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丹鸿 | 恋爱之后,革命之前:丁玲小说中知识女性“左转”的情与势

      1930年代初期丁玲的“左转”不同于同时代作家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助力下实现“飞跃”式的变化，而是经历了将近十年的迟缓的“爬行”，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交接点蓄养革命情感。丁玲的“左转”之难体现在《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等早期小说关于知识女性的成长叙事中，她们在1930年工人运动勃兴的时期也燃起了走出二人世界，谋得更广阔的社会联系的愿望，但丁玲始终无法想象性地描写革命女性的诞生，这些小说最终止步于“恋爱之后，革命之前”的叙事空白。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更加主动地在文本内外思索如何与大众联结的问题，直至写出《田家冲》，丁玲虽仍未解决人物转变逻辑，却捕捉到进步女性能够“团结人”的核心特质，这一特质也内化为丁玲自身的革命人格。

关键词 丁玲；“左转”；知识女性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6年第2期）

（1923年丁玲与王剑虹合影（左上），1927年瞿秋白摄于武汉（右上），1923年冯雪峰摄于浙一师（左下），1927年丁玲与胡也频摄于北京（右下））

     1922年，丁玲随王剑虹从湖南来到上海，入读由陈独秀、李达组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又在1923年结识了瞿秋白，入读上海大学，1931年她在胡也频牺牲后担当起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工作。若将这近十年的时间视为丁玲“左转”前的探索期，那她的转变是很慢的，也不同于大革命时期的革命青年以社会科学理论进行阶级意识批判的突变模式。对此，丁玲曾将自己与胡也频相比后说过：“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1]丁玲称自己的转变是“爬”，这种“爬”既有艰难缓慢之意，也意味着会在文本内外留下有迹可循的印痕。这道印痕在1930年尤其瘀滞，这一年丁玲虽然加入了左联，更发表了《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这些革命意味更加浓厚的作品，但无论是小说中的知识女性还是丁玲本人，都置身于爱情、革命、家庭和文艺的十字路口，未能做出明晰的选择。

      在《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中，女主人公玛丽在参加了一次革命事务会议后感到格格不入，党支部成员在见了玛丽之后认为：“玛丽若要参加革命工作，是会在很早便动手了的，你可以相信我是不缺少机会的。”^[2]这样的描述也不妨视为丁玲的自白。她从18岁来到上海求学，到27岁初为人母这一段时间完整涵盖了丁玲学艺修能的青春期，她很早就接触到了中共的核心组织，跟玛丽一样，她参加革命工作的契机要比胡也频更早更充裕。那为何丁玲直到1931年胡也频被捕牺牲后才开始参加革命工作呢？目前学界对于丁玲成为左翼作家的标志并没有明显分歧，如丁玲是“以胡也频之死为背景，向左翼作家脱胎换骨”^[3]，她转向农村群众题材的作品《水》被“当作她的一个新的起点”^[4]。这对丁玲早期创作的阶段性概括看似工整清晰，实际上也掩藏了不少问题。

      丁玲在1920年代缓慢的“爬行”后，又在胡也频牺牲之后果决“左转”，但她在1931年这个关键点却出现了一段无论是爬行还是跳跃都无法解释的空白。丁玲在《韦护》和《一九三〇春上海》这些“革命+恋爱”的小说中细腻地讲述了知识女性转向革命的内外困境，而在1931年丁玲以披坚执锐的左联文艺家身份开始活动时，小说中知识女性这一视角就完全消失了，知识女性的“左转”叙事被急刹在了1930年，丁玲小说中那些美丽的都市女性一直停留在“恋爱之后，革命之前”的抉择阶段，知识女性如何转向革命的问题成了丁玲早期小说中颇具症候性的“省略”。要解读丁玲的“爬行”与“省略”，不仅要回到她在1930年之交的创作中仔细解密，还得结合丁玲本人的革命心路补写小说人物的前史后话，由此挑开丁玲在转向之际的心理症结。

