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胡适的婚恋、爱情观，有一段他1931年初写的日记总会被提及：
为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事，今天南下……同行的有莎菲、洪芬、张纳川、王启常，及元任。与莎菲谈，她说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我说Love只是人生的一件事，只是人生许多活动的一种而已。她说：“这是因为你是男子。”其实今日许多少年人都误在轻信Love是人生唯一的事。无论是胡适的“爱只是人生的一件事”，还是莎菲（陈衡哲）的“爱是人生唯一的事”，如今都已经成为名言。读到莎菲的“这是因为你是男子”这句话，很多人耳畔可能都会响起熟悉的歌声：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
胡适在1929年担任中国公学校长时曾写了一封信，开导一位深受失恋打击的同学，刘公任，信中也以“爱只是人生的一件事”的观点相劝：你的失望，我很能了解，但我要对你说，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同其他生活有同样的命运：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要当得起成功，更要耐得住失败；凡耐不住失败的，什么大事都不能做。你只有两条路，一是继续爱她，被弃而不怒，被骗而不怨。本不求报，何怨？何怒？爱情岂是做买卖吗？一是不再爱她，朋友仍是朋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若宣布于世，以谋报复，那是悻悻小人之所为，不是君子做的事。何况你这一次恋爱的人，依你所说是不值得你的爱情的。若果如此，则你的失败，只是盲目的爱的失败，失败正是幸福。况且你既然尊重女子的人格，便应该承认她的自由。她自有自由，自有不爱你的自由，——无论你如何爱她。真爱情是不一定求报答的。她不爱你，你不能勉强她，不应该勉强她。你最好走开去玩玩，跑十天八天的山水，再回来努力做一件有趣味的工作，叫工作赶跑你的烦闷。回来之时，请来寻我谈谈。近来最荒谬的言论，是说恋爱是人生第一大事。恋爱只是生活的一件事，同吃饭，睡觉，做学问等事比起来，恋爱是不很重要的事，人不可以不吃饭，但不一定要有恋爱。学问欲强的人，更不必要有恋爱。孔德（Comte）有恋爱，适足为他一生之累。康德（Kant）终身无恋爱，于他有何损伤？胡适的“爱情观”这样的大题目不是我能谈的。本着一种难以遏制的好奇心，我在翻读胡适往来书信时常常想追问“后事如何”：那一个个鲜活饱满的生命，在历史的长河中之后又有怎样的遭际？胡适说：“刘同学，振作起来，恋爱只是生活的一件事！”那么，这位刘公任同学是谁？当然，我们可能首先想知道，为什么这封寄出去的信会存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黄山书社，1994）第20册收录了这封信的手稿：这当然不是胡适本人的字迹了。《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收有刘公任写给胡适的十一封信，读一读其中的第一封（第1-2页），比对一下字迹，我们就会知道，原来是胡适让刘公任抄录了信件，寄了回来：刘公任同学这时候看起来丝毫没有失恋的影子，已经全情投入学生刊物和其他校内活动。胡适“恋爱只是人生的一件事”的劝解显然奏效了。
