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韧、刘采萍 | 年轻人的婚恋修罗场抑或长辈们的社交罗生门——社会交往媒介视域下的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研究

原载于《都市文化研究》2025年第2期总第30辑。

乔•桑塔亚认为“社交犹如空气，人离不了它”。

在当代中国城市化的快速进程中，青年群体需要面临工作、住房和生活成本的多重压力，再由于城市社会的匿名性、冷漠性、孤独性和事本性特征，导致青年群体难以结识到自己满意的异性，不断推迟着结婚的年龄。[1]近年来，我国单身人口数量逐年上涨，根据珍爱网发布的 《2023年Q4单身人群调研报告》显示，65.44％的人群都或多或少地对自己处于单身状态感到焦虑，更有87.05%的人群表示平时很少有接触单身异性的机会。

这也导致了新相亲时代的来临，对于很多单身群体及其父母来说，“相亲”变成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一条重要择偶尝试手段。虽然在网络时代，网络似乎已经成为单身群体相识的最重要媒介，但有趣的是，传统相亲角这种看似落伍”的线下相亲方式在当下却异常火爆，甚至每到周末，各大城市的相亲角都几乎是人满为患。与网络社交相比，相亲角这种线下交友 方式似乎耗时耗力且不合时宜，却为何如此受到追捧，确实颇值玩味。纵观近年来火遍中国各大城市的相亲角，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无疑是最具代表性与知名度的，《人民日报》《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更是对此进行过深入报道。肇始于2005年的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历经二十余年经久不衰，甚至与北京天坛公园相亲角、西安革命公园相亲角等被戏称为全国所谓知名的“十大相亲角”。因此，以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作为个案深入研究，或许我们能更清楚地理解都市相亲角作为一种社会交往媒介的传播学意义。

一、作为社会交往空间的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媒介特征

根据《青年报》《解放日报》等媒体对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创始者林阿姨的采访得知，最初八位创始人奔走于上海的各个公共场所来寻找合适地点，最终将视线聚焦于淮海中路的一家沿街茶馆。学者王笛认为茶馆不仅是闲暇时光的消遣地，也是信息交流和社交活动的中心。人们可以在茶馆讨论一切事情，小到日常生活、大到政治社会相关，可以说茶馆本身就是一个纷繁世界的缩影。[2]于是民众自主空间创作的相亲角雏形就此诞生。随着人气日益增长，茶馆的封闭性与空间有限性已难以承载下热情、蜂拥而至的父母，且影响了交通，人们不得不开始寻觅新场所。而家长们也更希望有一个低成本，甚至免费的公共交往空间，位于上海市中心且免费开放的上海人民公园就此映入了眼帘。

（一）媒介推动下的相亲角嬗变

1.传统媒体助推：相亲角的“第一声号召”

在2005年人民公园相亲角成立之初，几位创始者花费了很多心思。为了传播相亲角声量，用了不少方法：联系报纸、发传单、邀约采访等等。其中街头“传单”效果最好，几位创始人凑钱印刷了近2000多张纸条，去地铁站与公园门口分发，极大地增加了信息的可达性。第一周便迎来了100多位家长的“开门红”，第二个周末便吸引了报社、杂志、电视台、电台等传统媒体的陆续报道，接下来的两个月相亲角的人数更是突增到了近千人。这种“人际推广”和传统媒介相结合的宣传手段，使相亲角的知名度迅速扩大，不仅吸引了更多父母参与，也引来了外界关注，为后续发展铺平了道路。

2.社交媒体时代发酵：舆论旋涡与代际抗衡

由于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初期为一部分焦虑的家长群体切实解决了“问题”，于是这部分人群通过口碑传播在亲友圈和社区中广泛宣传，极大促进了相亲角的知名度提升。初期相亲角是有标准要求的“挂牌制”来开展相亲行为：女孩家长佩戴红牌，男方家长佩戴蓝牌，牌子背面即是信息，看对眼的家长就会开展“翻牌”行为。

然而随着参与人数剧增，很多家长逐渐厌烦了挂牌子的约束，开始追求自由交流，一些婚介所与婚托、黄牛也嗅到了商机，开始混进来拉人头乱收费，相亲角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关于相亲角黑中介、信息真实性相关的负面报道浮现在大众面前，其中尤其多的是因 “标签化”引发争议。一些报道指出，相亲角内的信息卡片过分强调“房产”“收入”“学历”等硬件，甚至有家长明确标注“无房勿扰”或“硕士及以上”，反映出婚恋需求日益功利化的趋势，这种现象也引发了社会对婚姻价值观的热烈讨论。相亲角中遵循着男强女弱的传统性别规范思想仍是常见现象。一些家长的态度与行为也被放大至社会舆论场，一些家长在为儿女筛选相亲对象时会公开贬低他人，在上海相亲角更有“是否有上海户口”作为评判标准，强化了地域歧视的印象。在相亲角中，普遍以硬件条件标签化的筛选方式也被媒体形容为“赤裸裸的婚姻交易”，被网友批判质疑“结婚还是卖菜”。诸如此类负面新闻在网络上快速发酵，使相亲角一时卷进了舆论旋涡，但也无形中扩大了相亲角的影响力。

（二）相亲角作为社交空间的多维面貌

相亲角不仅是一处城市景观，同时也是城市具有“可沟通性”的场所[3]，更是一个供人们文化交流与社会交往的舞台。作为公共空间，相亲角承载了不同世代、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人群在特定时间维度下的互动与实践，已然展现出社交媒介的功能，满足了空间布局、人际互动与信息传播三重维度媒介要素的交织。

1.空间维度：核心地带的“第三场所”

首先，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依托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城市核心地带的地理位置赋予了其天然的流量优势。在这里，市民可以免费进入，公园宽敞的空间也支持相亲角摊位式的展示与多样化的社交互动。其次，作为媒介来说，公园为家长们提供了一个免费、自由进入、平等讨论和交流自问婚恋问题的场所，其开放性与自由度吻合了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观点，但相亲角交流的内容往往以家庭、婚恋为中心，它也同时带有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双重特性，更像是雷•奥登伯格所说的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边界下形成的“第三场所”，造就了公共空间与个人空间边界的模糊与转换。而相亲角即是人们在家庭（第一）和工作（第二）场所之外聚集、社交和互动的公共空间。它的复杂性决定了它难以被简单归类，它借助公共空间的位置、环境来实现个人及家庭目标，展现出个人需求与公共空间重合的新趋势，因此，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更适合被作为一个具有较强私人领域特性的社交第三场所。

总的来说，公园这类环境所带给人们场所精神天然就可以降低人际社交的拘谨感，周围人们健身、散步、下棋等其他活动区域，这些物理布局与功能分区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相亲角的社会交往逻辑，助力其演化为城市公共空间中的一个新型社交场域。

2.受众维度：群体交汇与角色分化

相亲角多元化的人群交互构成了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传播生态，使其逐渐成为社会交往的复杂媒介，体现出公共空间中人与人之间的多重关联。相亲角内主要是三类人群：白发相亲群体、青年群体与红娘中介。

