普遍选择。
在全国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农村青年普遍到发达地区务工经商。在外务工期间，当地青年男女自然有不少机会接触到同龄年轻人，其中当然有部分青年自主交往并发展为恋爱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全国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当地农村青年自由恋爱的对象很有可能来自外省市。在起初较短的时间内，河南父母态度并不明确。随后来自身边的一些案例事件往往直接影响并改变河南父母对待子女自由恋爱的态度。
WXJ，1992年生，男，初中毕业即外出打工。在浙江打工期间，认识了来自贵州的同龄女孩，相处一年即带回家结婚。婚后孩子留给父母，两个年轻人接着外出打工。期间，这位外省儿媳妇又认识了另一位贵州老乡，很快两人就住在了一起。WXJ发现后，坚决选择了离婚，目前结婚越来越难，父母愁得晚上睡不着。（访谈记录：20220124WXJ）
WYR，1990 年生，女，初二辍学后外出打工。在广东打工期间，认识了来自湖南农村的同龄男孩，女孩看中了男孩的积极上进，后来不顾父母坚决反对，远嫁到了湖南农村。据其父母介绍，从2010 年结婚至今，远嫁湖南的女儿只回了老家三次，前几年是因为孩子小走不开，后来回来了几趟还是因为家里爷爷奶奶相继去世。他们认为白养了一个女儿。（访谈记录：20220722WP）
以上案例，发生在他们身边，改变塑造了当地父母观念：外来媳妇不靠谱，女儿远嫁不值当。基于此，当地父母从态度模糊转向坚决反对子女自由恋爱，主要理由如下：跨省婚姻不稳定，女儿来往不方便，在外受欺负父母不知情。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父母反对女儿外嫁，自然有其自身晚年养老的现实考虑，同时也的确充分考量了女儿远嫁的各类风险。
在全国劳动力市场条件下，河南农村青年的自由恋爱，婚姻风险较大，因此多被扼杀于初期，长此以往，在强大的代际压力下，当地农村适婚青年男女也很快接受了父代主导的相亲介绍。其中的逻辑在于：在全国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农村青年自由恋爱所产生的跨域婚姻风险较大，进一步强化了父代介入的动力与基础；既然是父代介入，父代一般多按照当地传统在本地婚姻市场上为子女操持婚姻大事，进而逐步形塑了河南农村父代主导的相亲介绍这一婚姻缔结路径；传统相亲介绍这一路径被沿袭且被进一步强化之后，反过来又抑制了现代社会自由恋爱文化的生长。
区域性劳动力市场与自由恋爱：
来自山西农村的经验证据
山西 T 村，下辖 953 户，2691 人，共有耕地 8153 亩，以玉米种植为主，每亩净收益约 1000 元 / 亩。相比河南农村，当地农业剩余尚可，中老年人普遍在村种地。值得一提的是，当地铁矿资源丰富，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当地人普遍从事开矿、运输等，一直持续到 2008 年前后，受国家政策影响，个体开采很快退出当地矿产开发。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当地打工经济兴起较晚，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打工潮高度重合。
此外，当地人多在山西省内务工，区域性劳动力市场特征鲜明。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山西全省流动人口为9673800 人，其中省外流入人口为1620518 人，省内流动人口为8053282 人，占流动人口的绝大多数，充分说明山西全省城乡人口流动的区域劳动力市场特征。这一特征，在当地较为常见，因此具备个案分析意义上的典型性。
（一）婚姻缔结路径：子代主导的自由恋爱
据当地村民介绍，当地从“80后”年轻人开始，自由恋爱逐步增多，目前当地适婚青年男女，多通过自由恋爱相结合，相亲介绍只是作为婚姻危机兜底性救济手段而存在。
当地农村青年婚恋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自由恋爱已成当地青年普遍选择的婚姻缔结路径；二是在 2008 年之前，当地已出现适婚青年通过自由恋爱走向婚姻家庭的部分案例；三是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当地婚姻市场范围也逐步拓展，区域性劳动力市场与区域性婚姻市场高度重合。
以 T 村为典型代表的山西农村青年的自由恋爱转向似乎比较顺畅。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对山西农村父母而言，还是河南农村父母而言，他们那一代几乎均是通过相亲介绍而组建家庭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从相亲介绍到自由恋爱，山西农村青年的婚姻缔结路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为什么山西农村父母普遍支持而非反对子代这一选择呢？
（二）区域性劳动力市场下山西农村青年婚恋的现代转向
河南农村、山西农村社会结构同为小亲族村庄，父代代际责任感强烈，同样存在介入子代婚姻大事的强烈动力和价值基础。因此问题的有趣之处在于：对比河南农村，为什么山西父母普遍接受了自由恋爱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
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出现之前，当地首先经历了一个本地劳动力市场阶段。受益于采矿经济，在 2008 年之前，当地人多在本地从事采矿、运输、餐饮等相关的经济活动。本地就业期间，当地适婚青年男女交往广泛，其中的“80后”群体首先转向了自由恋爱。2008 年后，随着打工经济的进一步扩展，当地劳动力市场逐步转向以太原为核心的区域性劳动力市场。