刘公任致胡适的十一封信中有两封已经人整理，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其余的九封，连同其中一封信附录的刘南陔致刘公任函，现在已由几位被我“拉夫”的朋友出手，整理成文本，作为附录，放在这篇小文之后。常读我们这个公众号的朋友看到这里应该要会心一笑：名为附录，实为主菜。
言归正传。本文的真正任务其实是寻找刘公任。刘公任给胡适的十一封信函时间跨度为1929年的10月到1932年5月，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在1930年底冬季学期毕业，也能看出他在校中是一个相当活跃的学生，办报刊、组社团、搞活动，似乎颇能任事。第六封（1931年1月17日）和第七封（1931年3月26日）均涉及到胡适卸任中国公学校长之后中公发生的一场大风潮。此事颇为曲折、一言难尽，最简单地讲即是对接任胡适作校长的马君武，形成了“倒马”和“拥马”两派，而刘公任则是“拥马”的主将。风潮的结局是马君武离开中公，而学校亦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接收，为后来的停办埋下了伏笔。因为参与风潮，刘公任甚至几乎要被扣下毕业证和成绩单，为此他不得不向胡适求援。从最后几封信来看，刘公任毕业后求职或升学的打算都遭遇挫折，而他本人也患上了“脑病”，1932年5月前后回到了家乡休养。从信中我们得知，他老家的地址为：湖南，湘潭，白果，凤溪堂，刘宅。从这些信中，我们了解到的刘公任还是颇为模糊的。为了拼凑出更为完整的刘公任形象，尤其是他从中公毕业之后的“后事”，我尽己所能翻检了各类文献，居然颇有一些意外的收获。让我一一道来。
求职升学两不利，在上海盘桓一段时间之后，刘公任1931年跟着马君武去了新桂系军阀创办的广西大学，负责《广西大学周刊》的主编，也从事一些史学研究。在致胡适的第十一封信中，他对胡适说：广西方面我因水土不合，不想再去。君武先生刚才有信来，决定在暑假中到欧美一游，大约不久似可回来。先生对《周刊》的批评，我当相当的接受。不过，像广西那种畸形的地方，也实在处于不得已！这里的《周刊》指的就是《广西大学周刊》。他在《周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一篇很能体现出受胡适的影响。1931年12月25日，他写了一篇《论邵元冲先生的“物质主义与中国伦理思想之冲突”》，发表在第二年初的《周刊》（第1卷，第12期），文章结论部分是这样的：归纳起来，邵先生这篇文字，似乎不曾注意下列三个要点：第一，文明原没有所谓“精神”、“物质”之分，中国文明固然有精神，但也有物质；西洋文明固然有物质，但也有精神。第二，要想澄清一个社会的纷乱，建设一个民族的心理，应该从积极方面去改革，不当从消极方面去退守。第三，中国社会所以这般纷乱，不是所谓“物质主义”作祟，而是所谓“伦理思想”为害。真是活脱脱一个小胡适！
刘公任在中国公学主修的是史学，他之后也一直从事研究的工作，就我翻查所及，至少留下了两本著作，一本是出版于1941年的《中国历代征兵制度考》（商务印书馆，1941/1944），另一本是《三国新志》（世界书局，1947）。前一本书有“自序”：
民国二十五年我在南京，当时正值实行《兵役法》，着手施行征兵，我和许多朋友对于这个制度都很感兴趣，常常在谈论批评，大家原打算在工余做一番有系统的研究；后来因为战事关系各自分散，这事便搁起来了。二十七年我在湖南看见许多关于征兵的事实，心里很有些感想。二十八年就了国立广西大学之聘，课余的闲暇时间很多，住在桂林良丰乡下，生活恬静，环境很好，偶然回想以往的事，便又兴奋起来。二十九年春夏间，连续写成几篇关于古代征兵制度的文字，初稿都随时给《国立广西大学周刊》发表，因而接到许多朋友和读者督促鼓励的信。