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婚恋平台的反向驯化机制与青年用户的主体性抗争

相亲是建立婚恋关系、追求理想爱情的重要手段，中国自古以来就流行以“媒”为中介的婚恋方式[1]。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了以“媒人”为中介的传统模式外，相亲实践发展出以“服务机构”为中介的新模式。而伴随数字技术的兴起，相亲实践发生深刻的媒介化转向，网络相亲成为当下相亲实践的重要态势。《2024—2025年中国婚恋社交服务市场研究报告》指出，2014—2023年中国互联网婚恋交友行业市场规模呈增长态势，由26.9亿元增至93.8亿元。2024年，超半数消费者对相亲持积极态度，其倾向于通过亲友介绍（45.2%）、线上结识（42.1%）、发展老同学老朋友（41.8%）等方式找寻婚恋对象，同时四成以上消费者对婚恋平台表示担忧[2]。当前“Z世代”开始跻身婚恋市场，相比于“70后”等其他人群，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他们更倾向于通过互联网平台交友[3]，婚恋App成为解决当代青年婚恋问题的重要中介。

网络婚恋平台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亲密关系建立依赖于地缘、亲缘的传统脚本，也为审视技术与情感两者间的复杂勾连提供了重要切口。相较传统亲密关系，平台中介化的婚恋关系在技术逻辑的深度介入下，其择偶标准、交往节奏等都呈现高度的标准化与流程化特征，原本私密而复杂的情感过程也日趋理性化。在对网络婚恋平台的研究中，学者越来越关注个体如何将婚恋应用程序的技术功能整合进日常生活，并通过“驯化”过程使这些技术为个人目标服务。研究发现，用户不仅通过反复使用、制定个人规则等把App融入自己的社交节奏[4]，还会为App赋予特定意义从而降低其对自己情感生活的干扰，并通过学习与反思逐渐认识到App中如“滑动”机制、算法匹配的设计逻辑并不必然决定使用结果，从而保持对技术的主动掌控。除此之外，在已有伴侣的情况下，用户会与伴侣协商App的使用边界，从而维护关系的稳定[5]。但这些研究在凸显用户主体性的同时，遮蔽了人技互动中一个同等重要的维度：技术在被人使用与整合的过程中，其固有的架构与逻辑也在同步对使用者施加着“反向驯化”的影响。

反向驯化理论为阐释平台技术与用户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提供了一种批判性的、结构性的视角。该理论指出，技术装置并非中性工具，而是以特定的架构搭建、规则安排与激励机制，在用户驯化技术的过程中持续地对用户进行塑造、规训与剥削等反向驯化实践，使用户行为最终服务于平台的目标。为此本研究从反向驯化理论出发，结合青年群体的网络婚恋实践与婚恋平台的技术架构，探讨网络婚恋平台通过何种机制对青年用户进行反向驯化，青年用户又如何在此过程中通过主体性抗争重构其亲密关系实践，进而反思技术权力、资本逻辑与人的情感主体性之间的内在张力。

1.网络社交平台与亲密关系的中介化

一种媒介形态存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传递了什么信息，更在于其本身形塑、引发或建立某种沟通实践与社会现实[6]。作为中介，网络社交平台在为人际交往提供跨时空连接的同时，也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实践与亲密关系进行重塑，网络时代赋予“中介化的交往”以新的变革意涵[7][8]。

