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子琦 | “革命加恋爱” 与“女同志”的萌生——以柯伦泰为视点的考察

柯伦泰像，《妇女杂志》第10卷第1期

1920年代中期，在大革命兴起之际，《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展开过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与恋爱”关系大讨论。[1]大革命失败后的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初，以“革命加恋爱”为内容的小说十分流行，茅盾、蒋光慈、丁玲、胡也频、白薇等左翼作家关于这一题材的小说数量多、影响大，以至成为一个突出的创作症候，对后来革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革命加恋爱”思潮对于左翼文学创作的意义，在被诟病的“公式化”之外，亦蕴藏着在文学内部进行有机调整、伦理重构的机缘，其结果之一，就是萌生了从未有过的新形象——“女同志”，如同贺玉波分析《虹》时所述，“梅女士实际参加了这种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她发传单，演讲，在人堆里挤，吃自来水，热心工作，她俨然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女同志”[2]。

谢冰莹：《从军日记》，光明书局1932年版

茅盾曾将这些投身革命的新女性命名为“时代女性”，她们与五四时期新女性不同，已然摆脱父母家庭，且摆脱了女性命定的婚嫁，而以独立身份与男性一道，成为革命“同志”。“革命加恋爱”作品中，“同志”的出现具有典型性，男同志无一不沉稳、刚毅、富有行动力，且承担了传播共产主义、吸纳新同志的职能[3]，“女同志”则往往作为被吸纳的对象。然而较少为人所注意的是，“女同志”这一观念和形象的萌生，有一个直接的来源，那便是苏联妇女运动领袖、作家柯伦泰作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译介。不难发现，在柯伦泰小说《三代的恋爱》（1928）女主角盖尼娅出现之前，“革命加恋爱”小说中的女性纵然投身革命，也仍未脱离脆弱敏感、易受情伤的个人主义色彩与传统女性的刻板印象。[4]柯伦泰小说中那些在苏联革命成功后忙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女性，为中国左翼文学“克服”“革命加恋爱”“公式”，指明了出路——“女同志”逐渐成为革命文学中女性形象的理想终局。经延安时期至当代，“女同志”成为文学史独具特色的一类形象，1950年代《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以成长小说的叙事，呈现了知识女性如何经历革命锤炼成为女同志。清理“女同志”这一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萌生，则会发现，她诞生于“革命加恋爱”的时代文化中，一开始便与情感，准确地说，是与“恋爱”纠缠不清。因此，只有回到个人主义浪漫情感与献身革命的澎湃激情难分彼此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才能发现革命与恋爱内在于其中的矛盾，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女同志”形象生成的关键，而柯伦泰在中国的传播，正为我们辨认、读解这一矛盾提供了绝佳的线索与角度。

1930年，“革命加恋爱”的代表作之一、胡也频的小说《到莫斯科去》出版，开篇描写了当时知识青年的聚会场景，“性的完全解放”成为这些青年男女口中的流行话题：

他们提及的小说《三代的恋爱》是苏联政治家、外交官柯伦泰女士的作品，中译本于1928年9月首次在《新女性》上刊载，因角色展现出的激进的性道德而引发了热烈争论。作为“十月革命”的元老、苏联妇女解放的领袖之一，早在1918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5卷第5期发表的《bolshevism的胜利》中便提及柯伦泰（译名为“郭冷苔”）。1919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称柯伦泰夫人“是尤为女子吐气者矣”[6]。1920年茅盾翻译柯伦泰《家庭与共产主义》一文，更名《未来社会之家庭》发表在《东方杂志》上，1923年收入东方杂志社编印的《家庭与婚姻》一书中。在《新女性》上“一炮而红”后，柯伦泰的译介迎来了高峰，1928年10月，沈端先（夏衍）翻译的《恋爱之路》单行本由作新书社出版，1929年10月再版。1929年，杨骚翻译的《赤恋》付梓刊行，温生民翻译的《赤恋》《三代之恋》《姊妹》分为不同的单行本先后出版。与此同时，北新书局出版了沈端先、汪馥泉翻译的《恋爱与新道德》，包含她的五篇理论文章；启智书局出版了《苏俄的妇女问题》《世界女革命家》两本书，其中都有对柯伦泰（前者译为“科郎泰”）的详细介绍；泰东图书局出版的《苏俄的妇女》、世界书局出版的《恋爱论ABC》都有专章讨论柯伦泰的思想。1930年，周起应（周扬）翻译的《伟大的恋爱》，由水沫书店出版；现代书局10月出版李兰翻译的《伟大的恋爱》；杨骚在《赤恋》译者序中预告的《世界革命妇女列传》虽然未能如约由春潮书局出版，但也经由北新书局面世，其中柯伦泰（译为珂伦泰）单列一章；神州国光社出版、康陶父编译的《妇女与儿童》是一部女性主义理论文集，首篇即为柯伦泰《妇女与家族制度》，尚在堺利彦与山川菊荣之前；秋田雨雀著、文莎诃译的《新俄游记》介绍了柯伦泰的思想与《三代的恋爱》。