（丁玲 胡也频1928年于杭州）

      丁玲是对自己的创作变化高度自觉的作家，这体现她在不同时期都反复讲述过自己的创作历程，也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历时的删改。按照丁玲的自述，她在加入左联之前就度过了很长一段“混乱”而“因循下去”^[5]的时日。1924年丁玲从上海大学退学，只身前往北京，离开了她依恋的女性密友和革命启蒙的老师们，她称这段时期是她思想异常混乱的阶段，等到1928年丁玲重回上海以小说家的身份亮相的时候，丁玲在作品中更多仍是在处理“五卅”前后那段茫然不定的经历。所谓“混乱”是多方面的。思想立场上她一度在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摆荡，职业出路上她尝试过绘画和表演，情感上也曾多次陷入多角恋爱中，她与胡也频的感情虽然纯真炽烈，她却一直拖延着没有把自己的身心完全交付给他。这一段时期的混乱，主要是因为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学校、电影公司这些她每每以为能觅得生机的去处，都迅速让她失望逃离，转而落入更加虚无的孤独感中。丁玲的经历代表了五四新女性在自我解放的神话中不断寻求更加自由的空地和同道的友朋，却很快发现都市文化的密林并没有为她们预留“不卖女字”^[6]之外的选择，她们只好失望地收缩到恋爱的小天地去兑现性别解放有限的自由，而在作品里，也相当集中地体现为在恋爱题材中“身体/欲望”的表征。这个特点成为丁玲早期的成名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被读者津津乐道的主题。冯雪峰对丁玲的创作轨线的评论就是以“莎菲”为出发点，其中隐约可见唯物史观文学论的发展路线，即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发展到顶点后必然衰落，进而由无产阶级文学替代的过程。冯雪峰认为：

第二篇问世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梦珂》的一个发展，艺术手段也高得很远了，但这发展，同时也就是一个不能再前进的顶点，面临着一个危机了。那就是从《梦珂》开始，现在达到了一个伤感主义了，而这伤感主义又是由绝望与空虚所构成的。^[7]

     冯雪峰进而表示，1931年丁玲描写洪灾中农民群像的小说《水》发表之后，才有效化解了伤感主义的危机，在农民群众中找到了进步文艺的素材。长期以来，对于丁玲从《莎菲》到《水》的变化，也都基本延续冯雪峰的说法，将丁玲的“左转”视为新文化运动之后“恋爱至上”的解放势能自然耗尽的结果。但这种解释还是后设地用丁玲的写作变化去对应从小资产阶级文学到工农文学的进化论，更值得追问的是，丁玲的“绝望与空虚”究竟是如何转出革命的生机？所谓“不能再前进的”精神境遇究竟是如何形成又如何解开的？

     在丁玲早期的小说中，她写了一系列寻求灵肉结合的爱情却最终惨淡破裂的故事，女主人公在这种爱情理想主义中不断幻灭，直到不再以恋爱作为生活的重心，跌跌撞撞地寻找生活的出路。《梦珂》《莎菲》《在暑假中》《韦护》和《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显然无法用爱情小说或革命小说来归于一类，这些小说都以失败的恋爱作为女性成长中铭心刻骨的一课，小说结尾也都引向了不同女性在人生的分界点做出的选择，因而这些小说或可视为“女性成长小说”。她们多是爱好文艺又美丽傲慢的知识女性，最早的恋爱模式是年轻的知识女性来到陌生的环境中，出于对一种情感依存的渴求，一时痴昧爱上庸俗粉腻的男子，这层幻象很快破灭。这些女性在1930年再出现时（如丽嘉、玛丽），已经有了更加严格的甄别的目光，她们对身边时髦入时的追求者感到厌倦，这些追求者也是携带着1920年代各式新潮观念而来，并没有哪一类青年可以彻底赢得她们的追随，那些带着实验性质的社会思潮连同男女之间的情感游戏都让这些女性深深厌倦了。在这种处境下，她们再选择爱人时会格外审慎，甚至在一开始会抗拒稳定的恋爱，最后让她们再次“沦陷”的并非在“革命”与“恋爱”中流通的欲望力比多，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更为朴素，乃至纯真的熟悉感。丁玲笔下的恋爱男女多是政治立场明显差异男女，他们在各自原本的交友圈内感到孤独疲惫时相遇，两人因而短暂地跨过差异而产生惺惺相惜的知己情愫。最典型的两对情侣是《韦护》中的韦护和丽嘉，《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二）》中的望微和玛丽。