远在西北的陕西省军管区司令部且就已经见到的几篇文字分别转载在《兵役宣传周刊》和《陕西兵役月刊》上，并来信索取全稿。重庆的《民意周刊》也承应分期刊载，我因为占住篇幅太多，没有寄去。大约现时还没有多少人从事整理这类史料，而社会上却正急于需要参考，所以一时便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去年暑假我动身回湖南的先日，马君武先生在最后一次话别，再三叮咛，力劝我尽快完成全书，十分殷切。不到半月，马先生竟一病长逝，这使我大大感动，不能忘怀，因而决心编著这书。去年下学期，我把广西大学的教职辞去，并谢绝其他几处的约请，住在故乡专做此书。以前已经发表过的几篇文字都重新加以整理，另外又加写几篇，合成全稿。原先还打算再加上一篇《现代之征兵制度》，承军政部兵役署寄赠许多法令规章，但是因为各省自制的单行法规很多，而又时时修改，不易齐集，只得中止。这当然是一个缺点，好在当前的事实大家都得辨认，虽是缺略，似乎无甚关系。只是我自身的学识浅陋，乡间藏书很少，这书必有很多疏漏错误之处，我诚恳地希望海内人士肯加指正，那才是“抛砖引玉”。《三国新志》有“序”和“后序”，文长不便全引，不过其中倒是有一些关于刘公任生平经历的文字，比如“序”的结尾，刘公任落款写到：中华民国三十四年重九前七日四十初度衡山刘公任孝劬自序。一九四五年刘公任“四十初度”，那么他大概生于一九〇五年。
写于一九四六年的“后序”中又说：
公任撰集此书，自初起以至完成，阅时既久，附遘多难，自知覆瓿之物，良不足道，然艰苦已备尝矣！三十二年夏徙居山中，脑病几死。间时手批《三国志》以自遣，周月之间略读一过……翌年夏日本劳师远袭，乡里酷受兵燹之害，为旷古所未有者……国破家散，时公任独侍先君四出避难，每喘息稍定，相对凄然。先君作《晓吾老人七十九岁自序》，纪述平生经历之详，公任始撰《新志》。虽当丧乱之顷，颠沛造次，志尚不移，犹欲以文字自明耳……今岁春，老人《自序》刊出，《新志》才半。未几先君卧病，六月弃养。公任侍疾居丧，忧伤哀毁，缀缉之事遂尔中罢。入秋以后，赓续为之，鸡鸣而起，焚膏继夜，体倦神昏，辛劳綦甚……而今书乃幸成。甚矣！往事历历，惟独自伤，他人莫能喻。
“后序”之后，刘公任又有一九四七年补的一段“再记”，其中提到：“顾颉刚先生题端赐教，感愧兼极。”这说的是顾颉刚为这本《三国新志》题写的书名：
实际上，书首还附了顾颉刚致刘公任的一封信，而这封信据我翻查，并没有收入《顾颉刚全集》的《书信集》（中华书局，2011），可算是一封佚信：
十载暌违，战乱之中，不复相闻问。去冬华翰下颁，无任欣忭并读 大著序言，就稔研究三国史事，创立体裁，勒为新著，足与欧宋齐驱，曷胜钦佩。刚自归后，公私事冗，仆仆京沪道上，烦劳之甚，以是亲友来函，每未能一一作答，既惭且歉，敢请曲宥为感。辱承 嘱为作序题签，敢不应 命。唯作序实不得暇，又不肯草率成文，致贻佛头着粪之讥。兹敬涂一签塞责。幸为 鉴原。出版后祈早日 见寄以快先覩，至所企盼。此即颂《三国新志出版》后，刘公任也的确给顾颉刚寄去了一本，书影现在收入《顾颉刚旧藏签名本图录》（俞国林编，中华书局，2013，第164页）：
身逢丧乱，于兵燹战火之间，发奋著书，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现代学人中十分常见。这里可以为刘公任的父亲做一个小注，刘父名为刘煌然，字晓吾，所著《晓吾老人七十九岁自序》，一九四六年衡山白果刘氏泰先堂刻祠刻本，为《衡山刘氏丛刊》之一（寻霖，龚笃清编著，《湘人著述表》1，岳麓书社，2010，第259页）。
而《三国新志》这本书，还有一段奇妙的“外传”。刘公任拿这本书参加了国民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的评选，审查人为吕思勉、柳诒徵和缪凤林，如今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份最终让刘公任的书落选的审查表：
