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青年,似乎陷入了一种集体的“爱无能”与“性冷淡”。一方面,社交软件和网络资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另一方面,“不想谈恋爱”、“丧失世俗欲望”的呼声却震耳欲聋。
许多人将这种现象简单归结为工作太忙或经济压力,但在这表象之下,隐藏着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危机:优绩主义(Meritocracy)不仅完成了对当代青年亲密关系的深度规训,更实现了对青年身体和原生欲望的剥夺。
在从小到大“分毫必争”、“优胜劣汰”的社会机器运转中,年轻人不仅下意识地将绩效逻辑搬进了名为“爱情”的系统里,更在漫长的规训中,被迫压抑了最本能的情欲。
一、 延迟满足的极端化:身体沦为“生产工具”
优绩主义的一个核心教条是“延迟满足”——为了未来的成功,必须牺牲当下的快乐。在这个逻辑下,青年的身体首先是被作为“学习工具”或“生产工具”来塑造的,而非体验爱欲的载体。
被阉割的青春期与错位的启蒙: 从中学到大学,青年被教导“不要早恋”、“学业为重”,性冲动被视为干扰KPI的洪水猛兽。然而,当他们一旦毕业、步入社会,又被长辈和主流价值观立刻要求无缝衔接进入婚姻。这种长期的压抑导致许多年轻人在性心理和爱欲探索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疲惫的肉身与丧失的力比多: 面对沉重的学业压力和996的工作强度,年轻人的精力被极度透支。性与爱需要激情、体力和时间,但在优绩主义的剥削下,青年的肉身已疲惫不堪。“连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哪有精力去搞那些”成为了最真实的写照。生存的焦虑,直接压倒了繁衍和享乐的本能。
二、 简历式相亲与高门槛的亲密接触
优绩主义的核心逻辑是人的价值由其取得的成就决定。在这一逻辑的规训下,不仅恋爱的前置条件被彻底“KPI化”,连性与亲密接触也带上了浓厚的阶级和资产色彩。
空间的匮乏与“性”的奢侈化: 亲密关系和性需要私密的空间。然而,高昂的房价、逼仄的合租房和拥挤的学生宿舍,从物理层面上剥夺了许多青年探索亲密关系的空间条件。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且体面的性生活,已经成为了一种需要经济基础支撑的“奢侈品”。
慕强心理对欲望的异化: 年轻人被规训去寻找一个履历“优秀”的伴侣,人被异化成了携带各种参数(学历、收入、房产)的“资产”。当我们在审视对方的条件配不配得上自己时,最原始的、基于肉体和灵魂吸引的“荷尔蒙冲动”被搁置了。算计代替了激情,导致即使进入关系,也常常伴随着深层的无聊与性压抑。
三、 情感与欲望的 ROI 计算:快餐式的自我安抚
在高度内卷的社会中,试错成本被无限放大。青年们习惯了在学业和职场上计算投入产出比(ROI),这种肌肉记忆不仅带入了恋爱,也带入了对欲望的解决方式中。
“性价比”至上的欲望代偿: 真实的恋爱和性关系需要大量的沟通、磨合和情绪劳动。为了规避这种高成本和不确定性,年轻人转向了“低投入、高回报”的替代品。网络游戏、短视频、擦边直播、甚至是虚拟恋人,成为了释放性压抑的“快餐”。它们安全、可控、即插即用,完美符合优绩主义对“效率”的追求,但却让人在拔除插头后陷入更深的空虚。
规避风险的自我保护: “智者不入爱河”不仅是对情感的防御,也是对身体交出的恐惧。在优绩主义下,失败和受伤害是不被允许的“沉没成本”。为了避免在复杂的两性关系中受挫,许多人干脆选择封闭自己的欲望,用“断亲”、“独身主义”来掩饰内心的无力和对亲密接触的渴望。
四、 突围:夺回身体与爱欲的解释权
优绩主义告诉我们,一切都必须有用、有目的、有结果。但爱情与性欲的本质,恰恰是反优绩主义的。它们是无理性的、是狂热的、是允许失控的。
韩炳哲在《爱欲之死》中提到,资本主义社会将一切事物(包括人)转化为可消费的客体,从而消灭了真正的“他者”,也消灭了爱欲。中国青年的恋爱与性困境,正是这种异化的极致体现。
打破这种规训,不仅需要我们在思想上反抗“唯分数/唯金钱论”,更需要我们重新夺回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承认欲望的合理性,接纳关系中的不完美和不确定性;在精于计算、要求我们时刻保持“体面”和“高效”的世界里,勇敢地去做一个有瑕疵的、有血有肉的、敢于袒露脆弱与渴望的真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