柯伦泰著、温生民译：《赤恋》，三联书店2019年版

柯伦泰在中国之所以受关注、引争议，是因为她笔下实践着新“恋爱论”的女角色。但事实上，这些女角色皆为她的社会主义妇女论的化身，“恋爱”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如果用柯伦泰自己的理论来理解“恋爱三部曲”[7]中的“女同志”，她们十分明显地有别于“传统女性”：首先，是从事公共劳动并从中获得独立。柯伦泰在倍倍尔、恩格斯的基础上指出，妇女被压迫不仅仅是因为私有制，而是因为劳动分工。女性的奴役与按性别分工的产生紧密相关，此时生产劳动归于男性，而次要劳动则落入女性之手。[8]因此，柯伦泰认为妇女解放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走出家庭、参与公共劳动，她极力主张妇女的劳动权利，“革命”也化为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妇女们不仅在其中获取经济利益，更获得了作为“独立的人”的主体性确证。“新女性——无论怎样说来，总是独立的劳动单位，这种劳动，却不是供奉于个人的家庭经济，而是贡献于有益于社会的必要事业上的。”[9]其次，是与男性的平等。“她们是完全清新而从来不曾发现过的‘第五’型heroine，她们是要求生活独立的heroine，是主张自身人格的heroine，是反对妇人之国家家庭社会奴化，是代表着女性而斗争的heroine。”[10]朱枕薪的概括良有以也：“俄国的妇女，简直就是男子。伊们的事业，可说就是人类的事业。”[11]

以此为基础，“女同志”的恋爱自然不同以往。这些新女性“不将恋爱当作唯一的生活，而将恋爱当作第二义的生活目的”[12]。通俗来讲，秋田雨雀总结得很精当：做事比恋爱要伟大。[13]柯伦泰时时不忘提醒女性，妇女解放之路须得迎接各种挑战，不能把恋爱当作生活的全部内容，而应像男人一样，“不以破了的翅膀，而以锻炼过了的精神从恋爱底波中逃避出来”[14]。此外，对于情欲的处理，即使出格，也应和男性“平等”——这是柯伦泰最易使人误解的地方。她对此的强调和自身经验紧密相关。十月革命期间，柯伦泰因私生活问题遭到社会主义同僚的批判与诋毁，其小说出版后甚至被冠上“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罪名。与部分男性官员可以同时维持混乱的性关系和政治工作中的好形象相比，柯伦泰感到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妇女进入公共事业时，仍然容易被传统的家庭道德束缚，这在柯伦泰看来是妇女解放必须除掉的障碍，因此她着力为妇女的私人生活、性行为辩护，并将其归结到公共劳动的参与上去：“在社会看来，男性的个性可以更容易地与其性行为分离，而女性的个性几乎完全以其性生活为评判标准。这种态度源于女性在社会中几个世纪以来所扮演的角色，而现在才开始逐步重新评估这些态度，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只有改变女性的经济角色，以及她独立参与生产，才能并将会削弱这些错误和虚伪的想法。”[15]因此，才会有中国读者指出，柯伦泰《三代的恋爱》其实并没有什么新意，“恋爱游戏”[16]在女性也许新奇，但在男性已经游戏了千百年了。[17]