随着社交媒介的增多，网络社交平台作用于亲密关系的研究变得丰富起来，并形成两种主流传统。一是时空作用论。网络社交平台使时空得以分离与重组，改变人际交往的互动形式[9]。具体而言，在网络社交平台的中介作用下，亲密关系不再需要同步的互动，也不必因物理距离而被迫中断[10]，即使“身体缺场”，个体也能在数字空间中进行“在场”般的互动[11]。网络社交平台不仅显著延展了亲密关系得以构建的时空范围，更是起到了连接虚拟社会和现实社会的中介作用[12]。在此基础上，相关研究进一步关注在线平台如何通过虚拟化、平台化的互动机制参与亲密关系的建构过程。在平台环境中，网络社交平台提供的多模态沟通方式（文字、图像、视频等）丰富了情感表达的形式[13]，使亲密关系得以在碎片化、非线性的互动中逐步生成。伴随数字空间虚拟性与可拟性的增强，亲密关系的建立路径也更多依赖于自我呈现与选择塑造[14]，而不再完全遵循传统由线下接触逐步过渡至情感确认的模式。虽然在线社交平台拓展了亲密关系的可能性，但同时也为亲密关系的稳定性与真实性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风险[15]。

二是技术作用论。社交平台主要通过量化技术实现对亲密关系的重塑[16]。一方面，诸如“喜欢值”等数据的可见性设计将亲密关系量化，过程性的亲密关系建构被异化成结果导向的速配游戏，亲密关系因而存在更大的流动性和脆弱性[17]；另一方面，用户个人数据组成平台庞大的用户匹配池，平台在算法支持下测算用户“匹配度”，亲密关系发展的逻辑起点变成验证算法匹配的结果，而非探索更多发展的可能性[18]。面对技术带来的流动之爱，平台与个体常常采取抗争行动，如平台通过对用户进行道德评估形成数字空间使用权限的道德等级，从而营造出“严肃相亲”的深度交往[19]；个体则通过影响算法推荐的理想化自我呈现[20]、对抗算法的平台协商性使用[21]、规避算法的拒绝性互动与选择性屏蔽[22]等途径试图重新掌控亲密关系的走向。

现有研究尽管颇具洞见地揭示了平台技术在亲密关系中的“双刃剑”效应，并对用户如何适应这些技术特性进行了分析，但研究视角大多集中于用户行为的外在表现与客观结果，未能深入揭示平台技术作为一种权力机制反向驯化用户的逻辑过程。

2.技术驯化与反向驯化

在理解亲密关系中人与媒介技术之间的关系时，研究者往往在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之间摇摆，而反向驯化理论为研究者打开了一扇观察技术与主体互构的窗口。

反向驯化理论源于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提出的驯化理论。驯化理论早期聚焦家庭内部的媒介使用，后续则延伸至职场、教育、公共服务、数字媒体等多元制度环境[23]。“驯化”被定义为“我们在其中使其（媒介技术）隶属于我们，受我们的控制并能印染上、表达出我们的身份”的过程，通常包括挪用、整合、客体化、转化四个阶段[24]。基于传统驯化理论的研究大多聚焦行动者是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实践将技术“吸纳”并“整合”进自身生活世界的。例如，微信、抖音、淘宝等平台被用户通过个性化设置、时间管理、跨平台串联等方式融入日常生活，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定义隐私、社交边界与自我呈现[25][26]。网约车司机、外卖员等劳动者也会对数字平台进行驯化实践，如通过调整工作时空、群体知识共享应对算法调度[27]。这些研究充分展现了用户在技术使用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为我们理解人技互动提供了重要基础，却也相对忽视了技术同时以其架构和逻辑对使用者进行着反向驯化[28]。

反向驯化意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们在驯化媒介技术使之更智能、更人性化的同时，技术也以其内在的“意向结构”和运作逻辑，潜移默化地规训着它的使用者，重塑其认知习惯、行为模式乃至社会关系[29]。可以说，变化并非发生在外部的强制施加，而恰恰孕育在用户主动参与和驯化技术的过程中。例如，用户在使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时，会逐渐适应其推荐逻辑，进而调整自己的注意力分配、内容消费节奏甚至表达方式，形成“算法思维”[30]。在日常生活中，智能健康设备、时间管理软件等通过记录并呈现步数和有关睡眠、工作效率等的数据，促使用户按数据指标重新组织生活，导致其产生“为数据而生活”的倾向[31]。可以说，技术越是被成功地驯化得符合人性需求，其对使用者进行反向驯化的潜力就越大，程度也越深。已有研究尽管从不同角度触及平台技术对用户的塑造作用，但未能充分揭示在网络婚恋平台上，用户如何在其主动的、充满能动性的驯化实践中不自觉地被平台的技术逻辑反向捕获与塑造的过程。

