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加之部分地区男女比例失衡，婚前男方向女方及其家属给付大额现金、贵重首饰等财物的现象愈发普遍。尽管国家大力倡导简约文明的婚嫁风尚，立法层面也明确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但受千年传统习俗、现实婚嫁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相关规制与倡导收效甚微。由此引发的婚恋财物纠纷，数量逐年攀升，已然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受制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司法裁判理念存在差异等现实情况，各地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裁判尺度相差悬殊，案件审理的社会效果也大相径庭。
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个值得警惕的乱象：部分裁判人员将婚恋期间，一方出于增进感情、表达好感的单纯目的赠与财物的纠纷，不加区分地归入婚约财产范畴，参照彩礼返还规则处理。此种做法不仅法理依据不足，违背民事法律基本精神，更造成了类案不同判的裁判混乱，激化了当事人矛盾，不利于定分止争。笔者认为，婚恋期间一方为示好、维系感情而赠与的财物，原则上应认定为普通民事赠与，相关纠纷应当适用《民法典》中赠与合同的一般规定；若无充分证据证明赠与行为附条件、附目的，司法裁判不宜脱离证据，擅自推定赠与初衷、增设附加条件，严守法律底线。
男婚女嫁自古是社会常态，在传统观念中，婚姻更承载着传宗接代、延续家族的重要意义。近代以来，社会思潮不断更迭，外来文化与本土观念相互碰撞，大众婚恋观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婚姻不再以传宗接代为唯一目标，甚至不再是人生必选项。常言道，恋爱是两个人的情愫交融，而婚姻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婚后生活往往夹杂着日常琐事、子女抚养、老人赡养等现实压力，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享受恋爱过程，推迟婚期甚至只恋爱不结婚，成为当下一种新兴的社会趋势。
恋爱期间，一方为表达爱意、增进感情向对方赠与财物，是极为常见的情感表达方式，赠与方与受赠方均出于自愿。结合法律性质与赠与目的，婚恋期间的财物赠与，可分为两大类，二者的法律后果截然不同，司法裁判中必须严格区分，不可混为一谈。
（一）无附加目的的普通赠与
此类赠与是恋爱期间的主流赠与形式，不附带任何特殊条件，也不以缔结婚姻为最终目的。实践中，一方在对方生日、纪念日、节假日赠送衣物、化妆品、数码产品等礼品，或是发送带有情感寓意的小额红包，如520、1314、5200等，均属于此类。
该种赠与与普通民事赠与无本质区别，赠与方的目的是取悦对方、维系恋爱关系，这是民事交往中的正常意愿，不能以此认定赠与附有缔结婚姻的条件。任何民事赠与本就出于善意，不存在以损害对方利益为目的的情形，因此，不能仅因双方存在恋爱关系，就否定其普通赠与的法律性质。除此之外，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个常见误区，即单纯以财物价值数额大小，判定赠与是否附条件、是否属于彩礼，这种判定方式过于片面。财物金额高低只是参考因素，绝非定性依据，即便赠与财物数额较大，只要双方的聊天记录、言行举止等完整证据链，能明确证实赠与无附加条件、无缔结婚姻的默示合意，就应当严格认定为普通赠与，不能仅凭金额大小擅自改变赠与性质。
（二）附特殊目的的赠与
此类赠与带有明确的附加条件，赠与方以完成某一特定事项，作为赠与财物的对价。例如，一方为让对方配合安抚病重家人，约定短期内不解除恋爱关系，并赠与财物作为补偿；一方为请求对方照料病患、处理特定事务，赠与财物作为酬劳等，均属于附条件赠与。
此处需要明确核心边界：若赠与所附条件为订立婚约、缔结婚姻，那么该财物便属于婚约财产，也就是俗称的彩礼，归属于特殊的附条件赠与，适用彩礼返还的专门规定，而非普通附条件赠与。也就是说，婚约财产是附结婚目的赠与的特殊类型，并非独立于附条件赠与之外的单独行为。
当前婚恋赠与纠纷裁判尺度不一，类案不同判现象突出，引发了诸多争议。但法官、律师同属法律职业共同体，处理案件、判断是非的唯一依据，只能是现行法律规定，而非个人情感、地方习俗或是片面的情理考量。厘清法律条文、恪守法治精神，是妥善处理此类纠纷的前提。
（一）无附加目的普通赠与
适用赠与合同一般规定婚恋期间，未附带任何条件、单纯出于情感表达的无偿赠与，符合《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对赠与合同的定义，属于普通民事赠与。依据民事法律意思自治原则，以及财产权利转移生效规则，赠与财产一旦完成交付，权利正式转移，在无法定可撤销情形的前提下，赠与人无权要求返还财物。