柯伦泰著、沈端先译：《恋爱之路》，作新书社1928年版

有趣的是，在1920年代末的讨论中，柯伦泰并未与“女同志”直接产生联系。这一方面或许由于柯伦泰本身的形象。作为女大使的柯伦泰，似乎已与苏联一般官僚无异，她关注劳动妇女的解放运动，但自身并非穿着粗布工装的劳动者，而是以女大使形象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的政治女明星。1931年，《国闻周报》第8卷第1期上登载了一则意味深长的消息：“新俄驻瑞典之破天荒女大使柯仑泰夫人由使馆赴王宫，谒见瑞王，据最近讯，俄外部拟将其召回，因夫人服饰过于侈泰也。”另一方面，社会的关注热点带来翻译的选择性与在地性，直到1937年沈兹九、罗琼由日译本转译的《新妇女论》出版，柯伦泰的社会主义妇女论才在中国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展现。不过，这决不意味着1920年代末“女同志”的隐没，恰恰相反，正是由于文学阐释的相对开放，才能够使柯伦泰的“女同志”以“恋爱”的面貌广为流传，同时折射出中国文学中“女同志”生成时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三代的恋爱》在《新女性》的刊出并非一时兴起，在此前的几个月，章锡琛、剑波、谦弟等人已经在刊物上围绕性道德进行了多轮对话，如果再将时间放得长远些，1925年章锡琛在《妇女杂志》上推出“新性道德专号”，后因争议过大而离职，转而创办《新女性》杂志，刊物上关于“非恋爱论”的争议在这两年中也从未断绝。颇具意味的是，在两三年前因过于“激进”而出走的章锡琛，在此时的“混战”中却沦为观念“保守”的一方。在译介《三代的恋爱》的前一期报刊中，登载了无政府主义者剑波的文章《非恋爱论与非非恋爱论：谈“性”》，他认为在将来的“自由社会”中，不存在恋爱与夫妻关系，人与人之间都是同伴、爱侣，“这才是人的至高完成；性的至高完成；男女的真实和谐”。[18]同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谦弟干脆表示，恋爱是反社会的，是与“人类爱”相冲突的，并指出，他们与章锡琛的辩论事实上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分歧。[19]章锡琛既反对把恋爱与资本制度等同，又辩证地表明“不能说一切资产阶级的产物都是不对的”[20]。因而在《三代的恋爱》刊出时，章锡琛不但为作品本身征集读者意见，而且希望大家最好能够就他们之前的争论发表看法。及至三个月后汇编读者评论的“新恋爱问题”专题，首篇是剑波的《论性爱与其将来的转变》，其重点是将《三代的恋爱》看作对“非恋爱论”的补充，对作品只是略论而已。可见，《三代的恋爱》的译介本身是新性道德讨论的一部分，其讨论结果，却绝不止于“新性道德”，更作为青年自杀问题、革命力量问题的一种“救济策”。

《三代的恋爱》这篇小说讲述了祖母、母亲、女儿三代女性革命活动家的恋爱生活。祖母玛丽娅为所爱之人离开丈夫，对她而言，恋爱是神圣的，爱情意味着独占且专一。母亲奥尔迦在革命的活动中与“丈夫同志”同居，在躲避追捕的过程中，与男技师发生了热烈的爱情，她同时爱着两个男人，“有着多样和复杂的情感需求”。女儿盖尼娅不但与母亲的同居男友发生了性关系，而且与其他的革命同志也有着同样的关系。当她发现自己怀孕时，甚至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21]柯伦泰的言论思想在当时的苏联饱受非议，传播到日本时亦毁誉参半，刊载这篇小说的同时《新女性》还附上了两篇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评论文章，一篇是林房雄著、默之译《新“恋爱道”》，另一篇是高群逸枝著、芳子译《排官僚的恋爱观》，前者总体上持肯定意见，后者对这篇小说进行批判，一正一反，较为辩证、客观。而到了“新恋爱问题”专号，支持的观点占据了绝大多数，16篇文章里仅有两三篇提出了反对意见，且并非全盘否定，而是认为“恋爱游戏”的概念不当、盖尼娅自陈没有恋爱实则仍是恋爱、盖尼娅对母亲缺乏同情等，在本质上没有构成批判，基本重复了林房雄的观点：“恋爱是私事”，要想享受恋爱必须改造社会，但完全实现社会主义太过遥远，在当下革命的“过渡时期”中可以先实行“恋爱游戏”，这是一种以友爱为基础的自由的两性关系。此后，在《三代的恋爱》被译介的地方，几乎都有为其辩护的《新“恋爱道”》的身影。[22]