因此，本研究从反向驯化的视角出发，结合青年群体的网络婚恋实践与婚恋平台的技术架构，探讨网络婚恋平台通过何种机制对青年用户进行“反向驯化”，青年用户又如何在此过程中通过主体性抗争重构其亲密关系实践，以此进一步反思技术权力、资本逻辑与人的情感主体性之间的内在关系与隐性张力。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路径，通过访谈法、平台漫游法以及网络民族志等方法收集资料。一是访谈法。Z世代青年有着更加鲜明的自我认知和个体化的特征，为了获取更加多元的网络婚恋实践内容，笔者基于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地域、平台使用频率等情况选择了16位具有差异性的平台用户作为访谈对象。这些访谈对象年龄在21~31岁，其中男性和女性各8人，从学历来看，大专3人，本科7人，硕士3人，博士3人。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访谈内容包括受访者的基本信息、平台使用情况、平台使用评价以及亲密关系建构标准和亲密关系价值观的前后变化等。二是平台漫游法。笔者自2023年3月开始以用户身份在Q平台漫游，对其界面、功能、使用路径等进行观察和记录，尤其关注Q平台中的社区界面内容，深入体会平台技术逻辑与平台文化象征，并感知互联网平台与日常生活的互嵌关系，理解婚恋平台的技术逻辑对亲密关系的异化后果。三是网络民族志法。笔者以“潜伏”[32]的方式于知乎、小红书、小宇宙播客等网络平台收集有关Q平台的网络民族志内容，微信公众号中Q平台用户的云相亲日记也成为民族志的重要来源，这些第三方视角下的内容增加了研究资料的客观性。

如前所述，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网络婚恋平台成为青年择偶的重要渠道。在这一过程中，网络婚恋平台不仅是一个虚拟社交场所，更是一个技术化的社会空间。平台基于用户的情感痛点创设相应的技术装置，致力于形塑出数字婚恋的标准化脚本。用户则根据技术装置的特点并结合自身需求采取行动，在看似主动的“使用”中遵守着平台的隐性驯化秩序。

1.算法匹配下的量化择偶机制

在社会节奏加速、流动性增强的宏观背景下，婚恋关系的建构不再单纯源自情感需要的自然驱动，人们更期望能够探索出一条精准而高效的关系建构路径。尤其对于当代青年而言，婚恋实践往往折射出他们复杂且矛盾的自我期待—既渴望灵魂契合又依赖数据判断，向往浪漫相遇又追求效率至上。青年的这一痛点，构成了网络婚恋平台算法匹配功能的社会基础。“高度精准的智能推荐”“高效遇见最契合的那个TA”等平台宣传语，迎合了青年对高效、精准择偶的技术想象，而一目了然的标签筛选、即时反馈的“推荐列表”，则让用户将寻找伴侣的主动权错觉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这种媒介装置使得青年对算法理性的依赖越发强烈。

在虚拟环境中，用户的决策和行为受到自身期望以及平台技术装置的深刻影响。Q平台主打“智能算法”，用户必须通过信息填写、资料审核、身份验证、学历认证等一系列环节，并在设定个性标签、完成人格测试后，才能获取进入核心婚恋市场的资格。在信息收集与分析的基础上，平台通过算法测算出不同用户之间的匹配度，进而实现精准推荐。“一开始觉得挺科学的，比盲目找要靠谱，看到95%以上契合度的人就会特别关注，觉得算法帮我筛出了对的人。”（访谈对象1）然而这种量化也造成用户认知的简化。一位用户坦言：“现在看人先看标签和分数，年薪、房产、学历这些硬指标不符合，根本不会点进去看具体内容。感觉自己不像在找人，像在参数化配置一个对象。”（访谈对象5）循此而言，青年群体的效率诉求和婚恋软件的数据化架构共同构成这场量化筛选的“入局”动机，青年在一定程度上向平台“出让”定义合适对象的权利，以更好地实现对择偶效率的追求。