行文至此，气氛未免凝重起来。让我们回到青春正年少的时刻。刘公任1930年底从中国公学毕业，他那一届毕业生合出了一本《中国公学民十九年度冬季毕业纪念刊》：刘公任是《纪念刊》的“编辑部长”，并撰写了《发刊词》：
《纪念刊》上不仅有胡适的题字，还收录了刘公任的一篇论文，从论文前的“自注”我们知道，他的毕业论文题为《先秦的宗教思想》：
既然有了《毕业纪念刊》，我们当然就能看到刘公任和他的同学们的照片：
饱经病痛、战乱、丧父种种生活磨难的刘同学，应该不用胡校长再来教他“爱只是生活中的一件事”。但是我们不禁还是会好奇，他究竟有没有找到自己的爱情。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有些奇诡莫名。在1987年出版的《衡山文史资料 》第2辑中，有一篇杨亦煌所写的《符定一事略》，符定一是作者的“七伯”。符定一（1879－1958）正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恩师，传闻中还曾救过毛一命。1949年之后，符定一官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在《符定一事略》一文的结尾，作者轻轻提及，“他的长女淑之适白果刘公任”。世上应该不会有第二个出生在衡山白果的刘公任了。所以，胡适的学生娶了毛泽东老师的女儿，这可算是令人百转回肠中国近代史上又一出好戏。
关于一九四七年之后的刘公任，我使出浑身解数，竟一无所得，他的“后事”真成如烟往事了。
该曲终奏雅了。“爱只是人生的一件事”，老胡适的话当然不错，不过这一件事倒不必与其他事相冲突。就让我祝愿看到这里的读者在新年里，四美二难皆得，人生四喜齐临。
依据《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所收的顺序排列，各信的系年分别注明，其中有几封需要根据内容推测，或有错谬，祈方家指正。
您的稿子，千万请您早点寄我。刘秉麟先生，罗隆基先生，程仰之先生都答应做文章，可是在目下实在是急需得很！无论如何请您抽出一两点钟的工夫，替我们帮帮忙。您上次叫我找那封信，昨天已经找到了。特地抄送给您，我不曾把您的原信遗落，心里非常高兴！关于校名问题，同学的来稿很多。我打算发行一个专刊。他们的意见大概分四种：也许还有其他的意见，尚未寄来。我想这个问题，在本校的确有讨论的必要。您能不能够综合多种意见而加以评论呢？若是您能够写一点文字，我相信这个问题的争点，多少可以缩小一些，免得愈闹愈远。登载吗？太多了！不登载吗？没有道理！我真没有方法应付。第六期（或第七期）起决把广角填出那块篇幅，专门登载□论文。现正和各教授接洽，大有四分把握。您上次发表那篇 The Development of Zen Buddhism in China 听说已经有中文稿，您可不可以寄给《三日刊》发表？这种伟大的新发现，谁都要“先睹为快”！
你著的那篇《学生办报的训练》，今天已经发表，承你给与我们一个这样正确，精密，而且很难得的指示，我们是非常感激的！特地向你道谢。你要我们留心人才，将来邀集来组成“三日刊社”的基本社员，使本刊可以永远有人负责。关于这一点，我和程君已经费尽力量，而结果竟使我们大大失望。能够负责做事的人不肯牺牲，（因为我们已经规定：除印刷邮寄等费以外，不准支用公款分文。）能够牺牲的人又不能做事，所以自发刊到现在，还只有我们两人办理对内对外一切事物。