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婚恋纠纷”到“分手暴力”:司法裁判中控制本质的识别与法律适用的纠偏——以陈某故意杀人案为切入点

被告人陈某与被害人施某原系夫妻，离婚后，陈某通过网络购买刀具，蹲点守候并闯入施某住处，持刀捅刺其颈部、背部等要害部位，造成被害人轻伤二级的严重后果。一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九年。二审期间，辩护人提出，本案因婚恋纠纷引发，被告人不具有杀人故意，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在裁判要旨中明确指出：陈某的行为属于“分手暴力”，不应以情感纠纷引发为由对其从轻处罚。

该案的典型意义在于，它触及了刑事司法中一个长期存在的模糊问题：当暴力行为发生在曾经亲密的伴侣之间时，究竟应当如何定性？是将其视为普通的“婚恋纠纷”予以轻缓化处理，还是穿透情感的外衣，识别其背后的控制本质，进行公正评价？

要准确适用法律，首先必须对“分手暴力”这一概念进行规范层面的界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一条的规定，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可被认定为虐待。虽然该解释主要适用于民事领域，但其对暴力行为性质的界定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分手暴力，一般是指具有或曾经具有婚姻、恋爱、同居等亲密关系的双方，在关系结束阶段或结束后，被迫结束关系的一方对主动结束关系的一方所实施的暴力行为。从法律性质上分析，分手暴力并非独立的新罪名，而是对一类犯罪动机和行为模式的概括。其本质特征在于：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2008年发布的《涉及家庭暴力婚姻案件审理指南》第七条，家庭暴力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加害人存在通过暴力伤害达到目的的主观故意。分手暴力正是家庭暴力在关系破裂后的延续与升级。施暴人之所以施暴，根本动因并非日常琐事争执，而是无法接受对方脱离自己的掌控，企图通过暴力迫使对方服从（如复合），或在控制失效后对对方的“背叛”进行惩罚与报复。

分手暴力往往不是孤立的突发事件。在陈某案中，被告人在离婚后长期纠缠、蹲点、威胁，行为呈现出持续性、反复性的特征。研究表明，分手或离婚诉讼期间，是受害人遭受暴力频率最高、程度最严重的时期，极易引发伤亡惨案。

司法实务中，施暴人及辩护人常以“婚恋纠纷”作为抗辩理由，部分裁判者也因缺乏识别经验而陷入误区。然而，二者存在本质区别，混淆二者即构成事实认定错误。

普通婚恋纠纷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双方因情感、经济或生活琐事产生矛盾，往往“一个巴掌拍不响”，双方对矛盾的产生均可能有一定责任。而分手暴力中，双方地位并不平等，存在明确的施暴人与受暴人。受暴人通常处于恐惧、躲避、屈从的状态。在陈某案中，被害人施某某面对纠缠感到害怕，选择躲避，甚至需要求助房东到场保护，这完全符合受暴人的行为特征，而非平等主体间的争执。

对于普通婚恋纠纷，法律之所以规定从轻处罚，逻辑前提往往是“事出有因”且“双方有责”。而分手暴力的过错在于施暴人一方。施暴人通过暴力手段单方面试图控制对方意志，其控制意图和行为是矛盾的唯一根源。陈某在复婚无望后发出的“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的威胁，赤裸裸地暴露了其因控制欲受挫而产生的报复心理，而非解决纠纷的意图。

将分手暴力错误认定为婚恋纠纷，最直接的后果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不当援引从宽处罚条款。

陈某案的判决，是在司法实践中引入社会性别视角和反家暴理念，精准识别案件性质的一次有益尝试。它提醒我们，在面对发生在亲密关系间的刑事案件时，不能仅停留在“因情起意”的朴素认知层面，而应深入剖析双方互动关系中的权力结构。

“分手暴力”概念的提出与适用，并非创设新的罪名，而是还原了该类犯罪的真实面貌——它并非平等主体间的纠纷，而是一方对另一方实施的控制与侵害。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准确区分分手暴力与普通婚恋纠纷，拒绝以“情感纠葛”为由对施暴人网开一面，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现个案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司法对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唯有如此，才能在每一起案件中让公众感受到公平正义不仅是“罚当其罪”，更是“辨其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