2.自我整饰下的身份展演机制

数字身份是青年进入网络婚恋平台的门票和自我表达方式，其设计弹性决定了个人展演的空间。为了强化高效连接的技术逻辑，Q平台通过一套模板来引导用户填写和展示关键个人信息。用户注册时即被鼓励上传经过修饰的照片，要求填写职业、收入、房产、车辆等“硬实力”信息，和作为“软实力”标签的性格、爱好、价值观等内容。这套经过符号化包装的主体形象标识，有助于青年在虚拟空间快速定位自身和他人，同时成为激活人们幻想的装置。访谈对象11在注册前深受家人催婚压力，“我妈说找个踏实过日子的，所以我特意在资料里强调了‘擅长烹饪’‘有购房能力’，虽然我其实更希望对方能欣赏我热爱旅行和冒险的一面”。这段经历也塑造了她在Z平台上的展示策略：隐藏部分真实的自我，突出显示那些被认为在婚恋市场上更具“竞争力”的标签。

除了平台引导展现的固定标签外，用户还会在同伴竞争中和平台提示下自行添加或夸大某些标签，以塑造出更完美的自我形象。这种行动源于用户对算法推荐逻辑的认知与利用。不少访谈者表示，只有完善并优化自身的标签，算法才可能为其匹配更为契合的优质对象。访谈对象13明确表示，“必须让自己的资料‘看起来足够好’，系统才会把你和类似层次的人匹配到一起”。互联网中身体的暂时缺席使得自我展示成为“精心策划理想人设”，人们既可以客观地描绘自己，同时又能够在想象中召唤和刻画社会所推崇的“理想型”。

实质上，青年用户的形象整饰行动不仅单纯地受技术本身的影响。平台巧妙地将婚恋焦虑、代际压力、社会标准等社会性内容纳入其技术架构中，从而以更加社会化和隐性化的方式构建出这条“标准化简历”及“筛选流程图”的生产逻辑。

3.游戏体验下的关系“养成”机制

在打造“标准化简历”后，网络婚恋平台的交互设计引导着青年进入预设的关系发展轨道。在现实生活中，不确定的关系状态和有限的情感精力，往往使当代青年的交往进程充满变量，降低了亲密关系的建立效率。对此，网络婚恋平台基于其交互设计，衍生出一套游戏化的关系推进机制，让青年在明确的规则指引下不断“升级”关系，为年轻人被压抑的情感表达、模糊的交往进程提供了一套清晰的解决方案。当前网络婚恋平台主要利用积分、特效和进度条等交互设计实现关系进程的可视化呈现：一是聊天互动累计“亲密度”分值，积分越高，解锁如“查看访客记录”等特权越多；二是赠送虚拟礼物触发全屏特效，以满足部分用户对“仪式感”和“被重视”的需求；三是“关系里程碑”设计，即双方互动达到一定时长或深度后，系统会颁发“初识”“了解”“默契”等电子徽章，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社交线索缺失带来的进度不确定性。“双人游戏”“情感问答”“价值观测试”等环节也有效拓展了情感互动的途径，满足了青年对确定性关系的需求。

不过，设计者的初衷和用户的感知可能大相径庭，这种差异会使青年的媒介实践偏离情感交流的本质，产生异质于亲密关系的使用行为。如在寻求婚恋关系之余，青年可能沉迷于对关系进程本身的“养成游戏”，如积极追求积分和徽章等外在符号以获取即时的成就反馈，使之同自身对“控制感”的需求相适应。不少受访者表示自己会为了尽快点亮下一个关系徽章而刻意延长聊天时间。“有时候其实已经没话讲了，但为了把‘亲密度’刷到下一级，不得不找些话题硬聊。”（访谈对象3）还有受访者表示曾因对方从未赠送过需付费的虚拟礼物而认为“对方诚意不足”，并因此终止接触。虽然平台技术为用户情感体验增加了新的、可量化的维度，却也使用户在互动中更多地关注“亲密度”的数值、“徽章成就”的展示价值以及“礼物价值”的比较意义，导致情感交流本身的质量退居次要地位。