     韦护是一名从苏联回国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党员，他革命经验丰富，理论素养深厚，在上海党部却产生了曲高和寡的落寞感，他去南京出差时由朋友引路结识了一群自学互助的无政府主义女青年，丽嘉是其中一个女子。他们被彼此独异的气质吸引，两人的热恋是共同的文学爱好的结合，这短暂化解了两个异乡人的孤独。这个晶莹剔透的爱情乌托邦很快被韦护一则工作通知打破，随着韦护南下广州去赴职，丽嘉也在失恋之痛中重寻出路。这个故事在1930年9月上海大江书铺的初版本中，韦护和丽嘉各自的政治立场是非常鲜明的，韦护作为“共产党员”和丽嘉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特点是小说叙述的重要内容。“无政府主义者”的身份特点是小说叙述的重要内容。1941年《韦护》在伪满洲国的长春新京出版社再版，当时丁玲正在延安接受党组织关于她在南京期间情况的调查，不管是考虑出版地的审查还是丁玲当时的处境，这部小说中摇摆的政党色彩都容易引起祸端，因此像“安那其主义”“康敏尼斯特”等用词都被删除。丁玲称这部小说是“只想写出在五卅前的几个人物”^[8]，若删除了小说中的政治背景，小说就变成了一个简单通俗的恋爱故事，看不出五卅前后不同立场的政治青年因何联结了。五卅时期是无政府主义在应对中国社会复杂问题时的弊端逐渐显露，早期共产党员在文学与社会科学之间自我形塑的时期，《韦护》反映的正是这个阶段青年状况。在这部小说中，丁玲并非只是转写她与瞿秋白、王剑虹之间的情感往事，更为重要的是，她呈现了自己由无政府主义向社会主义艰难“爬行”的痕迹。

（以上分别为1929年《韦护》在《小说月报》的初刊本（左上）、1931年的大江书铺版（右上）、1938年的开明书店版（左下）和1941年伪满洲国的新京书店版（右下）四个版本，前三个版本中关于第三章第二节处党组织留给韦护的一封信笺并无改动，但1941年的新京书店版把“德娃利斯”改成了“韦护”，并且删掉了“安琪儿”。“安琪儿”其实是瞿秋白对丁玲而不是王剑虹的称谓。丁玲曾回忆：“他每天写诗，一本又一本，全是送给剑虹的情诗。也写过一首给我，说我是安琪儿”。见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丁玲全集》第6卷，第40页。“安琪儿”这个称呼来自丁玲的私密记忆，并不带有政治色彩，这个称呼被删去可以说明丁玲参与了删改。）

      贺桂梅在解读《韦护》的长文中，重申了人物背后的政治立场，珊珊和丽嘉所在的无政府主义小组和韦护代表的共产主义者，本来是一对紧张的矛盾关系。最初韦护与丽嘉互相“较量”的状态，不只是男女恋爱心理中的推拒，还包含了政治感觉的磨合。在初版本中，丽嘉刚见到韦护时，韦护穿着与自己的外貌气质并不相符的蓝布工人服，丽嘉是带着对社会主义者的成见打量他的：“看你这身同你的手，你的脸皮，你的胸脯不相衬的衣服，和你这痴钝的眼光，及你这可爱的朋友，便知道你是很自谓的一个社会革命者。”^[9]在丽嘉接触过的革命青年中，也许是混入了空喊口号，以换装代替实干的投机者，这使得丽嘉在刚刚接触韦护时便抱有戒心，她告诉自己的密友珊珊：“我只不喜欢他一样，他是一个康敏尼斯特。”^[10]韦护为了能一步步融入她们，在一开始就有意地收起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免引起她们的反感，从他的心理来看，韦护并没有将丽嘉和珊珊视为在政治观念上可以论辩的对手，他十分了解这群女孩子高蹈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因而投其所好地选择话题：

她们只是太崇拜了自由，又厌恶男性的自私和浅薄，所以她们处处就带了轻视，而且，她们是很误解了马克思，是无疑。所以韦护在这些地方，总常常留心，不愿太袒护了自己在政治上，社会上的主张。他们讲的是自由，是美，是精神，是伟大。她们都觉得投机得了不得。^[11]