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可以说是偶然与必然的结合。必然性是在于公园作为自然的空间媒介，凭借着其多样的功能与环境自然吸引了人群聚集。而偶然性则体现在这群人恰好有共同的心愿：为子女婚恋担忧。孙沛东是国内相亲角现象研究的重要学者，她称代替子女在相亲角寻找结婚对象的父母为“白发相亲”群体。这类中老年人多为退休职工年龄多在50岁以上，以上海本地人与新上海人居多，此外还有一些因担忧子女婚恋问题而前来上海替子女相亲的外地父母。他们既是相亲角最早的一批参与者，也是这一空间的核心组成。自2005年人民公园相亲角创立迄今，这群父母是造成相亲角门庭若市的主力军。他们承载了相亲角中的双重角色：既是子女婚姻的“代理人”又是相亲角社会交往的实践者。他们不仅关注子女婚恋问题，更试图通过相亲角来缓解自身由于退休抑或是数字鸿沟等因素带来的社交孤独感。这一群体在无意间也构建出了相亲角的规则与秩序，成为相亲角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

近年来，相亲角逐渐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 趋势，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主动走进这里，不仅是为了寻找婚恋对象，更是一种对社交圈的扩展与自我认同的寻找。随着人们社交观念的改变与媒体的广泛宣传，部分年轻人不希望再去依靠家长“代理相亲”，而是愿意亲自参与其中。年轻人希望抛弃原有单纯以经济条件为相亲标准的旧想法，追求灵魂契合。与父母辈关注房、车等结婚硬性经济条件不同，新世代在简历上写满了对两个人精神契合的关注：“老二次元，周末喜欢逛超市”“期待对方有各种平台的会员”“喜欢做计划”等等，有的年轻人甚至通过在相亲角中寻找有共同热爱户外运动、宠物、88vip相亲等兴趣小组。这也使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物质“标签化”现象被逐渐打破，越来越多年轻人在来这里主动展示自我，寻找认同与社交契机。年轻人将来到相亲角视为一种新奇的社交体验，希望能到此扩大自己的交际圈，或者去探索一种非传统的社交模式。这种“反标签化”的自发行为也引发了广泛讨论，为相亲角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正因为这些年轻人的加入，不仅打破了相亲角中传统的白发群体主导格局，更为这一场域带来了更多样化的互动模式，模糊了相亲角的单一功能，将其拓展为具有多元意义的城市公共空间。两代人之间的互动更是丰富了代际沟通的内涵和相亲角的社会功能，使其逐渐转型为一个多功能的社交平台。

红娘与中介是相亲角中不可忽视的角色之一，他们作为信息连接的“桥梁”，一定程度上优化了相亲角中匹配的效率。不过大家都较为一致地对“中介”一词给出了负面反馈，因相亲角自创立便携带着公益基因，中介以盈利为目的的行为打破了相亲角免费、平等的气氛，并且红娘与中介有时会无形中强化婚恋市场的物质化倾向，使相亲变得更加标签化，所以一些家长更是“闻中介色变”。

3.媒介维度：相亲信息的传播载体

媒介是信息的载体，相亲角中人们主要采用口语（嘴巴）、印刷媒介（纸）与新媒体（手机）三种媒介进行人际传播与信息交流。人们 通过口头交流各种婚恋需求、个人信息等，透露更多关于自己或者子女的细节。这种“面对面”交流，不仅有助于信息直接传播，同时还会借助身体语言来表达，家长们也会根据对方家长面部表情、手势、姿态或者眼神等来判断对方的意愿、个性等。此外，相亲角中很多家长在熟悉后经常会展开日常生活问候，这使得相亲角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展示交流的场所，同时也成了一个充满温馨氛围的社交空间。

相亲角中的物质媒介丰富多样，纸牌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传播媒介。麦克卢汉将具有“高清晰度”信息的媒介定义为“热媒介”，而“冷媒介”则是信息相对匮乏的“低清晰度”媒介。[4] 由于冷媒介需要接受者发挥更多想象力与参与度来理解和接受信息。而纸牌作为相亲角中参与者们约定俗成的方式，家长们会把自家孩子年龄、学历、工作、家庭背景等简单的资料打印在纸张上再过塑，放置在醒目之处。其次纸牌作为父母交流的延伸工具也是“冷媒介”，需要人们主动去询问、攀谈来填补信息空白，进一步促进了社交与互动行为。

随着数字化传播的普及，家长们通过新媒体进行信息传播也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互动形式，社交媒体使得家长们可以方便快速地和“看对眼”的对象交换联系方式，未来通过继续线上沟通来延伸他们的社交互动与关系网络。在诸多智能手机应用中，微信以超强的社交性、操作的便捷性和准入的低门槛成为老年人群最频繁使用的社交软件。微信这一新媒介技术，也勾连起了相亲双方的老人与子女，形成了信息交流空间。[5]与纸媒相比，新媒体传播方式也赋予了更多灵活性，家长可以随时用手机展示照片、视频等作为介绍子女的辅助方式。

从传播学视角来看，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作为一个社会交往媒介，其功能与意义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婚恋配对：相亲角的空间布局为人群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基础框架与准入的低门槛；不同的人群与角色共同构筑了复杂的社交网络；而在传播中的其他媒介介入则扩大了相亲角的传播与影响，延展了社交网络的边界。这三重维度的交汇，使相亲角不仅成为婚恋需求的承载地，更发挥着作为城市社会交往媒介的独特光芒，勾连起城市中不同的人群与需求，为我们探究人与媒介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二、年轻人的婚恋门与父母们的社交场：相亲角人群社交动机分析

“这里的成功率当然是很低的呀”。

在访谈交流中，这句话被反复提及，几乎成为对相亲角现状的一种共识，但低成功率似乎并未阻止人们前往相亲角的热情，相反，每个周末依旧是人满为患。为何能吸引如此多人前往？白发相亲群体与年轻人群体隐匿在相亲这一行为之下的社交动机与社交需求有何异同？这种代际互动的复杂性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相亲角在当代城市社交场景中作为社会交往媒介的独特价值。

（一）相亲场上的白发力量：参与、责任与诉求

“白发相亲”以子女婚恋问题为核心诉求，构成了他们前往相亲角的重要驱动力。通过本文田野调察与深度访谈，发现他们虽肩负着为子女“择偶”的使命，也包含了他们自身的社交需求和情感诉求。

1.核心入场动因：责任与期盼

“相亲”不仅是一种择偶方式，也是中国传统家族文化与农业社会变迁的反映。中国古代择偶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子女们的婚姻决定权主要掌握在父母手中，需要通过媒人介绍、确定双方阶层与背景相匹配后才会安排相亲，这种相亲方式强调的是家族利益。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提倡婚姻自由，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通过自由恋爱方式选择婚姻伴侣。在20世纪60、70年代，恋爱与婚姻掺杂了更多的政治考量，个人择偶和婚姻申请受到单位组织的严格审查。但自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对个人生活的影响逐渐减弱，婚恋观念变得更加多样化，个人在婚恋选择上的自主权也得到了显著增强。[6]不过父母在子女婚恋中的角色却从未彻底退出，反而随着新的社会环境到来而重新兴起并焕发出新的活力。这种矛盾的背后，其实和代际文化差异与家庭责任观息息相关，也一定程度上吻合了学者王建疆所说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交融的“别现代”[7]特征。