4.“次抛”社交下的浅度交往机制

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需要持续的时间投入和情感付出，然而Q平台内嵌的“滑动切换”“一键拉黑”等技术设计却与之背道而驰，使得关系中断变得轻而易举。这种技术架构深刻影响青年的交往策略与关系认知。研究发现，受访者普遍采用“聊不下去就换”的交往策略，将低成本的退出机制视为应对交往困境的首选方案。在实际运作中，这种便捷的中断机制也重塑了青年对亲密关系的期望，为平台实践赋予更多的“快餐”色彩。不少受访者将能随时抽身视为平台实践的重要优势，认为一旦感觉不合适或不舒服便可以立刻终止关系。“Q平台上大家好像都没什么耐心，一句话没说对可能就被拉黑了。所以我也学会了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同时聊好几个，这个不行立马换下一个。”（访谈对象7）在长期关系维系中，理解、包容、牺牲以及持续投入是深化关系的必然要求，而平台鼓励的“即用即走”的交互逻辑，成为青年感知和维系长期关系的潜在障碍。可以说，这种设计在赋予用户连接自由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削弱了其处理交往矛盾、经营深度关系的意愿与能力，并助长了用户对关系本身的随意态度。

与亲情等关系相比，爱情的建立与发展更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双方共同的努力，常常需要通过各种富有耐心的经营来克服困难、维系亲密。而网络婚恋平台所呈现的“快速筛选”“轻易放弃”等浅度交往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深了青年对效率至上的平台化婚恋模式的认同。这促使青年更倾向于追求即时、浅层且脆弱的“次抛”（在情感领域,“次抛”常被用来形容那些只追求短暂欢愉,不打算长久发展的恋爱关系或社交行为。这种关系往往缺乏深度和承诺,就像用完即弃的护肤品一样）社交并将其合理化，以此适应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社会生活中本应珍视的“深度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技术在被人驯化的同时，也以其自身逻辑对人进行着隐性的反向驯化。然而这并非一个单向的、决定性的过程。青年用户并非全然被动地承受平台技术的规训，他们感知到了异化风险，并展开一系列充满韧性与创造性的“日常生活实践”[33]，以期在技术的夹缝中重新夺回主体性。

1.认知反思：从“数据信徒”到算法祛魅

网络婚恋平台通过算法匹配构建了一套“科学择偶”的神话，试图将复杂的亲密关系简化为可计算的数据。然而随着使用经验的积累，青年开始反思算法背后的商业逻辑和设计意图，意识到算法的核心驱动力并非用户的情感福祉，而是基于注意力经济的资本逻辑。实质上，平台的算法目标并非以“促成匹配”来定义，而是以用户停留时长、日活跃用户数和付费转化率等指标来衡量。因此，算法设计并非旨在高效地让用户“成功匹配”，而是巧妙地制造一种“永远在岸边”的希望，让用户持续沉浸在无限的浏览、匹配和浅层互动中。不少青年用户的真实经历也反映出这一问题：“我曾经和一个匹配度95%的女性约会，理论上我们应该非常契合，但实际相处时却毫无火花。相反，后来遇到的现任伴侣，我们的匹配度只有78%，却在现实生活中相处得非常愉快。”（访谈对象4）这类经验促使青年重新审视算法的准确性和局限性，开始意识到算法推荐的“理想型”可能窄化其择偶视野。这种批判性认知的形成是主体性回归的第一步，它动摇了平台技术合法性的根基。