个人的精力固然有限，而且长此以往，的确不是办法，所以我特地想出一个救济方法，便是：赶快发起一个“新闻学会”征求同学加入，等到这个会成立以后，一方面从事学理的研究（如看书报，请专家讲演）一方面便以本刊为实习场所，将来便请他们正式做“三日刊社”的基本社员。“驾轻车，就熟道”，一切困难都可解除了！那么，我们费尽心力创成这一点点雏形，不致“短命夭折”；学校方面也可以多一种比较纯正切实一点的刊物。这个学会在最近便可成立，我已经和丁鷇音先生，凌舒谟先生，张履成先生，杨鸿烈先生接洽过，他们都愿意做发起人。我特地写信征求你的同意，你可不可以做发起人之一？若可以，请即告我（用电话通知也可以）以便能贴“发起宣言”。将来开成立会的时，你能够来，当然是再好没有了；即不能来，可以请旁的人代。这件事我已和丁先生讲过，他一定会很详细地告诉你。
新闻学会请 Maurice E. Votaw来学校讲演，这是极平凡的事，虽不敢说有多大好处，害处该是没有的。不料近日为这事竟引起一种极无谓的反响。开始就有署名H. S. 者写信给我，冷嘲热骂，说什么这是做帝国主义者的走狗的勾当；说什么圣约翰是文化侵略的机关，Votaw 既是约大的教授，不待言是帝国主 义者的天字一等的走狗…… 此外便是借题发挥，攻击我个人。这种举动本值不得计较。今天我间接听到一个信息，说有人要在下星期一Votaw来讲演的时候，在会场有所举动。如果不幸真有此事，那就不仅与学校名 誉有关，连国家体面都要受影响。
他们不仅反对外国学者到中国学校讲演，而且牵扯到担任翻译的梁实秋先生。说他骂过某种人，所以证明这次讲演是替帝国主 义者张目无疑。这就更加滑稽得不可思议。现在事情是这样：Votaw准的在下星期一（上午十时）来吴凇。他的讲演大纲久已寄来，我又随即寄至梁先生家里去了（你不妨打电话问问梁先生），并没有什么侮辱中国的意思。新闻学会为着邀请他来讲演，已经费尽经营了。他既肯来，我们似乎不当使他有什么不快的待遇，更没有忽然又请他不来的道理。假设下礼拜一真有同学要出来捣乱，又怎样办？我很困苦，想不出方法。我个人受些牺牲并不要紧，只求其不使外国人笑话便够了 。你一方面是校长，一方面是新闻学会的总务，请你指示我一个具体办法，至要至要。
（等到这回事过去以后，我决计辞去新闻学会的文书职，免得多生枝节。你是总务，特地向你报告 。）
昨天打了两次电话，都打不通，真是急煞人也 。刊物名称一定叫做《贯彻》，打算在下学期开学时出版。主要目的便是继续五四以后的工作，向所谓国粹派猛力进攻，决不容他们太横行了。不过我们的态度和方法，绝不稍涉“恶意攻击”，如时下讲话不负责的人一般 。你答应替我们题书面，很是感激，请您早点写给我罢（另附一个式样）。《新月》第五、六合刊本，我托人买过，不曾买到。特向您揩油，请赠一本给我为感 。我的毕业论文题，拟定为《中国旧史体裁的研究》，您以为怎样？请您多多指导 。
我决计在今年寒假毕业后，到美国去学新闻学（兼读国际法）。我想早点把手续弄好，免得临时仓忙。米梭里大学的校长威廉博士是你的朋友，请你替我介绍。同时我又听说威斯康新大学的新闻学院也很完善，我想在这两个大学当中选择一个。也请你给我一封介绍信罢。两封介绍信都须在暑假前后发去，等到他们的回信以后，才好办其他手续。因此，我想请你早些签好。弄好以后，或者由邮局寄给我，或者通知我，我亲自来取。此外关于留学应注意的事项，请你多多指示，至感至盼。祝