一方面来自代际文化差异。许多来到相亲角的父母有着知青或国企背景，他们的婚恋问题在党、国家、社会等多方关心下被解决；然而，在自由恋爱风气鼓动下，当他们的子女面临婚姻抉择时，国家早已将“关心的手”收回。这一代人习惯于将婚姻视为一个社会资源匹配的过程，他们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延续了自己曾经“被安排”的婚恋模式。同时，媒体乐于制造的“剩男剩女”话题更是使众多家长感到焦虑，诸如其他网络征婚、亲友介绍择偶途径似乎也存在不少问题。于是在这代父母看来，相亲角的相对优势反而变得更加明显。除此之外，这代父母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与个人命运起伏，所以他们更加倾向于追求稳定，担忧子女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迷失方向。家庭对他们而言，是心灵的归宿，子女的婚姻也被视为家庭延续与幸福的重要寄托。这样“爱与怕”的力量交织在一起，给了父母插手子女婚姻的动力。

“我是体制内退休下来的，我们那时候工作呀什么的是分配的，养孩子当然比你们现在好。现在的社会年轻人又要工作又要忙这忙那，小孩上学、结婚、工作都是要自己来的，压力大的呀，我们能多做点就多做点。”（受访者Ｍ2，家长，男，62岁，上海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延续香火、子孙繁衍被视为至关重要的责任，成语“成家立业”反映出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结婚成家也通常被视为一个成年人幸福、稳定的重要标志。“白发相亲”群体认为帮子女找到合适伴侣是自己晚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责任，甚至是自我价值的体现。由于他们自身的经历，对“包办婚姻”这种模式似乎有着天然的认同感，他们认为自己作为长辈，有责任有义务来帮助子女完成婚姻这一人生大事，他们深知被耽误的后果，所以他们试图力保自己的子女千万不能再被耽误，让子女达成他们心中所想的“完整”“幸福”稳定”的人生。

“老话都说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我们是真真切切感受到这个道理，女孩找个稳定的工作再找个能给你好生活的老公，这辈子就不吃苦了的呀，结婚有时候真的能改变人的一生。”（受访者Ｍ4，男，家长66岁，上海籍）

除了责任，也饱含着期待。访谈中多位父母提到，儿女早点组建一个美满的家庭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另一方面，子代婚姻的成功也能为他们带来“人生圆满”的成就感以及茶余饭后向同龄人炫耀的“资本”若是到了适婚年龄，子女却迟迟未婚，家庭便容易受到亲友与社会的压力，这种压力也会促使父母主动来到相亲角来寻找解决办法。同时，“白发相亲”群体的期待中还有一层深意。“父代也在面临着医疗和养老的诸多不确定性，他们对子女婚恋的介入，固然是在以自己的方式保护子女，但必须承认的是，父代也希望通过挑选自己中意的儿媳和女婿，为自己的未来谋求一份更加可靠的保障。” [8]

由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缺少兄弟姐妹之间的分担，使独生子女往往承担着更多养老压力。这也是相亲角中相当一部分父母常常表现出的“双向期盼”：既在为子女寻找合适的另一半，也希望为自己晚年生活增添一份保障。

“每次我跟我妈说我不想去相亲时，她就会说，你不去相亲你怎么结婚，不结婚，没有小孩老了谁养你呀，我觉得我迟迟没有成家这件事可能也给她带来了不稳定的感觉吧。”（受访者S2，女，30岁，籍贯福建）

“白发相亲”群体在相亲角的活跃不仅仅受代际文化影响，更是社会变迁、责任承载与情感期盼所交织的结果。

2.个人情感需求：化解孤独与扩大社交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提到，人是有需求的动物，只有尚未满足的需求才能够影响人的行为。[9]实际上，“白发相亲”群体更有被隐匿在代际相亲之下的深层需求，这部分群体大部分已经退出了劳动市场，退休后的角色转换使他们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感，也急需一个环境来释放不安。他们不仅感到生活缺乏目标，也面临闲暇时间无处消磨的窘境。这时，相亲角的出现自然而然地使这群人有了消遣闲暇时间的社交平台。这个空间既无费用支出，也无需什么门槛，只要入场就可以找到聊天交往的对象，而且很大一部分都是有着共同烦恼、共同经历的“知音”。他们在这里可以暂时摆脱寂寞，化解内心孤独并寻找精神上的满足。

“我家离这也近，周末没啥事就会来这里，一边能给孩子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人，一边还能有人说说话，聊聊有啥好玩的事，不然在家里也是看电视，没啥好玩的。”（受访者Ｍ4）

“我一个同学，5年前来相亲角给她女儿相亲，还真相到了，然后5年后她来给她二女儿相亲。她跟我说，5年前她认识的那个人，5年后这次来又看到她了，一直坚持着来，一直都没相到，她也不急了，就把这当打卡似的，每周过来，还有人聊天，公园环境还好。”（受访者Ｍ5，女，家长，64岁，籍贯安徽）

对他们而言，相亲角更像是可以排忧解闷的情感驿站，或者是一个重新回归社会、建立新社交圈的契机。正因为相亲角满足了这种人们未被人主动察觉、但却深切存在的社交需求，其作用早已超越了为子女相亲的单一功能，逐渐成为被隐匿起来的社会交往媒介。

根据民政局发布的《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中国已经正式步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在互联网浪潮冲击下，相较于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数字原住民”，老年人由于知识老化以及对新媒体的接触障碍等原因，导致他们不可避免地具有数字鸿沟，他们仍然更倾向于通过线下的方式来“重拾交谈”，而相亲角为这个群体提供了传统的、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弥补了他们的数字化社交缺失。

“新技术啊，我们学起来费劲，眼神也不好。我们习惯了面对面交流，而且我觉得跟相亲一样，网上沟通总是感觉隔了一层，不够真实，也怕被骗。有那个时间不如来公园聊聊天、散散步，更自在呀。”（受访者Ｍ8，女，家长，55岁，籍贯浙江）

3.自我呈现：角色重塑与身份彰显

笔者在相亲角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经常会有男方家长主动找上来，他们在简单地询问过信息后，总是会开始一段漫长的介绍。

“我儿子吧，从小就是让他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毕业于985，现在在美国做技术相关工作，年薪直接不用担心的呀。他爱好也很广泛，你看这是他参加拳击比赛的照片，这是骑马的，这是劈叉，他柔韧性也很好。”（受访者Ｍ2）