      贺桂梅说：“丽嘉作为‘安那其主义者’与韦护作为‘康敏尼斯特’的政治信仰的分歧是明显的，但这并没有构成对两人爱情的威胁。”^[12]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在1920年代中期，青年们已经开始以政治理念来划分敌友，为什么韦护和丽嘉能跨过分歧热烈结合呢？其中一个原因是，韦护回国后在人际上的烦闷使他又拾起了文学的爱好，诗歌小说既是他独处时的精神帐篷，也成了他和丽嘉在搁置分歧之后的栖居地，丽嘉最初也是被他不俗的文学修养吸引；第二个同等重要原因是，这个时候他们都对各自圈子里的同道人感到失望，反而对彼此产生了知己之感。这篇小说的原型是丁玲，王剑虹和瞿秋白三人的故事，丽嘉这个人物其实兼有王剑虹和丁玲的影子^[13]，对应到丁玲在五卅前后的经历，这个政治、文学和恋爱的三角关系，她又是如何应对和选择的呢？丽嘉对社会革命者的防备心，对无政府主义的失望，都可照见丁玲在1920年代中期的心态，这种观望和犹豫的心理正是她放速慢“爬”，不轻易选边站队的原因。

      韦护在南京与这两个女孩相识的时期，对应的是丁玲和王剑虹等人从上海平民女子学校退学后去南京结伴生活的阶段，她们几个女孩都易名废姓，把钱都归到一起用，这是无政府主义者很流行的一种生活实践。她们要求绝对的自由，反对任何具有束缚性的集合形式，包括学校和家庭，她们离开学校后“决定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不管它是天堂或是地域……但一定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去读书、去生活，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14]。她们怀着对绝对自主的追求，选择自修成仁和工读互助的方案，但这些方案在无政府主义者构想的终极乌托邦社会面前，都缺失了必要的组织和环节，远不可及的梦景也无法切近地解决每个人的生活出路问题。这些年轻人正是贪玩浪漫的年纪，在没有约束也无处使力的状态下，慢慢就变得散漫怠惰，丁玲她们那个小团体也因为各人的去向无法一并解决，很快也就解散了。到这个时候，丁玲才认清了无政府主义的虚无，她借丽嘉之口嘲讽无政府主义者的设想是“三千年后才能实现”^[15]。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可以旋即转到韦护的立场，同他变成并肩作战的革命爱侣。丁玲即使在“革命+恋爱”的小说中，也没有把“革命”和“恋爱”视为可以替代的选择，政治立场的成见可以被暂时悬起，也可以在恋爱的过程中慢慢化解，但在丁玲的意识中，他人的政治信仰不可能由恋爱直接嫁接到知识女性的思想中，而必须从她们自身不断探索和跌撞的生命体验中生长出来。

      在小说最后，韦护试探性地问丽嘉：“你不是很讨厌康敏尼斯特吗？为什么你又要爱我？”^[16]他或许也幻想着丽嘉对革命的信仰可以随着恋爱一同滋长，但丽嘉的解释仍是一个涉世未深的女孩在积累识人断事的经验，并未上升到对不同政治观念的理性辨析。丽嘉如此回答：

我固然也曾有过一点莫名其妙的反感，那只是我那时受了一点别的影响，还有，也因为你那些同志太不使人爱了。你不知道，他们仿佛懂了一点社会的学问，和能说几个异样的名词，他们就也变成只有名词了。而且那么糊涂的自大着。是的，我曾喜欢过一些无政府主义青年，但是他们太荒谬和自私了。我很失望。^[17]

     丽嘉并没能正面回答韦护那个“你为什么爱我”的问题，她回答的是为什么不爱其他人，她对那些以革命新名词为招牌口号的青年很反感，同时又渐渐认清了无政府主义青年的荒谬自私，这些反面的认识，开始让她想在这些道路之间安排自己的位置。这些想法表现为一个朴素且模糊的愿望：她想做事情，不过这种做事情的愿望也并没有被韦护成功引向革命事务，而是转化成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结盟，让他们在恋爱里暂时热烈地沉浸。当他们互诉衷肠时也不是恋人之间的浓情蜜语，更像是孤岛中的一对伙伴对同类的辨认，两人第一次独处时，丽嘉说的是：“韦护，我只相信你！”韦护竟抱着她了。^[18]丽嘉第一次去韦护寓所跟韦护聊天，韦护握着她的手说：“我真感激你呵！”^[19]信任与感激才是这段感情真实的语境，这甚至可以视为丁玲笔下所有知识女性所追求的恋爱内核，是一个真诚、炽热、纯洁的知己式的对象，以往故事里的女性总是失望落空，只在韦护身上短暂实现过。在现实中，年轻的丁玲在数段三角关系中深交过的几位男性（瞿秋白、胡也频、冯雪峰），都或多或少符合这种特质。