有人竟造谣，说我写信给南陔先生指摘凌先生。我听到这个消息，真是诧异万分！此事有南陔先生在，不用我来辩白。不过，离间挑拨的手段，到了这般地步，不能不令人寒心！我相信散步我的谣言的人，必不只说谎一次，也许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奇闻。我自然不能四处查究。所以我对于这类事，倒不大注意。不过，校内有一部分主张急进的同学，近来已经闯下不少乱子，这是与各方面都有关系，我不能不加以申明，免得日后多生枝节。我这次参加学潮，动机是爱护学校，手段是主张和平。关于第一点，我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有一长信写给先生，已经讲得很明白，不用更说了。关于第二点，有我在《中公学生》上发表的言论可证。如第一期里《这次学潮校董会应付的责任》一文，我说：总而言之，这次学潮校董会应负的责任最大。我们希望诸公明白，有一善后办法来补救。万不可将错就错，以致不可收拾。同时同学可在可能范围内谅解他们几位，迫之过急，也是无谓。那时正是非常紧张的当儿，这种论调，无怪要招人痛骂。但是我却并不以受骂为可耻，《中公学生》第四期上我又特撰一论文，标题是“今后当从安定中要求发展”。全文大意都不出“要发展便当安定，不安定便不能发展”两点。此文一出，便顿时成为众矢之的了。于是有三数代表声色俱厉地申讨我了。十二月六日有六十几位同学，揭出宣言，极煽动破坏之能事，表面上指斥代表团，实际上专对我一人而发。（全文见《中公学生》第五、六两期上的《意见箱》内）尤其无聊的，因我的主张和平而牵涉到 先生和云五先生。以前把我和 先生骂在一块还是口头，现在竟见诸文字了。如：“胡、王董事劝我们复课以待马先生之来，而且胡董事还说了一句用人格担保马校长之必能来的漂亮话。好像用糖果来骗小孩的手段骟了我们大学生，结果，他又跑到北平去了。在校董还没有收回成命之前，胡先生人格担保的代价是什么呢？”（见《中公学生》第五期）这个宣言确是某代表授意，而且暗中主使而弄成的。我很生气，还在想法子救济。不料当天晚上，便有几位代表很严重地主张第二次罢课，并写信责备 先生。我没有办法，便在第二天早晨公开向全体同学宣告辞职了。后来因为马校长写了一封极沉痛恳切的信给全体同学，第二次罢课才未实现。我脱离了代表团以后，许多轻举妄动都接着发生，单根据第五期起的《中公学生》便够证明了。以致闹成这种僵局，真是可痛可惜！关于凌先生的事，我也有必须陈明的。在本月十三日下午凌先生亲自叫其侄儿找我和另外一位同乡到他房间谈话，他问我们：“学生签名反对，是不是事实？”我们自然只有根据事实回答他“是真的”。此外，我没有什么表示了。单就这一点，似乎不当指我为有所用意。凌先生之应否在中公，有同学公意可据，我个人是不足道的。而且我是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又何致于自寻烦恼，多惹是非。最后，我认为无论如何，中公事总要请 先生设法救济。不可因有少数人的误谬，而任整个中公陷于危境。君武有意发展中公，是尽人皆知的，我希望 先生能够给他以充分的帮助。这是我以毕业学生的地位，向 先生请求的。校友会事，我已中止进行了。遵 先生和南陔先生之意也。我现在正在想法子早日离开学校。我已托朋友向马先生疏通，我希望他能允许我不在校内供职。但我不肯因此使马先生难过。我请 先生介绍工作一事，无论如何请为设法。新月书店有无位置？别的后谈。敬祝
前在新新旅馆寄上一快信，已收到吗？
我为着等候发给证书，至今还羁留在上海。虽是“归心如箭”，但总没法离开。现在学校中人，有的主张扣留我的毕业证书和历年成绩。有的还要于扣留证书成绩之外，更加以特别处分。他们竟会抹煞事实，有意陷人入罪，这种怪状，居然发生于大学校里，真是我意想不到的！
证书和学分单的发与不发，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不过我一方面怕不得家庭的谅解，一方面为着要继续升学，非有这些证书不可，所以不能丢弃。我特地请求 先生替我设法疏通，写封信给副校长朱经农先生嘱他早日发给，一定是有效力的。至于“特别处分”，我更承担不起，而且为着全体同学的公意，为着学校，为着爱戴一位满意的校长，而要受这种处分，想素来主持公道如 先生者，也要替我不平。此事也请 先生赐以救护，免得事后麻烦。拜托拜托！我要等到一切事情弄清楚了，才得回去。目前还在过着“得一日，算一日”的飘流生活，这实在是无可如何！别的后谈。敬祝