没过多久便有很多人围了上来，他一边介绍，一边用骄傲的神情为围观者翻阅着儿子的各种照片。这绝非个例，从早些年相亲角被频频爆出的过于物质与标签化的新闻开始，就已经让人们对相亲角中的青年相亲群体形成了某种固化的认知轮廓：高薪、高知、优质，这些标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父母展现自我身份与角色重塑的方式。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人一生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表演”，希望在“前台”呈现出自己理想化的形象，目的就是赢得观众的认可乃至喝彩，这群父母自然也不例外。相亲角人们随处可见“985/211毕业”“硕博士”“金领”“年薪百万”“市中心Ｘ套房”等字眼，孩子优秀便代表着家庭的成功，家长借着宣扬子女条件的优越性，来塑造自己的“面子”，也借此在相亲场上抬高身价。他们时不时还会收获到场内其他人的崇拜与赞叹，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

怎么说呢，不是我自卖自夸啊。我大哥创业，二哥在大学教书，我是体制内退休，来到 我们家就躺平就好了嘛。我们家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学历都很高的，所以才能培养出我儿子这么优秀的。”（受访者Ｍ2）

在相亲角中，一部分老年人不再是“社会边缘者”，而是家庭的代表者、资源的协调者和自认为有着强竞争力与优越感的“代言人”。这使相亲角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场公开的博弈，充斥着各种量化标签、竞争资源筹码的空间，兴趣爱好、灵魂契合这些真正决定两人是否可以走到一起的因素似乎都已经变得不重要。这种“表演”也使相亲角更具物质化倾向，本应充满个性、情感的婚恋配对被压缩成了公式化、标签化的对抗赛。

“有一些家长写的条件确实是挺离谱的，包括对于外貌的这些描述，我觉得都是个人的主观判断，它并不能是一个真正的科学事实。”（受访者S3，女，25岁，籍贯天津）

一些父母浮夸的表述很多也无从考证，当表演者想要观众相信自己的表演是真实的，他首先必须有充分的自信认为自己所述的一切是正确的，换言之，事实的本来面目倒显得无足轻重了。只有来到表演“后台”，他们的真实想法，对于子女婚恋问题的焦虑与对结果的无力感才会浮上水面。相亲角为“白发相亲”群体提供了低门槛的拟剧“舞台”，也正因为这个空间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这群父母才会乐此不疲。

相亲角真正演绎的并非“剩男剩女”戏码，真正的主角是他们的父母。在对“白发相亲”群体进行访谈时，几乎每位都提到了为子女寻找婚配对象的初衷，但事实上随着对访谈的深入发现，他们对自身的社交需求满足往往是无意识的，他们并没有察觉到这种深层动机。

“社交需求？我觉得我们老年人没有这种需求吧，我们就是来给孩子相亲恰好认识了几个能聊上天的人，聊完倒是感觉会舒服些。”（受访者Ｍ7，女，家长，58岁，上海籍）

这种无意识的社交动机与相亲行为交织在一起，使相亲角成为多功能的空间：既是相亲场，也是作为人们社会交往的媒介。他们通过场内互动，在获取到归属与认同的同时，也化解了焦虑与孤独感。正是这些看似被“异化”了的功能，导致相亲角这么多年来人气越来越旺，并强化了它作为一种社会交往媒介的重要意义。

（二）相亲角上的青年角色：焦虑、连接与探索

近几年来，年轻群体的加入成了相亲角的一大新变化，这种现象可以被视为相亲角的一种“年轻化变革”，这既是随着时代、思想发展的产物，也是婚恋文化与个体需求交织的结果。

1.现实驱动：被寄予的期待与焦虑

和来到相亲角的大多数中老年人一样，这些年轻人也常常是在焦虑的驱使下前来，他们更多的是受到社会与家庭双重压力的影响。

在当代社会，婚姻不再是私密性话题，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社会意义。媒体通过设置议程推动了大众对此现象的关注，媒体与社交平台上有关“大龄单身人群”的讨论也频繁出现，他们强调晚婚或者单身可能会产生的风险与失败，将“剩男剩女”的标签贴在未婚人士的身上，造成了社会对此群体的偏见，也使得年轻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焦虑。

“其实我父母可能还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让我比较不舒服的是一些亲戚，或者说是社会上其他人，他们听到你这个年龄了还没结婚，就会有一种异样的眼光。”（受访者S3）

除了社会带给青年群体的焦虑，他们也面临着来自家庭的期望与压力。在上海这样竞争激烈的大都市中生存，婚姻被父母视为稳定与幸福的保障。所以父母一些有意无意的催婚行为，无形中向子女施加了更多压力。而相比于存在着过度商业化、信息造假等问题的线上婚恋平台，相亲角提供了真实的面对面沟通，相较于线上方式似乎更加可信，他们试图通过回归传统的相亲角，在这种期望、压力与自我之间寻找到平衡点。

“我家里催得很急，他们没事就会问这件事。我干脆周末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起码我爸妈知道我在重视这件事，可能就不会给我那么大压力了。”（受访者S8，男，26岁，籍贯山东）

2.寻找连接：社交探索与“抱团取暖”

人是具有高度社会性的群居性动物，如果没有社交就会感到孤独与隔离。然而在都市生活中，许多年轻人由于工作繁忙与生活压力，很难去拓展自己的社交圈或者是通过原有的社交圈获得理想的社交体验。因此，他们开始主动挖掘身边的“潜在社交场”，寻找那些可以拓宽社交网络的场所。近年来，“搭子社交”“露营社交”等层出不穷的社交网络新词出现，也反映出了当代年轻人对奇妙而又有趣社交的渴望。像“王婆说媒”这类节目也受到了年轻人的广泛讨论与参与，表明了年轻一代对通过相亲途径来交友并不抗拒，甚至乐在其中。相亲角的开放性与多元性刚好契合了这样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较为便捷的线下交友机会，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将其视为拓展社交圈的新途径。微博上的热门话题＃年轻人开始整顿上海相亲角了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年轻人与父母乐于展示硬件不同，他们会在自己精心设计的简历里面加入“喜欢逛超市”“喜欢自驾，去人少的景点发呆”等个性化表达，强调自己的兴趣爱好与生活习惯。比起寻找合适的另一半，他们更期望通过这样的表达找到志趣相投的好友，并展开一段有趣的互动。这种“不务正业”使得相亲角更像是一个巨大的“线下社团”，成为一个自由、多样化的线下社交场所。

“我本来以为相亲角不会有年轻人来的。但是当我来了之后，我发现很多同龄年轻人会自己去相亲角，感觉更像是一个大型市集，不太像是一个传统意义的相亲角。大家会交流一下工作或者兴趣爱好什么的。反而这里对我们来说变成了一个社交场所，并不局限于相亲了。”（受访者S6，女，27岁，籍贯浙江）

通过访谈发现，“抱团取暖”是年轻人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这群年轻群体在相亲角互动与交流中意外发现，自己并不孤立无援，大家都有着类似的焦虑：繁重的工作压力、家庭催婚、对未来的迷茫等等，而且通过倾诉与倾听，发现了更多的共鸣。这种感同身受可以帮助他们缓解心中的焦虑与不安，获取到一定的心理安慰。