更具能动性的青年进一步主动干预算法的运行逻辑，试图将算法“扳回”到为自身服务的轨道。这体现为一种积极的“算法调教”。例如，有人刻意浏览或关注平台算法通常不会推荐但符合个人真实偏好的对象类型，以此“教育”算法，扭转其固有的推荐路径。“我发现老是给我推投行男和程序员，但我其实对从事艺术、教育领域的人更有好感。我就专门去搜索‘策展人’‘教师’这类关键词，主动点赞、留言，甚至短暂修改自己的资料标签。坚持一段时间后，推荐池果然变得多元和有趣了。”（访谈对象9）此外，部分青年还会采取“对抗式阅读”策略，故意反向解读平台的匹配提示。“系统显示‘匹配度90%’，我反而会格外警惕，觉得这可能是另一个‘高薪IT男’，而那个‘匹配度65%’的纪录片导演，或许才更有故事。”（访谈对象1）在此过程中，用户不再是算法被动的投喂对象，而成为积极的“解码者”与“调教者”，通过反向的数据输入与意义协商，争夺匹配过程中的主导权。

2.策略展演：平衡完美自我与真实自我

在网络婚恋平台规训下，青年用户的自我呈现极易滑向高度同质化的“完美人设”。然而随着使用经验的增加，许多青年意识到这种高度整饰的自我呈现带来的问题：一方面，维持完美人设需要持续的情感劳动，给自己带来了较大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过度整饰可能导致交往后的期望落差，反而阻碍真实关系的建立。

为了对抗过度美化带来的表演压力、减少交往初期的信任危机，部分青年会策略性地在个人资料中展露无伤大雅的“瑕疵”或极具个性化的兴趣爱好。这种策略并非真正的自我贬低，而是一种更高级的“真实性管理”，旨在筛选同频、真诚的交流对象，提升关系发展的效率与质量。“我不会放那些精修到失真的‘网红照’，我会选一张笑出牙龈的生活照。我还会在资料里写‘周末最爱躺着刷剧吃外卖’，而不是包装成‘热爱徒步的精英’。神奇的是，这样吸引来的人，反而更能聊到一块去，减少了大量无效的寒暄和失望。”（访谈对象11）这种对“真实性”的刻意营造，是对平台标准化、完美化自我展示规则的巧妙背离。它建立了一种新的筛选机制：能欣赏并回应这种“不完美”的，才是可能建立深度连接的人。

另一种常见策略是对平台数据化逻辑的有意识抵抗。平台数据化运行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内置的标签体系。该体系将复杂、流动的个体性固化为可被算法处理的数据点，从而实现对用户的可搜索、可分类与可控制。为挑战平台的数据化权力，一些青年质疑平台将个人简化为标签集合的做法，并尝试通过个性化的表达来突破这种限制。“我拒绝使用平台预设的那些标签，比如‘文艺青年’或‘吃货’，而是在自我介绍里写一些具体的生活片段和思考。我希望别人通过这些真实的文字来认识我，而不是通过几个简单的标签。”（访谈对象5）用“具体的文字”对抗“简单的标签”，其本质是试图以人性的丰富性、叙事性与不可通约性，来抵御技术理性的简化、抽象与计算等支配逻辑。这不仅是个人表达的偏好，更是一种微观政治实践，旨在从平台的分类体系中夺回自我定义的权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策略性实践并非完全拒绝自我呈现，而是在承认平台规则的前提下寻求最大限度的自主空间。

3.节奏把控：重置“游戏化”关系进程

如前所述，网络婚恋平台通过游戏化机制构建了一套标准化、可量化的关系发展路径，将复杂的情感连接过程简化表示为线性的进度条和可累计的积分。这种游戏化设计为用户创造了“关系加速”的幻觉，无形中促使用户追求更快的关系进展，而非更深的情感连接。有青年反思道：“有时候感觉像是在完成系统布置的任务，今天要聊到多少亲密度，明天要解锁什么新功能。这种节奏让人很难真正静下心来了解对方。”（访谈对象16）