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当地农村青年多在临汾、太原等地打工，域内流动的鲜明特征，决定了其共享了包括婚俗传统在内的同一套地方社会文化体系。有了前期本地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自由恋爱的铺垫，当地农村父母对子女省域范围内的自由恋爱接受度较高，除非特殊情况，否则当地父母一般不会轻易反对子女自由恋爱。以下访谈材料较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TZS，1993年生，女，初中毕业后到太原打工，先在宾馆做服务员，后来到太原富士康工作。打工期间，认识了一位来自东北的同龄男孩。听说恋爱对象是外省人后，女孩父母坚决反对，认为远嫁不靠谱。不久女孩又重新找了隔壁市的一位男孩，家也在农村，但积极上进，女孩父母认为都在省内，比较靠谱，支持他们在一起。一年后，双方父母按照山西婚俗为他们操办了婚礼。（访谈记录：20230722TZC）
和河南父母相同，山西农村父母对女儿跨省外嫁等婚姻警惕性比较高，内心比较排斥，但省内结合接受度就比较高。山西父母的普遍心理是找对象，子女做主；结婚操办，父母来；跨省婚姻不靠谱，本地婚姻更方便。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外省人在太原打工的数量其实比较有限，当地年轻人交往的对象也往往都是本省人。因此，一般情况下，只要子女自由恋爱的对象在省内，当地父母一般不会反对。基于此，当地农民家庭逐步形成了以下分工：子女通过自由恋爱找对象，父母按照当地婚俗传统为子女操办婚事。
劳动力市场视角下
农村青年婚恋实践的丰富图景
及其对既有研究的拓展
（一）劳动力市场视角下农村青年婚恋实践的丰富图景
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农村青年务工距离远，流动范围大，接触的同龄人很有可能是同为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其他省市同龄人，通过自由恋爱，多走向了跨省婚姻。
但农村父母普遍对跨省婚姻持反对态度，他们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子女远嫁或远娶，孩子在外受欺负后父母不知情，更帮不上忙；二是跨省婚姻往往面临不同地方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磨合的挑战，加剧了婚姻不稳定性风险；三是子女组建新家庭后，距离太远，平常走动不方便，等父母老了之后照料也分身乏术。相比外来媳妇，父母一般更反对女儿远嫁，加之客观上外来媳妇确实容易出现婚姻不稳定等现实教训。
因此，各地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本地婚姻市场偏好。这也是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形成后，全国性婚姻市场并未同步产生的重要社会文化基础。在父母坚决反对跨省婚姻的情况下，农村青年多依靠父母在本地婚姻市场上找对象。既然是依靠父母在本地婚姻市场上找对象，客观上又进一步锁定了当地相亲介绍这一传统婚姻缔结路径。
在传统相亲介绍路径下，主要面向的是高度嵌入地方社会文化的本地婚姻市场，其中基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家庭支付能力至关重要，尤其是在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或严重失衡的农村地区，基于家庭支付能力的相亲介绍往往进一步加剧本地婚姻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婚姻竞争的结果往往是包括彩礼、房、车等在内的婚姻成本的日益攀升。婚姻成本的支付，又往往通过代际责任由其父母承担。
在婚姻成本日益攀升的大背景下，绝大多数普通家庭均面临较为沉重的婚姻支付压力。子代婚姻支付压力与父代人生任务高度绑定，否则将面临沉重的心理负担和村庄社会舆论压力。此外，在父代主导的相亲介绍路径下，男女双方初婚年龄一般较小，多在二十岁左右开始相亲并很快走入婚姻家庭。以上情形，在全国劳动力市场、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的河南农村最为典型。
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或本地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当地农村青年务工距离适中，流动范围多在省内，接触的人大概率是同为区域性或本地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同龄人，关键是共享了包括婚俗传统在内的同一套地方社会文化体系。对当地父母而言，不论是相亲介绍，还是自由恋爱，无非是改变了男女双方相识方式。因此，当地父母对子女自由恋爱较为宽容，接受度更高。在当地父母并不反对子女自由恋爱的情况下，这一现代婚姻缔结路径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并取代了当地传统的相亲介绍这一婚姻缔结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在区域性或本地劳动力市场条件下，自由恋爱逐渐成为青年人之间的主要相识方式，但并未成为当地主导的婚恋模式。当地婚俗传统，高度嵌入地方社会文化，仍由父代操持，按照当地婚俗传统来安排后续流程或传统仪式。但即使如此，相比传统相亲介绍模式，自由恋爱环节的出现，充分吸纳了男女双方本人的意愿或需求，客观上有效提升了男女结合后小家庭的婚姻稳定性。