“有时候你和身边已经结婚成家的朋友去吐槽，他们没办法懂这种感受，也找不到其他合适的人来谈论这种话题。但是在相亲角，我觉得大家共情能力会更强一些吧。可能还有很多人面临同样的问题，是一个互相倾诉的氛围。”（受访者S5，女，26岁，籍贯北京）

3.代际互动：理解与关系再建构

不同年龄段人们在个性、观念、行为方式上分歧、疏离与矛盾被人们称为“代沟”。青年群体与父母两代人本身就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而存在着诸多观念差异，包括婚姻观念。青年群体追求自由、独立和多元化的婚恋观念，更加注重精神上的契合；而长辈们多以传统价值观为主，通常认为不结婚或者没有稳定的经济基础就不会幸福。两代人对婚姻的不同理解，使得代际互动之间产生着难以消弭的分歧。

然而，笔者在相亲角却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场景：相亲角中每周会有一部分父母带着子女一起来到相亲角。通过交流得知，一些年轻人表示“我妈陪我来我感觉更安心一些，有他们把关，我也能感受到些陪伴。”而父母则笑着说“哎呀，她能接受这件事，我高兴的很啊，她这也是体谅我。”随着相亲角社交功能的变化，在这个空间内经常会产生跨代际的交流与互动，这样的沟通会使中老年人会逐渐接触并理解一些新鲜的观念；而一部分年轻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相亲角其实并非一无是处，并意识到在许多父母心中都承载着深厚的家庭责任，体会到父母为他们的未来所做出的付出。双方也会因此获得更多话题，给彼此提供了一个重新理解、弥合代际差异的契机。这种双向沟通使得代际关系得到重构，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家庭和谐。

“我父母是知道我来相亲角的，不管有没有收获，他们都会鼓励我，久而久之好像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大压力了。”（受访者S3）

相亲角不再仅仅是一个婚恋配对市场，更是一个充满代际互动与情感交流的场所。在这里，所有人群都获得了社交体验，可以共享焦虑也可以分享生活。

三、相亲角的社交网络与媒介构建

在相亲角，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们从第一次初识到熟悉，再到深入交往，逐渐构建为涵盖人群之中亲缘、趣缘以及地缘的多重关系社交网络。人们的交情并非仅仅局限于单纯的婚恋匹配，可以通过共同兴趣、爱好或者经历扩展成朋友甚至挚友。

（一）初次接触：基于信息交换的初步连接

人们第一阶段的社交互动往往以交换信息为核心，聊天内容也主要围绕子女的基本情况展开。该阶段初步连接的形成主要依赖于两方面：一是可见的信息，例如纸牌上展示的年龄、职业、学历等基本信息，这些内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人们判断是否有继续交流的必要与价值；第二是人们在展开短暂交流后是否感受到“磁场对应”。初次接触的核心是快速而高效的信息筛选，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大多数父母扮演着“把关人”角色，他们根据可见的信息进行快速筛选，将不符合要求的对象“淘汰”掉，再从符合基本条件的信息中挑选出最理想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展示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若是外显信息很普通，或者存在某些方面的短板，这些父母往往会被忽视，获得交流的机会也会因此大大减少。

诚然，在相亲角中有一些真实的“优质青年”，他们可能有着优越的教育背景，稳定且有行业前景的工作，抑或是姣好的外貌等。但相亲角中的大部分父母对自己的子女往往有着强烈的“滤镜”，会倾向于对子女信息进行美化。他们总是夸大子女优点，但实际上他们的描述经常过于主观甚至与实际不符。这种“过度美化”也会使后续相亲过程中的期待与现实出现落差，也是造成相亲角成功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很多父母都在这里自卖自夸，其实很多人都是歪瓜裂枣的。你看那边那个，我儿子之前跟他女儿还见过面，他牌子上写的是女儿一米六二，见到面也就一米五几。”（受访者Ｍ8）

在展示“纸牌信息”后，第二步是筛选并匹 配。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相亲角想象为一个人们自带“资源”的“市场”，想在这个市场中交换一个“等价”或“超值”的资源。相亲角中寻求匹配的行为策略也因人而异：一些家长通过公开展示子女的基本信息来吸引符合条件的家庭，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掌握主动权，他们不时地向路过驻足阅读信息的人们发出邀请；而另一部分的人选择先通过观察他人信息来判断匹配度，若觉得合适才肯主动提供自己的信息，他们认为这才是更好掌控局面的方法。在这样的博弈下，人们总会找到一个契机展开信息交换，打探对方实力，以便考量自己在这场联姻中的利益盈亏。

人们的初次接触通常是由一些共同的目标或背景所驱动。例如对方孩子的年龄、职业或生活背景的相似性。这些共同点成了人们交流的起点，一些父母如果看到有着与子女类似的、理想的信息，他们便会自然而然地找到共鸣点，从而主动开启对话。“我们家儿子也是律师，工作性质和你们家孩子差不多。”这类对话会让初次接触变得更加的自然流畅。但也并非所有的初次接触都是这么顺利，如果说人们是由于背景“求同”展开了交流，那他们就有可能会在目标“存异”环节失去耐心与期待，当一方或双方在聊天中发现与自己的期望不符时，这种互动很可能就不了了之。

“上次一个复旦毕业的女孩跟她妈妈一起来，长相、身高方面都还不错，她也对我儿子比较感兴趣。前面一切都聊得很好，就聊到房子的时候，女方妈妈说希望男方能给女孩买一套小公寓，让她有个保障，我一听到这个直接就走了。我心想这是嫁女儿还是卖牲口呀。”（受访者Ｍ5）

在人际传播的渐变区间中，有很多次演变程度。当人们将沟通的对象当作人但却不是亲密者的状态时，这种中间阶段成为人际传播最值得追求的方向。[10]初次接触后，话题成为触发人群进一步互动的关键要素，若“白发相亲”群体认为彼此都“合眼缘”的情况下，会继续攀谈与交流，人们也就来到了一种尊重彼此但却未形成亲密关系的“中间阶段”。这种交流场景建立在彼此认可的基础上，更受到相亲角“面对面交谈”环境的催化作用，人们交流的话题逐步从子女信息转向家庭背景、兴趣爱好、生活习惯等层面。

“我觉得他女儿不错，我们就到长椅那边聊了聊，后来发现他们老家也是盐城的，而且我们之前住得很近，后来就聊到家常，平常去哪里买菜呀，在上海没事的时候都去哪呀之类的，就这么一来二去的变熟了。”（受访者Ｍ1，男，家长，70岁，江苏籍）

这样的对话在相亲角中常有发生，在这个空间之中无形之中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再不断地通过其他话题打开话匣来激发更多的互动。这种“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交流，人们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肢体、感观去呈现想传递的信息，人们的交谈从婚恋话题突破到了更广泛的生活领域，从而深化了解。