对《三代的恋爱》的专号讨论

“性道德”的讨论热火朝天，关于“恋爱”的观念不断推进、翻新，这并非纸上谈兵，与中国现代报刊中的其他伦理、思想问题讨论一样，其扬其弃、其起其止往往都与现实社会密不可分。反抗包办婚姻、自由恋爱的行为自五四以来一度被认为是反抗封建、追求自由的现代价值观的直接实践。“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展现了五四儿女们主体性的高涨，也同时成为“恋爱神圣”、恋爱高于生命的浪漫行为的注脚。然而，“恋爱”不可能长时间占据“第一义”的位置。1925年，鲁迅在《伤逝》中借涓生之口提出，生活乃第一要义，“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23]。在这个意义上，“恋爱神圣”的弊端不仅作为个人的情感问题，而且作为严肃的社会问题被讨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较早刊登涉及革命青年的恋爱问题的文章，《介绍共产主义者的恋爱观》借苏联一名青年为爱自杀而被剥夺“共产主义者”身份的例子，表达了对恋爱妨碍革命的担忧。[24]1926—1928年，广州《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等大报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连续不断，青年为爱自杀的事件持续出现，有论者感慨自杀的青年太多，黄浦江竟变作“奈何桥”[25]，《伦常之变欲问江波——何必自杀！何必自杀！》等标题刺人眼球，更有数据统计，一个月内的自杀案中，失恋原因占百分之八点九四[26]。袁同畴在《一封谈论“恋爱问题”的信》中痛心地表示，他在日本一个多月已经见证了三个中国留学生为恋爱而死。“我记得，六七年前（五四前后——笔者注），我们鼓吹‘恋爱自由’最热烈的时候，我们所持的理由固多；简朴说来，无非为了‘救人’。”恋爱自由把青年们从封建家庭的禁锢中救出，但却又产生了“害人”的反面效果。“到现在看来，所谓真正恋爱自由的幸福如何？为失恋而死的人，比以前有多无少。……恋爱问题实在有从新讨论的必要！”[27]袁同畴的“从新讨论”并非意在推翻“恋爱自由”，而是主张重新定义“恋爱自由”，从而平稳地实现个人幸福，他指出了“醉心恋爱”的青年们的两个错误：一是把“恋爱”看得太神圣了；二是把“自由”看得太绝对了。

事实上，袁同畴的看法对应了两种不同但有交叉的“从新讨论”的径路，即重新定义“恋爱”与重新讨论“自由”。在后者，章锡琛早已做过“自由恋爱”与“恋爱自由”的区分，无论是他翻译的本间久雄的《性的道德底新倾向》，抑或是1923年组织的《妇女杂志》“恋爱自由与自由恋爱的讨论”专栏，都强调自由绝非放纵，而是有条件、有限制的，自由的同时应承担必要的责任，其底线在于不妨碍他人与社会。在这一意义上，章锡琛引入《三代的恋爱》仍在延续这一思路。而《三代的恋爱》引发的讨论基本围绕着重新定义“恋爱”展开，多数意见甚至主张取消“恋爱”，视其为人与人之间的普遍的亲密关系：“是否可以由人类自作聪明的把爱分为友爱，人间爱，恋爱（性爱）以及亲子爱等等？”[28]这一观点下最有力的论证莫过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对于乌托邦的描绘，恋爱、婚姻在自由平等的未来社会里并不存在，它们的私有性、占有欲、阶级属性被着重批判，与其引发的青年自毁、自杀事件联系在一起，成为两性关系中的“原罪”。“我们反对现在资产阶级化的畸形的自由恋爱！把这个让给有闲阶级吧！”[29]而随着“恋爱”的取消，性的生理欲望被解放出来，作为人的自然本能被接受，“只是像饥馑时代单纯原始的食欲用到性欲上而已”[30]，瓦解恋爱神圣乃至于恋爱本身，以此来削弱青年因恋爱而引发的苦闷与冲动。换言之，当年“恋爱神圣”是为“救人”，如今取消恋爱亦是如此。李海燕指出，1920年代末期，不同的政治派别为了疗救已经陷入危机状态的自由恋爱而形成了不同的方案，自由恋爱遭到了后坐力式的强烈抵制，并被试图归于伦理和政治之下。[31]林房雄称柯伦泰为过渡时代“性的忠实的救济策”，实是“救济”徘徊于“奈何桥”边的青年男女。

