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的爱情总是令人心生憧憬。但在当下快节奏的生活中，不少单身男女因交际面受限，转而向网络婚恋平台寻觅良缘。倘若满怀期冀之人不仅没能觅得如意伴侣，反而落得人财两空的境地，法律该如何撑起保护伞？近期，最高法发布的第四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中，一起因婚恋欺诈引发的不当得利纠纷案引发广泛关注。该案不仅精准打击了网络交友中的失信套路，也为类案审理提供了标尺，更是为婚恋交往中的财产权益划定了清晰的法治红线。
一、网络寻缘，误入精心编织的“温柔陷阱”
结束上一段不如意的婚姻后，三十多岁的肖女士在家人鼓励下重燃对爱情的渴望。2012年，她成为某知名婚恋网站的会员，期盼在此邂逅携手余生的良人。不久，周某出现了。个人资料显示其“离异，独自抚养一女”，聊天中，周某展现出的稳重与踏实让肖女士倍感安心。他自称干工程二十载，常年在外奔波，话语间流露着想过安稳日子的强烈意愿，这深深打动了肖女士。
2014年，两人正式相恋。周某的行踪似乎十分契合“工程人”设定：时而说在成都修路，时而在石柱县跑项目，偶尔还提及跑滴滴补贴家用。面对周某迟迟未带她见家长，肖女士选择了体谅与信任，从未去深究其真实底细。恋爱期间，周某的小恩小惠让肖女士沉浸在甜蜜中。当周某以工程资金紧张、弟弟受伤缺医药费、购置家具等理由开口借钱时，肖女士将其视为“未来小家”的前期投入，有求必应。五年间，微信和银行转账多达八十余笔，金额累计数十万。出于对恋人的绝对信任，肖女士没要过借条，甚至没提过“借款”二字。而周某偶尔转回的零星款项，也被肖女士误以为是还款，实则是对方稳住她的诱饵。
二、谎言戳穿，巨款沦为难以追回的“糊涂账”
随着感情加深，肖女士迫切希望将婚姻提上日程，但周某总是以父母身体欠佳、工程繁忙为由百般推诿。这份异样终于在2019年被彻底揭开——周某坦白自己从未离过婚。事实是，他早在1992年就已登记结婚，婚姻关系至今存续。
真相如晴天霹雳。七年的相识，五年的相恋，换来的竟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你已婚凭什么上征婚网？这不是诈骗吗？”肖女士在微信中愤怒质问，随即果断斩断情丝。冷静下来后，她开始追讨这些年掏空积蓄转出去的血汗钱。然而，周某彻底撕下伪装，要么哭穷说钱压在工程里，要么理直气壮地声称这些钱都是肖女士恋爱期间的“自愿赠与”，拒不退还。经过一年多的拉扯，周某仅退还1万元便销声匿迹。走投无路之下，肖女士以不当得利为由将周某告上法庭。
三、明断是非，法院击碎“自愿赠与”的抗辩
庭审中，双方对账确认：剔除500元以下的日常开支及明显带有表达爱意性质的红包后，肖女士实际向周某转账高达24万元。周某对此数额无异议，但坚称这是恋爱期间的赠与，不构成不当得利。
法院经审理认为，周某刻意隐瞒已婚身份，在婚恋网站伪装成单身交友，主观过错明显；而肖女士始终以结婚为目的与之交往，对欺骗事实毫不知情，毫无过错。在此前提下，肖女士作出的大额财产处分，绝不能被简单定性为无偿赠与。周某凭借欺诈手段获取这24万元，不仅缺乏合法依据，构成不当得利，更严重违背了公序良俗。
判决书指出，周某在婚姻存续期间与他人恋爱并索取财物，既背弃了夫妻忠实义务，也践踏了社会诚信底线。若将这笔巨款认定为赠与，无异于变相纵容已婚者假冒单身骗财的恶劣行径。最终，法院依法判令周某全额返还24万元及相应利息。
裁判逻辑的三重突破：重塑婚恋财产保护规则
本案判决绝非简单的定分止争，而是通过深挖“恋爱赠与”的面纱，在法律适用上实现了三大突破性建构，生动诠释了民法典“法理情相统一”的司法导向。
突破点一：破除形式化认定，确立“目的性给付”审查标准
长期以来，司法实践容易陷入“恋爱期转账即赠与”的思维定势，致使受害者维权受阻。本案的核心破局点在于采用了穿透式审查：法官没有停留在转账动作的表面，而是深究给付背后的真实意图。肖女士的转账带有极强的指向性——基于“对方单身”这一前置条件，以“缔结婚姻”为最终归宿。聊天记录中“早知你已婚绝不交往”的关键语句，将款项与结婚目的死死绑定。当结婚目的因对方欺诈而彻底落空时，给付的法律基础便不复存在，这为区分“情感赠与”与“目的性给付”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裁判标尺。
突破点二：打通请求权路径，实现欺诈与不当得利的顺畅衔接
在以往的婚恋欺诈纠纷中，受害者往往面临“先撤赠与再要钱”的繁琐程序，维权成本极高。本案则巧妙地构建了一条全新的逻辑链条：“隐瞒已婚（欺诈）→产生错误认知（意思瑕疵）→大额转账（目的性给付）→目的落空（基础丧失）→构成不当得利”。法院明确指出，无需僵化地先走撤销程序，只要满足“欺诈+目的落空”的条件，即可直接适用不当得利条款。这一突破不仅理顺了法律关系，更大幅降低了受害者的维权门槛，填补了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空白。
突破点三：激活公序良俗条款，将道德底线转化为裁判准绳
公序良俗原则在实务中常被视作“空泛的兜底条款”，但本案让其真正“长出了牙齿”。法院将公序良俗作为判定行为合法性的实质性标尺：周某隐瞒婚姻状态骗取财物，不仅侵害了个体的财产权，更触碰了婚姻伦理和社会公德的底线。基于此，法院作出了一个极具价值的推定——在婚恋网站寻找伴侣的女性，其给付大额财物通常是为了结婚。这种将社会普遍道德认知引入事实认定的做法，直接击溃了被告“自愿赠与”的狡辩，实现了法治与德治的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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