除了发现共同点，人们在这一阶段也容易被激发起初步的情感共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陌生环境中往往会本能地寻找认同与熟悉感，从而缓解潜在的不安情绪。在相亲角这一陌生的社交环境中，“白发相亲”群体往往在聊到子女婚姻大事时会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这种共鸣会在一方分享子女失败的相亲经历或者是压力时被迅速激发，例如“儿女太挑剔”“工作太忙”“孩子社交圈小”等问题，他们会产生极大的共情。对于青年群体来说，情感共鸣往往通过更加轻松的方式触发。年轻人们可能会因为共同吐槽家庭中给予的婚恋压力、奇葩的相亲对象等而迅速产生认同感，这种互动与“白发相亲”群体不同，他们更加倾向于轻松幽默的对话方式。他们可能会开玩笑说“我感觉我就是我爸妈手里的商品”，又或者是“上次相亲又遇到了一个奇葩的人”，这种幽默夹杂了真实的情感氛围，也是青年群体在面对婚恋压力时的自我调适方式和在相亲角中构建社交网络的重要助推力。

“我本身就是被父母催婚嘛，来这里那天碰到遇到了一个自己来的妹妹，我们两个就聊了会，吐槽一下相亲角里奇葩的简历，后来就聊到别的，开始吐槽工作、老板，她还跟我讲了她们公司八卦呢。走的时候我们还添加了微信，后面也有一直在联系。”（受访者S2）

这些情感微光为相亲角这一独特的社交场所构建其复杂的社会网络提供了基础，也是人际传播中由浅入深、相互信任的表现。通过这一阶段的交流，有着“共同困境”的人们在社交契机的激发下，从初步接触的陌生关系逐渐向“准社会性关系”过渡。

（二）关系深化：由“趣缘”驱动的社交转型

社会渗透理论于1973年由欧文•阿特曼提出，用以揭示个体从表面化沟通到亲密关系的发展过程。该理论将关系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方向性阶段、情感探索阶段、感情交流和稳定交往四个阶段。[11]随着互相了解深入，人们逐渐从情感探索阶段走向情感交流阶段。相亲角中的个体会因为陌生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而采取一定的自我保护，且避免过度的暴露个人隐私。所以在初次接触时，人们往往会呈现出一定的“面具化表达”，面具下的个体往往会隐藏起真实的自我，呈现出被建构的人设。例如父母在介绍子女时可能会着重提起子女的优点，而避开可能会使对方失望的缺点；青年群体可能会为了符合对方的预期，而适当调整自己的喜好描述等等。

“我在这里认识了一个一起下棋的朋友，但是我也经常给我老婆讲，在相亲角认识的人一定得多加谨慎。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会来，所以那种到处打听家底的问题我一概不回答，说不准他是为了来骗你让你交钱的中介。”（受访者Ｍ2）

随着交流的深入，个体之间的信任随着时间与社交互动的增加而逐渐建立，人们也从表层交流走向更深层的自我展露。这一阶段个体的社交空间已经不局限于相亲角之中，他们的沟通与自我展露大多数在“加个微信”之后，从面对面的交谈延伸至线上的虚拟空间，微信这类即时通讯工具成为他们维护与深化关系的重要渠道。

“我认识了一个男生，我们彼此的初印象都不错。我们加了微信后每天都分享一下日常啊什么的，久而久之好像就建立了信任。后来我们开始聊更深层次的东西了，比如说个人爱好、心愿和理想什么的，我说我回老家之后想去旅游，目标是一个月去一个城市，因为郑州交通很发达嘛。他说他也很喜欢旅游，也是比较喜欢冒险的性格，我们俩就莫名发现很契合彼此。”（受访者S7，女23岁，籍贯河南）

“趣缘”作为本阶段重要的关系驱动力，也成为个体突破表层交往的重要契机。在双方建立起初步的信任后，人们在日常化的社交时会开始加入自己的感受，表达出自我喜好与兴趣。例如，一位父亲因为对方家长同样喜欢钓鱼而深入交流了垂钓心得；青年群体在结识后只简单分享了自己的工作日常，但意外得知了对方也喜欢某个歌手，于是开始分享歌单。这种趣缘的发现为人们的社交提供了更多共同话题的延展，也逐步降低了个体的心理防线，从而进入交往的更深层次。此时，人们不再仅仅是“相亲者”角色，而是逐渐展现出更丰富、复杂个人面貌的鲜活个体，彼此之间建立起了更多的共鸣和理解。

“后来线上联系嘛，我们发现我们都喜欢jellycat，而且都喜欢听陶喆的歌，他来上海开演唱会我们还说一起约着去看。”（受访者S6）

在相亲角，趣缘不仅是话题的催化剂，更可以促成人们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社交模式。线上可以扩大人际交往的广度，扩大人们信息交换的范围，了解人们更多未知的信息；而线下可以加深人们交往的深度，促进亲密关系。对于白发相亲”群体而言，可以通过查看微信朋友圈这种简单的操作来了解更多对方的信息，他们也会通过分享日常生活，出游的照片或者是有趣的视频来维持线上社交；在线下，他们可能通过下棋、跳舞、买菜、散步等适宜中老年群体的方式来展开互动，在这些活动中个体会更加了解彼此，让情感升温。

“我们有时候早上起来之后会互相发送一个祝福，因为住的离人民公园不远，有时候吃完饭也约着一起来公园散散步。”（受访者Ｍ8）

而对于青年群体来说，他们的互动形式则更加多样化。他们会选择不同媒体互相转换的方式来了解彼此，通过其他社交平台（如抖音、微博）的相互关注了解彼此的日常生活。此外，共同的兴趣爱好也成为他们进入短时“赛博空间”的契机。他们可能是喜欢同一款游戏、一个明星或者是一部热播剧，通过进入线上“虚拟聚会场”以及实时讨论与互动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线下的方式会更加多元化，个体在“趣缘关系”的驱动下将共同的爱好付诸实践，并邀请另一方加入：喜欢运动的群体可能会相约登山或打球；喜欢追星的群体可能会共同看演唱会；或相约咖啡馆闲聊，延续线上社交的热度。

（三）乡情相连：地缘钮带下的社交延续

相亲角中所产生的社会交往是一个复杂且多阶段的过程，关系的后续维持与延续不仅限于人们的趣缘，有的还进一步借助地缘纽带发展出了更具持续性的社交网络，成为人们基于地缘圈层的日常交往平台。

在乡土社会中，地缘是仅次于血缘的关系，它承载着个体身份认同与社会归属。在城市化浪潮催生的相亲角中，乡土社会中由地缘与血缘关系划分的圈子并没有消失，地缘关系反而能成为人们在陌生城市中建立关系的纽带。在相亲角这一特殊的交往环境中，地域背景同样成为许多人社交的重要动机人群会根据地域属性自然地分化为不同的社交圈层。