著安！
学生公任敬上。 二六，三，二〇。于上海。
回信请寄上海梵王渡大夏大学罗佩光君转。
前在贺胜桥和长沙寄上两信，都收到了吗？
我于前天到家。沿途很好。故乡的景物仍旧如故，我很高兴！不过，我的脑病一日加重一天。稍为劳动一下，便感觉不适。因此，我只有静养而已。据医生说：“此病决非短期间所能治癒的。”我在目前自然不能出外了。我为此很不安！
先生的著作已完成了多少？如出版时，请尽先 赐给我为感。
我等到病好后，打算来北平。南方的空气，实在不适合于读书。我尤其看不惯那许多没道理的事。我想进北平研究院，据朋友说：“清华、燕京都不及北平。”同时经济方面也有很大关系。所以我决心北上。我特请求 先生替我设法。（北平研究院例不公开招考，都由国内学者介绍投入，所以非麻烦 先生，是不能进去的。）为了帮助一个学生读书而麻烦，想 先生是乐意的。我很急切地拜托 先生，并等待着 尊处的好消息。别的后谈。祝好。
学生公任敬上。 廿五，四，廿。于病中。
回信请寄
湖南，湘潭，白果，凤溪堂，刘宅。
适之先生：
以前连寄数信都未得复，急甚。现在暑假已到。一切升学手续都急须办妥。马先生主张我进北大研究院，并有一信致 先生。特地付上，并很恳切地请 先生替我设法。感盼万分。中公现在又发生风潮，朱先生的环境很不好。听说现在以“提前放假”暂时解决。这真不堪同问了！我近害脑病很深，现在还在疗养中。但无论如何，下期必力疾读书。总得希望 先生替我玉成吧！别的后谈。祝
第十通 1931年7月11日（附一通，刘南陔致刘公任，1931年6月30日）适之先生：
六月十九日寄上一信（内附君武先生一信），想已收到了。我希望升学正切，上海方面实无办法（见附末南陔先生信内所说），北平方面的情形，我又完全不知道，而此事又非得在学术界具有权威者保证介绍不可。所以必须麻烦 先生才得成功。昨天南陔先生有信来，也指示我这点。特把他的原信付给先生看。也许可以更加可以 先生明白我的苦衷和热望。我在中公虽治史学，但副系是政治经济（课程偏于政治），此番升学如果能把我在大学时代所副修的课程，补充起来更好。因为我想多做一点社会科学的研究。我早几天又大病一场，至今还不曾复元。身体不好，真人生第一大恨事！我只有叹息而已。现在隔开学很近，我希望早点得到先生的好消息。（电报可寄，但要往照衡山转送白果凤溪堂）别的后谈。公任兄左右：
惠意诵悉。乡居家家纠缠，不能静心研究，亦系实情。为便于参考切磋起见，自以文化较进之区域为宜。承 嘱绍介一层。上海方面只交通大学设有研究所，但范围较狭，仅设会计统计等科。中央研究院方面亦不设研究生。武汉方面尚未成立。据闻北平方面机会较多，但内中详细情形亦不能明了。可就近缄请适之先生绍介，或能求一读书之地。（胡宅米粮库四号）专此即颂
学安！
刘南陔启，六月卅。
我因害病，最近已经上海回到故乡。我打算乘这机会，休养一些日子。次民兄转到 先生写给我们的信，我才明白北方的情形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以外，同时叔伟兄也有信来，劝我进清华，大约也是这个原因。因此我在目前不打算急于北上。广西方面我因水土不合，不想再去。君武先生刚才有信来，决定在暑假中到欧美一游，大约不久似可回来。先生对《周刊》的批评，我当相当的接受。不过，像广西那种畸形的地方，也实在处于不得已！曾叔伟兄和杨宪武先生都有信，来讲 先生的病状很详细。我很惦念，望好好保养。在上海时听说 先生在北方主编一种周刊，我很希望读到。别的后谈。祝学生公任敬上
六，五，二一。于衡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