参与民事活动的主体，均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能够独立判断行为后果，理应自行承担责任。在没有书面约定、聊天记录、录音等充分证据，证明赠与附有条件的情况下，裁判人员不宜主观臆断、推定赠与附有缔结婚姻、维系恋爱关系等目的。无论是小额情意赠与，还是大额财物赠与，定性核心都在于是否存在附条件的合意，而非财物价值。仅凭金额高低推定附条件，既违背证据裁判原则，也无视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擅自揣测当事人初衷，不仅违背“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更会让裁判尺度失去标准，加剧司法混乱，损害司法公信力。
（二）附特殊目的赠与
按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处理对于有明确证据证明，附加了特定条件的婚恋赠与，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条，按照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规制。所附条件顺利成就的，赠与行为合法生效，财产权利完成转移，赠与人不得随意撤销赠与；所附条件未成就、未达成的，赠与行为不生效，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要求受赠方返还财物。
婚约财产作为附结婚目的的特殊赠与，之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单独归类、专门处理，是因为其依附于婚约关系，涉及习俗与家庭伦理，有专门的司法解释予以规范。因此，不能将婚约财产的处理规则，随意扩大适用于所有婚恋赠与，严防裁判范围的泛化。
侯女士与朱先生于2022年5月通过网络相识相恋，交往期间，朱先生多次向侯女士赠送礼物、发送红包，表达爱慕之情。侯女士起初察觉双方感情不稳定，并无结婚打算，便多次将红包退回，明确告知自身想法，几经来回后，才收下部分财物。2022年国庆过后，侯女士正式提出分手，终止双方交往。朱先生挽回无果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侯女士返还全部赠与财物。
从法律层面分析本案性质：其一，朱先生赠与财物全程，未提出订婚、结婚、长期维系恋爱关系等附加条件，侯女士也未作出任何相关承诺，双方既无附条件赠与的合意，也无婚约约定，案涉财物不属于附条件赠与，更不属于彩礼范畴。其二，本案不能因赠与财物累计金额较高，就直接推定赠与附条件，纵观双方交往全过程，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存在默示的结婚约定，充分排除了附条件赠与的可能。其三，朱先生的赠与是单纯的情感表达，符合普通赠与的全部构成要件，财产交付完成后，权利已合法转移。其四，本案不存在《民法典》规定的赠与撤销情形，依据法律规定，应当驳回朱先生的返还诉请。
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决酌情返还部分财物，裁判结果与法律规定存在偏差。笔者检索大量类案发现，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对此类无证据证明附条件、无婚约约定的赠与纠纷，普遍严守法律条文，认定赠与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自行承担行为后果，判决驳回返还诉请。而部分地区法院，倾向于依据情理推定赠与目的，将普通赠与参照婚约财产处理，裁判说理缺乏法律依据，说服力不足，也破坏了司法统一。
婚恋期间财物赠与纠纷，关乎当事人财产权益，关乎公序良俗树立，更关乎司法权威与法治统一。处理此类案件，必须严守法律底线，严格区分普通赠与、附条件赠与、婚约财产三者的法律边界，杜绝一刀切式裁判。
恋爱期间，出于单纯情感表达的无偿赠与，属于普通民事赠与，财产交付后不得随意返还；只有附有明确条件、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在条件落空、婚约解除的前提下，才可依法主张返还。司法裁判应当坚守证据裁判原则，摒弃主观臆断，不擅自增设赠与条件，不盲目迎合习俗而违背法律精神。
个案的裁判或许存在偏差，但坚守法治底线、维护法律公正，是每一位法律从业者的职责。唯有严格依法裁判，统一裁判尺度，才能化解纠纷、平息矛盾，营造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树立文明健康的婚嫁风尚。
专业擅长领域：婚姻，继承纠纷，财产约定，遗嘱见证等诉讼及非诉
原省律协婚姻家事委员会委员、现西安市律协婚姻家事委员会的副主任、维论律师事务所家事部负责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实务导师。多年致力于家事法律服务的研究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实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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