在这一意义上，身体解放呈现了历史吊诡的一面：不仅作为个人主义的极致表现，而且作为以集体为目标的社会问题“救济策”，短时间内取得了一定合法性。最为人所诟病的“杯水主义”——认为性行为和其他自然需求（如饥饿与口渴）一般可以随时满足——其实恰恰是左翼为把青年们引入“正途”的努力，就像茅盾总结的那样，在“革命加恋爱”的第三阶段中，“革命”是唯一的人生意义，而“恋爱”不过像吃饭睡觉似的是人生的例行事务的一项罢了。[32]显而易见的是，这种观点极易引发争议。洪瑞钊在《革命与恋爱》中指责左翼人士诱惑青年沉迷情欲，当然有政治立场的偏颇，但仅从现象来看，左翼倡导的结果有时确与其本意相反。“新恋爱”的名义不止唤起了青年读者的革命意识，更易使他们以此为借口滑入欲望的深渊。洛剑冰指出，中国的青年男女们是在“盲目地采用着柯伦泰对布尔乔亚道德攻击的理论，做自己放纵荒淫的恋爱口实，实行他无政府状态的性底行为”[33]。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他同时认为《动摇》中的孙舞阳是柯伦泰主义的正面典型，即便她“放荡，妖艳，玩着多角恋爱，使许多男子疯狂似的跟着跑”[34]，只因她是“集团化而忘却自我”的，“超越自私主义”[35]，便值得推崇。个中微妙的参差，正是性道德与社会主义伦理、饱受争议的“时代女性”与萌生中的“女同志”的暧昧地带。

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文学》1935年第4卷第1号

在《新女性》杂志推出“新恋爱问题”专号的同时，《大江月刊》刊登了《恋爱之路》的广告：

在苏联饱受争议的柯伦泰，到中国却得到了空前的支持——虽然讨论以“性的救济策”为中心，但更为读者所看重的，却是其背后能够救中国于水火的集体取向与“意识形态的变化”。越趋向无产阶级就越富于革命性，在“目下谁又不大谈革命”[37]的1920年代后期，崇“左”而贬“右”、崇“无”而贬“资”，迅速成为青年中的主流思潮。在《三代的恋爱》进入中国时，社会中正热议“黄慧如陆根荣事件”，其案本身并不复杂：富家小姐黄慧如与家中仆人陆根荣相恋并发生关系，被家中发现后，怀孕的黄慧如与家庭决裂、跟随陆根荣私奔，发现陆已有妻子却并不嫌弃，甚至愿意做妾，陆被黄家人以“诱奸”名义告上法庭，黄慧如四处为其奔走。《时报》《申报》《民国日报》等大报对此报道频仍，不日就有详细记叙此事的书籍、电影产生，轰动一时。值得一提的是，主要的支持意见都基于朴素的阶级理论，张世豪在《民国日报》上反对“诱奸说”，认为黄女士打破了阶级观念，“懂恋爱配谈恋爱”[38]；《时报》称其为“打破阶级主义的主仆发生恋爱案”[39]。对黄的夸赞越来越高涨，“我们决不忍心对她这种富有革命性的恋爱加以‘私奔’二字去侮辱她能打破阶级观念神圣的恋爱”[40]。因她爱的是无产阶级，恋爱也就带有了革命性：“（陆）是个无产者，社会上一点没有地位，特别是不容易得人青睐的仆人。……所以她才配称为真正的革命恋爱者。”[41]“她真是陈腐社会中实行打破阶级打破虚荣的一个榜样，一个革命者，——革命恋爱者！”[42]很快有论者质疑“革命恋爱”：“这个名词则不便赞同。我只晓得恋爱有‘真’或‘伪’，没有‘革命’，‘不革命’或‘反革命’。”[43]仔细辨认恋爱的这种“革命性”，就会发现它有两种来源：从否定的层面来讲，因打破阶级观念，拒绝家庭安排的婚姻，在“恋爱不是什么”的定义上展现出革命性；从肯定的层面来讲，因主动与无产阶级缔结亲密关系，在“恋爱是什么”的定义上分享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如果说前者是五四以来达成的共识，那么后者就是1920年代中期以来左翼努力建构的方向。

《时报》1928年8月26日

曾经轰动一时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曾经许诺的未来盛景也随之消散，所有派别、政党、主义都在关注、评论着出路问题。不再满足于破坏性、否定过去的，而是提倡建设性、指向未来的，蒋光慈在《关于革命文学》中提出，倘若仅仅只反对旧的，而不能认识出新的出路，那么，这就是虚无主义，而不能称之为革命文学。[44]钱杏邨批判鲁迅、茅盾也事出同因，尽管他对蒋光慈的罗曼蒂克倾向也有不满，却认为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可以作为茅盾《蚀》三部曲的回应，因为蒋的作品“指导现代青年以一种正确的路线……证实那些人物的出路并不完全如茅盾君所说——只有伤感的灰色的死”[45]。不难想象，此时世界上唯一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成功的苏联，不仅作为一个政党、一种主义的典范，而且作为社会革命的进化论链条的下一环节、一种亟待实现的总体性的现代性方案，对中国革命人士乃至于普通民众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创造社、太阳社作家竭力提倡的“新写实主义”“革命加恋爱”文本中时常出现的“未来主义”都取法苏联。他们理解的新写实主义是指普罗作家需要扬弃现实，把那动的、力学的、向前的“现实”提取出来，作为描写的题材。[46]这种“现实”由观念建构，意在以一种光明的前景召引人们，引爆生命的激情，从而使青年信心十足地踏上创造历史的革命征程。[47]在费约翰看来，这种“现实主义”为激进的梦想提供了领地，带来了新世界的承诺，它“假定了一个缺席的本质”并“发现了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的本质世界”[48]。