面对这种技术规训，部分青年有意识地抵抗平台预设的关系发展节奏，重新夺回对关系进程的定义权。这种抵抗首先体现在对平台量化指标的选择性忽视上。“我现在完全不在意那个爱心进度条了，也不会为了点亮徽章而刻意延长对话。重要的是交流的质量，而不是系统记录的数据。”（访谈对象4）平台通过游戏化的进度条与徽章执行一套精密的注意力导流机制，试图将用户有限的情感与认知资源持续锁定在完成平台设定的、可量化的任务上。当青年不再被动跟随平台设计的“游戏”，而是主动选择将宝贵的情感与认知资源投入那些真正有助于建立深度连接的地方上时，他们也就夺回了注意力分配的自主权。这种对关系发展节奏的重新掌控还体现在青年对平台即时性期待的抵抗上。一些青年有意识地保持自己的回复节奏，避免陷入平台设计的即时反馈循环。“我不会为了显示在线而立即回复消息，而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这样既能保持思考的空间，也能避免产生不切实际的即时连接感。”（访谈对象8）通过重置关系发展的节奏，青年不仅在抵抗平台的技术规训，也在重新确认情感连接中的人性价值。

最有力的抵抗策略或许是青年主动推动“线上线下转换”。平台对个体的反向驯化是通过将互动限定在文本、图像等可数据化的符号上，从而构建一个可控的、可被算法优化的交往环境来实现的。而正是这种“身体缺场”的交往，使得用户的情感常常处于虚假且不确定的状态。“线上聊得再多都是虚的，一次半小时的咖啡厅见面，获得的信息量远超线上一周。”（访谈对象2）许多经验丰富的用户将线下见面视为打破平台游戏化桎梏的重要手段。他们将关系场域从平台虚拟空间迁移至算法无法触及的现实生活，从而摆脱游戏化进程的催逼、量化指标的监控以及无限滑动带来的选择困境。这一实践虽然面临平台架构的强大压力，却展现了青年在技术环境中维护主体性的可能性。

4.关系重构：自主决断与深度情感连接

低成本关系退出机制在赋予用户连接自由的同时也催生了“次抛”社交文化。这种关系中断机制深刻影响青年的关系观念和行为模式，一方面确实给青年带来掌控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也促使许多青年反思其情感代价：“经历了太多次莫名其妙的‘已读不回’和突然消失后，我开始怀疑这种连接方式是否真的健康。我们好像都变成了情感上的消费者，追求永远的下一个更好。”（访谈对象10）

因此，部分青年重新审视“连接-断开”这一行为的意义，并发展出更具意识的选择策略。他们首先学会了区分“可磨合的不适”与“原则性的不合”。访谈对象11分享了他的准则：“我现在不会因为一次对话不顺利就立即放弃，而是会给彼此两三次机会。有些美好的连接可能需要时间来酝酿。”这种从即时判断到延时理性的转变，是对平台制造的时间暴政的抵抗，青年通过自主掌控关系发展节奏，在数字加速社会中开辟出一片“慢空间”。他们对决断权的掌控不只体现在审慎地给予机会，以此与平台的“次抛”社交文化相对抗，而且体现在采用更有意识的关系结束方式，以从平台手中夺回关系中断的权利。“如果觉得不适合继续发展，我现在会选择明确但礼貌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玩消失。这是对彼此时间和情感的尊重。”（访谈对象9）

经历“次抛”社交文化挫败的青年往往能发展出更成熟的投入策略。“我现在更倾向于选择性深度投入。与其同时和十几个人保持浅层聊天，不如集中精力深入了解两三个真正感兴趣的人。”（访谈对象8）这种策略转变反映了青年从追求连接数量到重视连接质量的认知进化。与此同时，为了建立更深层次的连接，一些青年会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披露。“这种有风险的自我暴露，反而能筛选出真正愿意建立真实连接的人。”（访谈对象13）这种策略使对象筛选从基于标签的算法逻辑回到基于共情与理解的情感逻辑，保证连接建立在真实的性格契合而非虚构的完美形象之上。从“次抛”社交到长期关系经营的转变，表明青年不仅在重新定义数字时代的关系伦理，也在探索技术社会中保持情感深度的可能性。