      丁玲在晚年回忆瞿秋白的文章里，描述她初见瞿秋白时，就认为瞿秋白是一个好的党员，在瞿秋白之前，她对大多数自称是共产党员的青年都抱有戒心，认为他们多是投机赶时髦，是一种政治虚荣心。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属于丁玲的“左转”模式，她最初并不是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斗争历史所触动，而是由具体的人际交往让她对这一个群体产生了情感归属，因此，在1930年代前后，社会科学理论对于青年“左转”的影响并不一致，在丁玲身上，党内领袖的个人魅力以及情感因素要占更大的比重。丽嘉对当时革命团体中虚荣逐新的青年和无政府主义青年“各打五十大板”的言论，也可以解释为何丁玲在脱离无政府主义小组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加入革命团体。这一阶段的心理角力，成了《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下称《春上海》）的主要内容，在这部小说里，“恋爱”对于知识女性的形塑作用进一步减弱，丁玲之前的小说主要以小说主角的名字为题目，这部小说名字以“时间+城市”的方式命名，主角光环也逐渐消失，这反映出丁玲在她最后一部知识女性的恋爱小说中，努力捕获的是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的革命生机。

      1930年的春天对丁玲和胡也频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年二月份，他们与沈从文合办的《红黑》杂志因经费不足停刊，为了还债，胡也频去济南省立高中教书，在济南短短三个月内，胡也频的革命激情被彻底点燃，他在学生中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组织无产阶级文学研究会，到五月份，胡也频为了躲避山东省当局的缉捕又回到了上海，偕同丁玲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的春天，是胡也频、丁玲和沈从文在文学和革命道路上发生分叉的时候，丁玲既没有和胡也频一样热烈拥护马列主义理论，投身革命宣传，但也不能同意沈从文“羡慕”绅士阶级，“害怕”^[20]左翼文学运动者的姿态，她的位置似乎夹在革命与文学之间，大部分时间，她都一人留在家里创作《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初刊于《小说月报》第21卷第9号，1930年9月10日。）

      丁玲有意识地想要标刻这一个十字路口一般的时段，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也是呈现经典的三角模式，在《春上海（之一）》中，若泉、子彬和美琳等青年男女代表了在革命工作、文学事业和爱情之间的不同选择，革命青年若泉和一心想在文坛闯出一番事业的子彬都在争取把美琳留住，美琳在若泉的带领下体验了和女工一起共事的革命新生活，于是，她开始尝试着离开子彬。在小说结尾，美琳像一个叛逆的孩子一样留了一封信后走上了街头与罢工女工站在一起。这样的安排仍旧充满了开放式的意味，美琳似乎只是借着自己还尚不了解的集体生活来离开子彬强势而病态的爱恋，但美琳是否从此就能成为一个内外都得到改造的革命者呢？“找点事做”^[21]的出发点足以让她彻底转向革命吗？小说其实没有给出答案。《春上海（之二）》也不妨视为一个三角关系的模式，革命工作者望微在女友玛丽和革命事务之间应接不暇，小说最后玛丽也留下一封离家信，在信中她要望微在她和革命工作之间做出排序，如果望微不能把她排在首位的话，玛丽就放弃这段关系，在这个逻辑里革命工作被拟想为一个“情敌”，玛丽幽居在室内，“情敌”在会议室和大街上，争夺着望微的时间。

      纵观丁玲这几篇“革命+恋爱”的小说，革命者对于不同立场的同伴的改变都是失败的，韦护没有把丽嘉引上革命，若泉没有把子彬引上路，望微也没有把玛丽带入革命团体，这足以说明这一时期的丁玲没有想清楚，一个知识女性或者一个文学青年，到底要怎么转向才自然合理？这也是她和胡也频之间的分歧。这一时期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知识女性素裳和白华的转变都富于激烈的戏剧性，在胡也频的认识里，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富于感染力的演讲，足以让仰慕他们的女性跟随他们投身革命。丁玲明显不相信这种故事，她说：“我也不喜欢也频转变后的小说，我常说他是‘左’倾幼稚病。”^[22]