在这个“本质世界”里，五四及后五四时代的知识女性尽管与封建的“过去”决裂，却并未能显示出光明的“未来”，她们浪漫的身体、个人主义的精神、时而感伤时而激烈的细腻情绪，都不能成为“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的“新女性”。或者说，中国尚且短暂的革命史还不足以支撑作家去想象和生成一名具体的“女同志”，柯伦泰笔下的人物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苏联的《真理报》将柯伦泰《赤恋》的女主角华西丽莎树立为真正的女共产党员形象，有学者指出，在苏联女性由“女人”向“同志”的演变过程中，柯伦泰发挥了重要作用。[49]她笔下的女主角往往是年富力强的女革命者，或怀抱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女性，在革命洪流与集体事业中与男性“同志”萌发情感羁绊。历经聚散无常、悲欢交织的情感历程，男性“同志”或发生信仰背叛、沉溺物质享乐，或对女性群体产生歧视与偏见，女主角毅然选择结束这段关系，回到女性群体中，重新投入到火热的社会改造实践中。《时事新报》为《赤恋》宣传时，认为它是“现代两性的轨范”“新旧两性生活的分水岭”，可以给革命与恋爱、社会与个人的冲突问题一个解决[50]；亦有人称《赤恋》为“划时代的”作品，是“娜拉的真解放到来时”[51]。这些“破旧立新”的宣言都昭示了华西丽莎的“未来”地位，她是“本质世界”里社会主义新妇女论的化身。“革命加恋爱”的“解决”方式就是她所实践的“同志爱情”，其要点包含四个方面：一是以“同志”的普遍性代替私有制，“所爱之人应以同志般的理解和对其自由的接受来取代嫉妒和占有欲”[52]；二是男女的绝对平等，“当‘同志’原则战胜了传统的不平等和屈从观念时，他们才能找到摆脱困境的‘神奇钥匙’”[53]；三是强调爱与理解，“它包含了对对方人格权利和完整性的认可，坚定的相互支持和敏感的同情，以及对对方需求的回应”；四是最重要的一点，这种爱情不能与集体利益相冲突，如有冲突，应立刻结束。[54]

将“陆黄案”的“革命恋爱”与“同志爱情”的“女同志”相对照，便能清晰地看出前者的幼稚激切与后者的“未来”姿态，这也是“革命加恋爱”文学中“女同志”的演进过程。她们不再接受被安排的婚姻，而是固执地只恋爱无产阶级、恋爱自己的同志，同时也从这种志同道合中获取爱与理解，并将个人主体逐渐安放到集体中。《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中的美琳从家庭妇女的角色中挣脱出来，抛弃小资产阶级丈夫子彬，跟随无产阶级战士若泉从事工作；《到莫斯科去》中的素裳是贵族太太，却被共产党人施洵白吸引，并在恋人被杀后承其遗志继续走革命道路；《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的无政府主义者白华从五卅惨案中吸取教训，转而认同共产党员刘希坚的立场，并从事革命动员活动；《虹》中的梅行素在革命者梁刚夫的影响下和群众走上街头，发表讲演、开展罢工，逐渐成为一个革命者；就连以“性复仇”著称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亦在革命者李尚志的引导帮助下“洗净”了身体和灵魂，在革命工作中展现出了刚强斗争、踏实朴素的革命者特质。唯透过“榜样”华西丽莎的瞳孔，我们才能对“革命加恋爱”中略显单薄和公式化的女性身影有更为准确的理解：她们正经历着剧烈的重生。