相亲角中区域性的社交分布也表明了不同地域背景的人群如何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交圈层：老上海人占据在人民广场两边有棚子遮挡的空间和广场入口的核心位置，这些地方不仅避开了露天的风吹日晒，而且能够快速接触到潜在的交往对象；子女有海外留学背景或者有国外生活经历的父母聚集在相亲角广场两边的高台，形成了“海外角”；为自己相亲的老年群体汇集在相亲角深处的小亭子周围，而来自其他地域的群体分散在相亲角的各个角落，他们通过相互识别、寻求同乡而自发形成了社交群体。

“其实你来几次相亲角，大概就能找到老乡，这里天南海北哪儿人都有。”（受访者Ｍ2）

相亲角之中的“同乡寻找”遵循着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识别、联结、扩展。上海作为一座多元化的 大都市，吸引了不少来自不同地域的年轻群体和随迁老人。在初来乍到陌生环境时，或许人们偶然间看到纸牌上写的同乡信息、一句熟悉的方言等等，这些往往都成为初步连接的桥梁。人们可以通过另一方的口音、着装、语言等外部特征快速完成对彼此地域背景的识别，然后迅速建立初步的亲近感。人们通常会就此展开更多话题，比如讨论家乡的生活成本、教育资源或者其他话题，人们心理上也会认为社交过程变得更加安全，这种基于地缘连接，有助于将陌生人转化为熟人，从而拓宽原有的社交网络。

“我俩初次认识就是因为口音，我听她话好像安徽话，一问他也是马鞍山的，感觉就像找到了伴一样，我们就展开了很多话题聊，一会就聊了个遍。”（受访者Ｍ5）

“我是在相亲角逛，这个男孩自己挂了个牌子在找，我听别人跟他说话听起来就像是我们老家那边的，一问他果然是郑州，感觉很有缘分。”（受访者S7）

人们会基于地缘相近而接触，又再通过线上方式加以巩固。在当代社会，地缘群体流散现象时有出现，但是地缘群体间开始较多地使用社交媒体进行交流，甚至还成立了同乡群、校友群以巩固地缘关系”[12]。在相亲角中结识的地缘群体开始通过建立同乡群、校友群等形式，形成了更加稳定与持续的社交网络。这种群一般以“安徽老乡在上海”或“东北一家亲”等明显的地域标签作为群名，这种命名方式表明了群体成员之间的地缘相似性与认同感，从而强化了群体内的归属感和情感纽带。最终，地域圈层会影响关系的扩展，人们不仅会继续交换信息，还可能组织线下“同乡会”或结伴出游，这种关系的建立不仅仅局限于婚恋，还包括互帮互助、资源共享等，使得社交关系更加立体化。

“我们的群叫‘安徽老乡在上海’，平常除了发发孩子简历，相互问候，有时候会有那么一两个人组织在上海搞同乡会，加深大家了解，也能在上海这里照应一下。”（受访者Ｍ5）

通过对相亲角的社交网络构建过程可见这一空间中社交关系的形成与演变逻辑。从初次接触的信息交换，到“趣缘”驱动的关系深化，再到人们长期联结的社交延续。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从陌生到熟悉，都表现出了相亲角作为城市空间而有的独特社交功能，也反映出了中老年群体与部分青年群体在现代都市中对情感支持与归属感寻找的强烈需求。正是这些看似被“异化”了的社交功能，导致相亲角的人气兴旺，吸引着不同背景的人群主动参与其中。

四、相亲角的传播仪式建构与符号生产

詹姆斯•凯瑞提出了“传播仪式观”的概念，他主张传播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身份把人们聚集起来的意识。他认为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是一种文化共享活动，对一个社会的维系，更是一个群体通过共享信仰与认同来形成集体归属感的过程。[13]这一理论为我们分析社交空间中的传播特征提供了重要视角。相亲角作为一个社交媒介，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信息传递的物理空间，更是通过其独特的传播特征，使处于这个空间中的人们在一次次的共享与交流中形成了符号体系与仪式互动，不仅让相亲角成为一个社交场所，也构建起一种秩序意义并且能够用来支撑他们行为的文化世界，从而使相亲角成了一个充满文化传递与意义建构的传播空间。

（一）互动与生产： 传播空间的符号传播与文化建构

在相亲角中，参与者不仅通过言语交流信息，也在通过一系列象征性互动中构建出一种共同的符号与文化，并通过不断地仪式化交流，共同维护和传承这一社交空间的文化规范。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米德20世纪初提出了象征性互动理论，他认为人是有象征行为的动物，人们根据意义来行动，意义是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传播是一个互动双方通过象征符来交流或交换意义的活动。相亲角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交空间，其内在的符号体系并非来自外界压力，而是人们在长期互动与实践中自发形成的。人们通过在传播空间中的日常实践不断生产和传播着独特的符号体系，反过来，这些符号体系也成了人们在这个圈子中自然遵守的规范，代表了个体之间的认同，也反映出他们的集体价值观。

相亲角的这种符号生产与互动行为随处可见。笔者走进相亲角后观察到有些老年人用撑开的伞作为信息“展示架”，用伞撑着有既能为小家遮风挡雨，也有让小两口能“风雨同舟”的寓意。在早些年相亲角人气并没有这么火爆时，由于空间相对宽裕，人们来到这里用伞作为支撑载体几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后来由于相亲角的人越来越多，撑伞太占地方，大家就迫不得已换掉了。我们无从得知伞的寓意是从何起源，但这种自发形成的象征符号里饱含着家长对子女婚恋的守护与期许，更体现了相亲角这一空间通过象征物所进行的文化传递和集体记忆延续。

除此之外，相亲角自发形成的地理分区也是符号体现的一种。“老上海人”往往占据着最优势、核心的入口处，而外地来沪家长则大多在外围或者随机活动，时间的推移使得这种分区变成了隐性的空间象征，久而久之人们便默认了这样场域资源分配。相亲角之中，家长的长相、穿着、口音都是人们被赋予了不同意义的符号：一些家长会精心打扮，穿着高档或有质感的衣服来彰显经济实力背景，这类人往往被其他家长视作“有文化、有实力”的象征，他们的子女信息也会被他人多看几眼；而一些穿着朴素、行为拘谨的家长可能被贴上条件一般”的标签，在沟通中也处于弱势地位。类似这种象征性的仪式化交流，在这个社交空间中共同塑造并传承相亲角的文化与秩序。媒体对相亲角的报道往往聚焦于一些“高标准”和“奇葩要求”，而这些信息在通过媒介传递与放大后，无形中也塑造了人们对于相亲规范的认知。相亲角中，父母形象被视作子女的一种延伸，穿着、言谈甚至是他们退休前的工作都被认为是家庭教育与经济实力的反映。

“我这不是坐轮椅来吗，人家都瞧不起我，因为我身体不好。看到我这样子 的，根本不会多看一眼我儿子的信息，但是我不会拖累孩子的。”（受访者Ｍ7）

住房、学历、薪资这些物质条件更是相亲角的核心议题。从一开始要求有房即可，到要求是独立婚房，再到要求“有房无贷”，相亲角中有关房产的一条鄙视链也开始隐隐出现。没有贷款的瞧不上贷款买房的，独立婚房的瞧不上与父母合住的，内环的瞧不上外环的等等。孙沛东曾无意间听到过一番父母间的试探，女方家长通过打探停车费与开车距离来猜测男方的住房情况。