      作为胡也频的身边人，她不理解他为什么在短时间内就能找到了理论信仰，变得“稳重、自信、坚定，侃侃而谈”，胡也频告诉丁玲，要理性地“懂得”马克思其实不难，“首先是要你相信他”^[23]。丁玲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或许跟鲁迅更相似^[24]，他们并没有向这样一个遥远庞大的理论系统直接敞开，^[25]他们的接受方式是从具体的人开始的，首先甄别的是这些理论的信徒是否真诚可信，由此来验证某一学说是否正直有益，这样的群体是否值得并肩奋斗，然后才能获得走多一步的动力。这样的步伐显得审慎小心而缓慢，因而丁玲自称为“爬”，她无法直接去信任一种抽象的理论，她得先认识人，相信人，拥抱人，才能拥抱这个人所归属的信仰，她的恋爱就是这样的中间过程，因而丽嘉抱着韦护时说的是：“我只相信你”。当丁玲面对胡也频的侃侃而谈，她写道：“我不相信他的话，我觉得他很有味道。”^[26]这些“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微妙感受，让丁玲在处理知识女性与革命者相处时的自我定位、“左转”选择时，多少有些迈不开步子，因为她的思考里带着诚与爱，自我与他人，情感与志业多重的叠影。

（1930年春天前往济南教书的胡也频）

      从丁玲的自述来看，她在大革命失败后从北京南下，重新接近革命组织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从动因来说，她称一些老朋友被捕牺牲的消息打醒了她，她不愿再在北京游荡下去，想回到南方去，但已经很难找到党组织了；其次是来自她最信任的身边人的影响，1927年她与冯雪峰结识，冯雪峰刚健成熟的品性和过人的党员素养对丁玲产生了炽烈的引力，在胡也频牺牲后丁玲也多次求助冯雪峰带她一同进取。但这两层的原因仍算是外来的影响，从丁玲更内在的需求来说，革命事务相比于丁玲之前居家写稿、画画、做模特的工作，又有什么特殊性呢？或者换个问法，这些工作和家庭生活为何不能满足上海知识女性的心灵需求，她们在1930年的春天究竟在追寻什么呢？这也是丁玲正在改变的征兆，她要找的早已不是《莎菲》《梦珂》和《韦护》中那一个能够化解孤独的恋人，她将自己放在1930年上海错综涌动的社会场景中，借美琳之口说出：“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她不能只关在一间房子里，为一个人工作后之娱乐。虽然他们是相爱的！”^[27]为何“关在一间房子里”的封闭感在1930年春天会如此凸显，连温顺安分的美琳都要与社会人群发生更广阔的联结？丁玲在《春上海》中已经显露出对社会经济因素的关注，恋爱男女的命运在动荡的时代画幅中显得更加不可测。

      1929年到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大爆发，上海及其周边的工厂处于外国市场的原料下游，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尤其是依赖出口市场的丝业，工人收入降低，罢工运动频发。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左翼作家聚集到上海，在这个对国际经济波动反应最敏感的都市，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正好印证了他们刚刚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极少数作家（如茅盾）可以将上海不同阶层的经济矛盾内化为社会剖析小说的组织法，许多作家在小说中对这些紧张的社会空气也有浓度不同的释放。《春上海（之一）》和《之二》的特殊性也在于此，丁玲之前的成长小说更多的是在人物的心理场景中盘绕，此时丁玲有心将上海整体性的社会气氛作为小说背景，1930年春上海的经济危机也是小说人物发生变化的外因，但这一时期丁玲并未将阶级经济因素作为人物的核心矛盾。她隐隐感到这场世界性的危机将大大改变青年男女的生活面貌，但她并没有在小说中套用革命现实主义的方法论，她全心刻画的是小说人物在面临这些远处风雷时的震惊，这震惊之下正是他们感应到的革命生机。

     《春上海（之一）》特别细致地描绘了1930年春天的生机在不同群体身上的表现，金融资本家在经济危机中力压实业资本家成了上海滩最大的剥削终端，他们“都更振起了精神在不稳定的金融风潮之下去投机，去操纵，去增加对于劳苦群众做无厌的剥削”^[28]。国民党军队与地方军阀的战事也在金融风潮中推波助澜：“几十种报纸满市喧腾的叫卖，大号字登载着各方战事的消息”，可见《春上海》实际上与《子夜》勾连着同样的时代背景，在金融资本家的操控和战争的影响下，真正承担经济危机后果的是底层工人，他们的愤怒和斗志在这个春天变成了革命青年发展工运事业的沃土。在丁玲笔下，1930年上海的春机是由轮番上场的斗争和骚动带来的：