《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第9期

“同志”一词源自中国古代，多指志向相同、志趣相合。明治维新后，“同志”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一些以“同志”命名的社团、党派、机构纷纷出现，其政治色彩愈来愈浓。晚清民初时，日文的二次借用带来了现代意义上的“同志”，它包含着平等、革命、进步等现代色彩，随着大革命的兴起与现代政党绑定在一起。在马克思主义中，“同志”称谓指代具有共同革命情怀和政治色彩的党内成员，是用以区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重要概念。[55]1920年，茅盾翻译柯伦泰《未来社会之家庭》一文，在最后的段落中，“comrades”（同志）被译为“弟兄们”；1927年，谢冰莹在《从军日记》中记录了女兵开拔时的口号：We have no brothers and friends, but the comrades, workers and farmers are our brothers and friends。[56]（我们没有兄弟和朋友，但是同志、工人和农民是我们的兄弟和朋友）由此可以大致窥得“同志”所蕴藏的丰富含义与其演变过程，它既是“兄弟”又不止于“兄弟”，在强调超越血缘、包含自由选择与平等共处之义的同时，“同志”逐渐以其革命文化的集体取向，指导、重建着私人的情谊交往。而这，也颇具意味地预示了“女同志”生成时的两重特征：“同志”很大程度上是情感的亲密联合；同志是兄弟，而不是姐妹。

这两重特征如十字架的一横一竖，背负在“女同志”的身上，既带来救赎的可能，又意味着原罪的磨难。在《新女性》的讨论中有论者转引了山川菊荣对柯伦泰的分析：“柯伦泰所描写的青年妇女共产党员所代表的两性关系，是代表在旧日权威消亡后，在黑暗中摸索，找求新的正当的路的人间底苦恼的一种场面。”[57]巧合的是，在前一号《新女性》上，刊登了丁玲新小说集的广告，名字就叫《在黑暗中》。丁玲在回忆胡也频时提到，大革命时期她蛰居北京、无所事事，“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58]，她的精神极度孤绝与苦闷，小说是她唯一的宣泄途径。贺桂梅形容北京的四年生活是丁玲的“回心时期”：青春的热情和无所畏惧的生活理想已经幻灭了，而现实中的每一种选择都显示此路不通。[59]她的孤独感既来自王剑虹的死[60]、《暑假中》那个温暖女儿国的消散，又来自从个人到社会、从两性生活到社会事业这一转变过程中的茫然无措。《韦护》中的丽嘉在韦护出门教书后陷入深深的无聊，韦护的离开“带走了一切梦幻和甜蜜，只剩下一间空漠的卧室，和一些呆板的用具，还和那不幸的孤独的躺在床上的丽嘉”[61]，韦护成了她和世界的唯一联系，她几乎是神经质地等待韦护归家。《到莫斯科去》的“完美”新女性素裳投向革命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空虚寂寞，她不断想象如果她从事服务于社会的事业，如果她的时间支配在工作中，她一定不会感到这种寂寞：“我应该有一点工作，无论什么工作都行。”[62]茅盾描述章秋柳投向革命的原因大概也是“不甘寂寞无聊地了此一生”[63]。《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中更加明显，美琳的作家丈夫每天忙于事业，她除了看电影并没有其他活动，觉得生活总是缺乏乐趣：“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她不能只关在一间房子里，为一个人工作后娱乐，虽然他们是相爱的！”[64]在家中不安等待望微的玛丽近乎歇斯底里，却把这种隔膜与孤独说得更加直白透彻：

她的寂寞不仅是两性关系间的情感缺失，更是公共身份的无可安放，当男性以社会劳动参与历史进程时，女性被放逐于社会变革的叙事之外。隐藏在革命与恋爱冲突背后的，是更具普遍意义的事业男性与家庭女性的冲突，女人欲踏出的家门虽只一线，却如同鸿沟。蒋光慈的夫人吴似鸿用“女人的命运”无奈地表达着这种处境：“而我呢，既不能上学，又不能参加社会活动，整天陪着光慈。本来不甘心做家庭妇女的我，结果还是逃不出这种女人的命运。”[66]