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婚姻市场条件下，子代负责自由恋爱，父代负责操持结婚仪式流程，体现出明显的“同乡同俗”特征。在“同乡同俗”大背景下，地方社会婚俗传统中所要求的彩礼、房、车等婚姻成本和婚姻仪式流程同样必不可少。在区域性婚姻市场条件下，包括彩礼在内的婚姻成本或结婚标准，在区域性地方社会高度统一。
值得关注的是，在区域性婚姻市场条件下，相比本地婚姻市场，区域性婚姻市场竞争范围更大，女性要价空间更多，包括彩礼在内的婚姻成本抬升几率更高，更容易对绝大多数父母产生婚姻支付压力。因此，在山西农村调研期间，发现当地中年父母负债情况较为普遍。此外，在子代主导的自由恋爱这一路径下，男女双方初婚年龄一般略大一些，参见表4。
（二）对既有研究的拓展
现代化视角下的相关研究，指明了现代社会中作为行动主体的人在婚恋实践当中的主体地位，较好地呈现了现代婚恋文化的基本定位和发展方向，但忽略了我国各地农村地区婚恋文化转型的丰富性和差异性，也低估了各地高度嵌入地方社会文化的既有婚俗传统的复杂性和长期性。同时，从各地农村青年婚恋实践来看，自由恋爱很有可能只是扮演了男女双方婚姻缔结路径本身，在具体实践中并未转变为彻底的现代婚俗文化，而是走向了和各地父代主导的既有婚俗传统相结合的中间道路或过渡路线，至于自由恋爱能否完全替代传统相亲介绍模式并进一步演变为现代婚俗文化，短时间内看尚是一个未知数。
社会结构视角下的相关研究，在统一的现代化视角基础上，认为社会结构是影响各地乡村社会转型、农民家庭再生产的重要因素，通过呈现并分析不同社会结构条件下农民家庭代际责任强弱对本地婚姻市场竞争激烈程度、婚姻成本高低、光棍数量多少等各维度的影响，为我们勾勒了各地农村社会婚恋实践的精彩画面。社会结构视角侧重从村庄社会本身出发解释农民家庭婚恋议题，对稳定社会中不同社会结构视角下的各类议题具有较强解释力，但由于研究视角本身的局限，这类研究无法解释同一社会结构条件下农民家庭婚恋实践的区域差异问题。
劳动力市场视角的引入，是对以上研究视角的必要补充和重要拓展。其研究价值在于：一是在统一的现代社会婚恋文化发展趋势之下，提出“自由恋爱”短时间内并不会替代各地婚俗传统而演变为唯一的占主导地位的婚恋模式，各地区域差异显著；二是从劳动力市场角度看，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全国性婚姻市场并不同步，反而会进一步强化本地婚姻市场，同时，针对各地农村青年婚恋实践中存在的明显的区域差异问题，较好地弥补了社会结构视角所遗留的解释盲区。
此外，在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的农村地区，相比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本地婚姻市场，区域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区域性婚姻市场，婚姻竞争更为充分激烈，农民家庭对婚姻成本价格更为敏感，适婚青年的中年父母面临的婚姻支付压力往往更为沉重。
结论
聚焦农村青年婚姻缔结路径的区域差异，基于河南、山西两地农村的田野调查，引入劳动力市场分析视角，研究发现：
其一，以河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部分农村，在全国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农村青年务工距离较远，流动范围较大，子女自由恋爱多被父母坚决反对，反而进一步强化了面向本地婚姻市场的传统相亲介绍婚姻缔结路径。
其二，以山西农村为典型代表的部分农村，在区域性或本地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农村青年务工距离较近，流动范围适中，青年男女及其家庭共享了包括婚俗传统在内的同一套地方社会文化体系，父代对子代自由恋爱接受度较高，多持开放包容态度，促使传统相亲介绍向现代自由恋爱转变。
其三，在全国劳动力市场影响下以本地婚姻市场为主导的通过相亲介绍的婚姻缔结路径，男女双方初婚年龄一般较早，面向本地婚姻市场且主要基于家庭支付能力的婚姻竞争往往比较激烈，包括彩礼在内的婚姻成本多呈持续走高态势；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影响下以区域性婚姻市场为主导的通过自由恋爱的婚姻缔结路径下，男女双方初婚年龄一般略晚，在适婚人口结构失衡大背景下，自由恋爱并不能改变当地婚姻市场竞争基本态势，农民家庭婚姻支付压力同样不低。
其四，随着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全国性婚姻市场并未同步形成，反而呈现明显的不均衡性，且自由恋爱并未成为主导性婚恋文化，而只是扮演了适婚男女双方的相识替代性方式，最终均回归到了本地或区域性父代主导的婚俗文化传统中来。婚俗传统深嵌于各地地方社会文化，不论是“一地一俗”，还是“同乡同俗”，在各地婚俗传统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尤其是在适婚人口结构失衡的大背景下，面向婚姻市场适婚女性资源的婚姻竞争格局不改变，各地婚姻成本持续攀升的趋势也就难以逆转，并主要由父代承担，以此锁定了农民家庭再生产日益抬升的婚姻支付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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