工人们呢，虽说逃过了严冷的寒冬，可是生活的压迫却同长日的春天一起来了，米粮涨了，房租也加租，工作的时间也延长了，他们更辛苦，更努力，然而更羸瘦了……他们需要反抗，于是斗争开始了，罢工的消息，打杀工人的消息，每天的新的消息不断的传着，于是许多革命的青年，学生，××党，都异常忙碌起来，他们同情他们，援助他们，在某种指挥之下，奔走，流汗，兴奋……春是深了，软的风，醉人的天气！^[29]

      在丁玲的处理下，本来属于社会纪实内容的斗争消息、小道新闻都化作春天“软的风，醉人的天气”，无形之中就给这些社会现象装上了一个“窗框”，映出了室内正苦于不知如何伸手与“广阔的无数人发生关系”的美琳，这些生机就如同窗外的春意一样引逗着室内的青年。美琳在这一派生机的映衬下，更加“觉得谁都比她有生存的意义”^[30]。这才解释了美琳为何在若泉的带领下接触到斗争中的女工时，就立马想融入这片生机中。对于摆脱幽闭生活的下坠凝滞的感受，丁玲与她笔下的知识女性都有同样的迫切，本来爱情之于她们也有同样的功能，能激起对于亲密生活的热切，但是爱人的激情是不稳定的，难以持久地为这些有着旺盛精神需求的女性输送生命力，她们开始明白：“他给予她的，像不是爱情”，或者说，只有当“他”给予的超出了“爱情”，她们才会对他倾心相随。在上海1930年的春天，她们朦朦胧胧感到超出爱情或不像是爱情的那部分，就是与涌动的社会风潮同呼吸共命运的工作热情和革命意志。从1931到1932年间丁玲写给冯雪峰的信来看，她有意将这些热烈的表白说是“不算情书”，她所要强调的是那些“像不是爱情”的德娃利斯^[31]情谊，从这些信的内容里，可以看到丁玲对于恋爱的要求，对于恋爱对象的选择，都远远超出了恋爱本身，关系到一种根本的向上的生命驱动力：

然而我始终是爱着你，每次和你谈后，我就更快乐，更有着生的需要，只想怎么好好做人。每次到恨自己的时候，觉得一切都无希望的时候，只要你一来，我又觉得那些想象太好笑了，我又要做人。^[32]

      这跟《春上海（之二）》中玛丽的自我剖析是很像的，玛丽是一个独立意识非常强的都市女性，她多次尝试离开望微，因为担心两人的关系一旦稳定下来，她就会不可抗地走向家庭，但她跑到了北京之后仍无法割舍，又来上海找望微，她意识到望微带给她的远远不是同阶层的漂亮男子那种梦幻刺激的恋爱，她被他吸引，甘愿和他挤在简陋的租屋里，是因为：“他给予她的，像不是爱情，却是无止的对于生活的新的希望，却是真真的，她还不曾了解过的生命。”^[33]

      在1930年之交，丁玲和美琳、玛丽一样，被这一团如氤氲春机般的生命能量吸引，但又确确实实“不曾了解”，不知如何完全相信其中的原理，因而她们虽然都在这个春天裸露出内心对新生的向往，却都没能迅速长成面容清晰的革命女性。当然，能否找到革命归宿并不只是知识女性的单向选择，她们和党组织成员之间也存在一个互相磨合的过程，玛丽在见到望微所在支部的同志时就感受到他们共同的生机：“他们都有一种同样的特色，都显得非常兴奋，一股澎澎湃湃的生气，泛漾在脸上。这是她已意识到，只有她却缺少这生气。”^[34]玛丽知道自己需要这种“澎澎湃湃的生气”，她和望微一样是五四儿女中叛逆自由的一代，那她拒斥的究竟是什么？小说里写到玛丽和望微一起去党务办开会，玛丽无法认可这种工作方式：