《现代》1933年第3卷第3期

可见，与“同志”迥异的是，“女同志”的诞生与亲密的情感体验难舍难分。柯伦泰深谙女性的情感困境：“一个人想要逃离孤独，天真地认为‘恋爱’赋予了他占有另一个人灵魂的权利——即在那种罕见的情感亲密和理解的光芒中取暖的权利。”[67]对于“革命加恋爱”中的女性而言，“恋爱”不仅是两性关系，而且是她们通往“革命”的重要途径。“女性与革命之间，隔着某种由社会、由男性规定了的名份、角色、行为方式等等。”[68]这种“隔”既促成了女性对恋爱的依赖，又强迫女性在其中找到脱出之法，革命与恋爱此时并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在这条公共事业的道路上，性别差异带来的微妙地位改变，使得女性下意识地将男性视作革命的“引路人”。与丁玲的孤独相对的是，原本社会地位与两性关系中都处于弱势的胡也频飞速“前进”着，他侃侃而谈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拥戴，面对丁玲的疑问，胡也频自信地答复：“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要你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69]《到莫斯科去》的素裳看到了洵白，“立刻受了袭击似的，仿佛她的新使命要使她开始工作了”。这位革命引路人“是暗示她去发现她的真理的一个使者。但……同时他的一切又使她心动着”[70]。这个“但”字的转折十分耐人寻味，引路人的话语权威源自革命意识形态赋予的合法性，而“心动”作为非理性体验，又必然伴随性别化的欲望投射，影响着革命的纯洁。爱“人”与爱“主义”在这里似乎并无明显的界限，就如同盖尼娅被医生问到她究竟恋爱过谁时，她断断续续地说起母亲、列宁以及区地的书记革纳锡门同志。[71]

看似模糊的概念，折射出“女同志”主体的“生”而未“成”。柯伦泰在《新妇人》中指出：“她们不是感情过剩，而是自己统制；不是非人格的从顺，而是自由独立的尊重。不将自身沉湎在毫无共通点的‘恋人’里面，而公然地主张自己的个性。不戴伪善退让的假面，而强烈的主张家族的权利幸福，不将恋爱当做唯一的生活，而将恋爱当做第二义的生活目的。”[72]柯伦泰称这些新女性为“独身的妇人”。独身妇人无须依靠家庭、依赖丈夫，而以自己的力量可以独立生存。新女性具有完全的人格：“是一个人的女性！”[73]它隐含的意义是：女人应先成为像男人一样的，独立的“人”。华西丽莎无视丈夫对她在着装和行为上表现出更多女性特质的要求，不再与资产阶级情敌尼娜进行爱情竞争，取而代之的是，华西丽莎以传统男性式的刻板务实精神，专注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她带着未出世的孩子离开了丈夫，并对情敌展示出了姐妹友谊，她将既是孩子的母亲，又是孩子的父亲。以此反观“革命加恋爱”中的女性，她们的软弱、反复、迷茫、动摇是显而易见的，那个并不成熟的女性主体在首先成为独立的人之前，已经踌躇满志地预备踏入“女同志”的行列，个中矛盾可想而知。但也正是这样的参差，保留了女性在踏入公共领域、进入革命时丰沛的情感、人性的犹豫，亦留下了中国革命独特而真实的一种面貌。

柯伦泰著、李兰译：《伟大的恋爱》，现代书局1930年版

“平等”是柯伦泰思想最底部的基石，无论是基于劳动分工理论极力主张妇女投身公共事业，还是为女性激进的性道德辩护，背后都有一个相当强烈的与男性并肩的“平等”立场。“在我们面前已经没有丈夫的投影，已经没有女人般的女子。”[74]成为像男人一样的“人”，或许是所有妇女解放中女性主体生成的必经之路。“革命”还是“恋爱”的选择题，对于女性而言也就转译成了“人”还是“女人”。“女同志”的萌生展开了另一种可能，尽管柯伦泰的“同志爱情”理论未能在中文世界出现，但她笔下的人物作为理论的化身，以一种相当开放的被阐释姿态参与到了“革命加恋爱”的时代思潮中，从性道德的建构到共产主义的斗争、建设，都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剪影。

“女同志”既显示了左翼内部对于恋爱与革命关系的有机调整，共产主义伦理如何将“恋爱”同时内化为手段与目的，又展现了1920年代末知识女性进入革命时充满历史偶然与必然的独特性。其从诞生开始就与情感、性别密不可分。先成为“人／女人”再成为“同志”，还是先成为“同志”再成为“人／女人”？“女同志”的生成过程或比“同志”更加艰难，但同时也具有了另一个维度的启发性。就像“前一个时代”[75]的代表爱伦凯说的那样，如果莎士比亚回到人间，他现在会把哈姆雷特塑造成一个女人，对她来说，“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将充满双重的悲怆：人类永恒的恐怖，和女性在自己谜题面前的，新的恐怖。[76]

（本文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3期）

一审：陈   艳

二审：李蔚超

三审：李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