还有些父母选择隐瞒子女的某些信息以更符合相亲角中需求“我女儿是博士，但在这里我只能说她是硕士，女孩学历太高了不好找对象呀，给男方太大压力了。”这些相亲规范并非人们本愿，而是随着媒体对“相亲角高门槛”的刻画、少数人对物质的极致追求，再通过长期互动和媒体渲染才逐渐成为大多数人潜移默化的潜规则，从而实现场内规范的认同。“在这个过程中，相亲角从一个地点，变成了由空间实践生产出来的符号，承载了丰富的传播意义。”[14]因此，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就在文化传播与社交规范相互交织的空间中，生成了一套富有上海特色的“相亲角筛选系统”，而成了重要的文化传播空间。

（二）动力与效用：传播效果的多元价值与互动分析

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强弱关系理论，将个人的社会网络同质性较强、关系紧密的关系称为强关系，反之则是弱关系。两种关系并非绝对对立，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社会与技术发展，提出“强势弱关系”的概念。[15]这个概念指出，随着中国社会在快速从乡土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一些“弱关系”表现出了明显的强关系性质。这些弱关系不仅可以帮助身处城市中的用户拓展社交圈来获得更多的机会，也可以帮助他们寻找合适的亲密关系与满足情感需求方面发挥作用，实现强关系无法带来的陌生人社交功能。

相亲角既是弱关系的生产场域，也是强关系的潜在催化器。对许多来到相亲角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这个场域之中结识的一部分弱关系已经随着机缘巧合与人线上线下互动成了强关系，他们或成为恋人，或成为挚友。而对于在相亲角之中的“白发相亲”群体来说，他们更有可能发展成所谓的“强势弱关系”。“白发相亲”群体很容易在这样同龄人聚集的场所中找到排忧解难、交谈甚欢的好友，本身陌生的个体们随着短暂而高频的互动建立起了大量弱关系，并在后续回到社交场后通过高频互动而建立起了信任与情感联结。在这一过程中，陌生人与个体生活的隔离感反而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信任感，人们规避了生活中亲密关系可能带来的情感包褓，可以在这群熟悉的“陌生人”面前毫无顾忌地展现自我，使这种“强势弱关系”的意义从而显现出来。

根据强弱关系理论，个体通过强关系获得的信息往往重复性很高，而弱关系比强关系更能跨越其社会界限去获得信息与其他资源，所以弱连接有时甚至比强连接更有价值。在相亲角之中，弱关系的价值尤为突出，除了可以促进婚姻市场中的资源流动外，还可以获取到跨越性的信息与其他社会资源。

“我女儿的工作就是我来相亲角偶然结识的人给介绍的，他表弟刚好也是干会计的，那段时间碰巧在招人，一看到我女儿的信息他就跟我聊起来了，本来是想促成一段婚姻，没想到机缘巧合给女儿找了个工作。”（受访者Ｍ3，女，家长，55岁，上海籍）

在这个空间中，人们通过多样化的个体活动，可以接触到不同的社会群体，获取新的技能、职业建议等等，甚至偶尔可能促成一单商业合作，收获新的感悟，这也是相亲角在婚恋配对功能之外的重要现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相亲角中的传播特性呈现出一定的“去中心化”特征。虽然人民公园相亲角之中有着圈层、地域的不同划分，但是由于相亲角作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空间，没有单一的权威中心控制，人们的互动是流动的、交叉的，这种“去中心化”的生产与传播也有助于维系社交场内的秩序，确保个体在互动中都能实现信息共享与价值交换。

在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这一社交媒介之中，由于有共同的焦虑，人们会认为找到了情感寄托与共鸣，所以相亲角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作“释压所”，是人们的情感驿站。人民公园相亲角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交空间，提供了一个低门槛的入口，可以减轻个体的焦虑感，使大部分参与者都感受到了“同频共振”的宽慰与鼓励。然而，这种“释压所”作用并非适用于所有人。研究显示，有少数访谈者提到，来到相亲角后压力感反而会比之前更强烈。

“说实话，我来到相亲角并没有感到特别缓解，并且大爷大妈们会给我更大的危机感，看到别人的财产、学历、身高等条件，也会无形中徒增我的焦虑。”（受访者S1，男，30岁，籍贯天津）

比较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适当比较可以使人拥有向上的驱动力，但过度攀比则会导致个体情绪消极。相亲角对少数人而言，在交往互动中通过对他人条件的比较或对当下婚恋市场现状的感受，有时会使个体在这种高目标导向的婚恋配对中感受到更大的压力。

这种可能产生的“施压”情绪同时也一定程度地渗透到了代际关系之中，激发了老一辈与新一代之间关于婚恋标准的交流与反思。对于“白发相亲”群体来说，他们在相亲角通过与其他父母的交流互动中可能重新理解当下年轻人的压力，进而重新审思自身对子女婚恋的期待。而对青年群体来说，相亲角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更好观察当代婚恋市场的场所，他们可以在这里直观感受到父母一代为自己婚姻所付出的努力。相亲角于是一定程度上成了代际之间的沟通桥梁，它一方面可以为人们找到共同话题，缩小两代人之间的认知鸿沟，双方可以在交流中逐渐缩小价值观念上的差距，找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平衡点；另一方面可以构建起情感的认同，用理解、反思、关怀架起代际的“情感桥梁”从而使相亲角在婚恋功能之外，承载更为深远的社会意义。

结语

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作为都市生活的产物，既表露出公共空间与私人需求相交织的传播特征，也是网络时代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缩影。因而相亲 角在当下不断地被赋予了新的功能与意义，成为现代社会中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交空间。作为一种空间实体的相亲角，不仅是人们进行婚恋匹配的场所，更是一种具有媒介特性的社会交往平台。信息交换、情感互动与文化符号在此空间彼此交织，构建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交往场域。相亲角不仅反映了都市生活中个体的婚恋需求，还承载了社交需求、情感寄托、代际互动等多重功能。作为媒介，它展示出了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在情感、关系与文化构建上的多维实践，其作用与意义早已超出了单一的婚恋匹配功能，呈现出多元化的社交作用与媒介价值。

本研究从传播学视角对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隐性”功能与传播特征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其作为社会交往媒介所承载的多重社会意义。然而，我们也需要对这一现象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反思。相亲角不仅承载了人们寻求婚恋机会的显性需求，更在无意间成为人们尤其是老年群体，在都市生活中排解情感孤独、重建社会关系的重要空间。很多来到这里的人“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更渴望在其中找到一种归属感与被需要的认同。在情感日渐疏离的大都市中，相亲角通过个体间关系建构的生动实践，给予城市更多情感温度与连接的可能。未来如何以更包容、生动的方式，为城市中的孤独群体打造社交场域，是值得持续探索的命题。城市不仅需要高楼大厦，也更需要能够触达内心、连接彼此的情感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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