相较于既有研究多从技术赋能或社会批判的单向视角出发，本文引入反向驯化理论揭示了一个更为辩证的过程：人类在驯化技术以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技术也以其强大的架构和逻辑，对使用者进行着同步的、往往更为隐蔽的反向塑造。具体而言，网络婚恋平台技术通过其系统性的架构设计，塑造出包括算法匹配、自我整饰、游戏化体验和“次抛”社交等一系列反向驯化机制，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情感生产线”。面对平台的技术规训，青年用户通过认知反思、策略性展演、节奏把控与关系重构等一系列日常实践，在技术的夹缝中积极寻求主体性，试图将亲密关系的主导权重新夺回手中。这些抵抗与重构实践共同构成青年对平台技术逻辑的创造性回应，展现了数字亲密关系建构中的个体能动性。

上述研究发现促使我们对驯化理论在智能媒体时代的内涵进行再思考。传统驯化理论强调人类将技术吸纳并整合进日常生活实践的主体性。然而在算法与数据驱动的智媒环境中，驯化不再是单向的、一次性的过程，而是一种人与技术持续互构、相互驯化的双向实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反向驯化并非发生在驯化完成之后，而是与人类的驯化行为同步发生、彼此交织。平台技术并非被动地等待被驯化，它通过其预设的架构、推荐逻辑和激励机制，主动地且更为隐蔽地引导、规训并重塑用户的欲望、行为乃至对亲密关系的理解。这种控制逻辑的隐蔽性，正在于它完美地伪装在个性化服务、用户自主选择和提升效率的外衣之下，使得用户在被规训的过程中依然保有主体在场的幻觉。因此在试图以技术驯化情感世界的不确定性时，我们自身可能正不知不觉地成为技术逻辑驯化的对象。

虽然前述青年用户的抵抗实践清晰地展现了其在技术规训下的主体性与韧性，但若将这些微观的、日常的抵抗置于平台庞大的技术架构与资本逻辑之下审视，则必须承认其局限性。首先，个体行动与结构权力具有不对称性，这意味着青年用户的抵抗实践尽管充满创造性，但本质上是在网络婚恋平台预设的规则框架内进行的“戴着镣铐的舞蹈”。平台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和环境的塑造者，拥有近乎垄断性的权力，可以随时通过更新算法、调整功能或修改用户协议来轻易地消解用户的抵抗策略。其次，抵抗行为本身可能导致用户在情感上更深地卷入平台的逻辑，从而形成一种“抵抗的悖论”。如为了抵抗算法的量化，用户可能需要持续地、反思性地与算法互动，这反而增加了他们对平台的注意力投入。最后，尽管部分用户能够发展出清醒的认知和成熟的抵抗策略，但在数量庞大、彼此隔绝的用户面前，这些抵抗是零散的、非组织化的，无法形成有效的集体力量来与平台资本进行协商或对抗。与此同时，平台成功地制造了一个“每个人对每个人的市场”，用户在其中互为竞争对手，这种结构也进一步抑制了集体意识的形成。为此，未来的学术研究与技术实践应致力于在发展与规制、效率与价值、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引导数字技术真正服务于人的情感福祉与全面发展，而非反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形势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机制研究”（批准号：22&ZD18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不确定性研究的社会学转向及其体系建构”（批准号：22ASH002）的阶段性成果]

杜婧怡：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向宁

本文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26年第3期，第79-87 页

参考文献：

[1]翟学伟 . 爱情与姻缘：两种亲密关系的模式比较—关系向度上的理想型解释[J]. 社会学研究，2017（2）：128-149+244.

[2]艾媒咨询｜2024—2025 年中国婚恋社交服务市场研究报告[EB/OL].（2024-06-19）[2025-11-10]https：//www.iimedia. cn/c400/100883.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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