她曾坐在那里几个钟头，听了许多，但是，没有一句话是可以使她佩服的！什么说成天那样坐坐，谈谈，便是革命工作，那真使她灰心，她并不是不革命，并不是不可以耐劳工作，不过她假如要干，她是不愿像这末坐坐就完事！^[35]

      玛丽并不否定革命的目标，但是集体生活中可能会有流于空泛形式和口头声张的内容，让玛丽难以忍受。丁玲也表达过自己在1930年之交对不同革命事务的理解，她不大愿意接受温温吞吞、效率低下的宣传准备工作，她当时认为革命事业是出生入死的地下工作，但她彼时刚刚怀孕，当然只能推延：“我想，要么找我那些老朋友去，完全做地下工作，要么写文章。我那时把革命与文学还不能很好地联系着去看，同时英雄主义也使我以为不搞文学专搞工作才是革命”^[36]。由此可见，丁玲无论对于革命还是文学都有浪漫化的想象，这使得其中任何一种，都无法让她觅得与“无数的人发生关系”的活生生的体验。 在1930年春天的上海，危机与生机都同样甚嚣尘上，丁玲也和她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不知所往，她不知道：“假使我是书中的女人时，应怎样对付？我想用更好的方法写它，用辩证法写它，但不知怎样写”^[37]。丁玲对世界经济危机的描写并不是剖析其中的经济原理，她将这个危机隐喻化浪漫化，小说在写到望微和玛丽又因为革命事务侵占爱情生活时发生的争吵：“望微看到这危机，像世界经济危机一样摆在眼前”^[38]。丁玲将情感危机跟世界经济危机并置，这之间的张力就像冰山一样，无法逾越，难以破解，而这危机之大，克服之难，同样也预示着做出选择的时刻愈加迫近。

      胡风在1931年为丁玲小说中矛盾挣扎的女性做出这样的注解：“莎菲，在社会实践上，是一名废兵，但在人生行程上，是一个殉难的节士。这矛盾，说明了作者当时社会的沉滞和她底生活，也说明了她后来的何以能够那样地前进。”^[39]这种以“沉滞”之深来蓄养前进之力的特征，是丁玲及她笔下的知识女性的共性。她们在社会大危机面前都不满自己是一个幽居室内的“废兵”，她们没有一刻满足并停驻于现状，一直在流动之中像飞蛾一般扑簌着，并对困境和危机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觉知，在不同的时期都产生了个体与社会连接的紧迫感，如丽嘉所说：“这社会是已不准我们再游荡了”^[40]。因而，丁玲没有书写任何一个摇身一变的新女性，她们在对未来的忧虑中持续地累积对自身困境和他人处境的认知，这累积本身就是丁玲所说的爬行和前进，行迹越淤滞反而意味着“她（作者）更肉搏近了现实”^[41]。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在东方旅社参加秘密会议时被捕，2月7日在上海龙华监狱就义。胡也频牺牲后，丁玲收到他在狱中写给她的信，让她坚持写作，要紧靠左联，丁玲终于感到：“以前我一点都不懂得他，现在我懂得了，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42]胡也频的牺牲总是被视为丁玲“左转”的直接动因，但悲痛和仇恨并不能解决丁玲之前的困惑，“懂得”才是关键。在此之前，丁玲不懂胡也频为什么参加革命后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当时胡也频只告诉丁玲，“首先你要相信”才能懂得，那时丁玲只觉得胡也频的变化太快，她“不相信他的话”。直到她亲历了爱人由被捕到牺牲的过程，接收到胡也频由狱中反向传递给她的生活的希望，她才完全相信胡也频早已在他的信念里比她走得更远。

      在这之前，丁玲其实并没有深入去理解胡也频作为革命者的内心，这一对年轻夫妇蜗居在上海贫穷而甜蜜的小家，庇护着她许多的文学幻想，在她的小说中构成了一个“二人世界”与“革命团体”相轮换的叙事装置。1930年年中，丁玲以二人在沪的日常生活为底稿创作了小说《年前的一天》，小说中的女青年辛与同居的男友都以写稿为生，但两人已经在写作理念上发生了分歧，男子埋头苦写文稿，辛则沉湎于自己喜爱的小说。辛读到了小说中刻画的革命青年就和男友一模一样，一时难以分辨谁才是原型：“书上讲到一个革命的青年。那青年是生有一个坚实的额和两颗沉静的眼珠的，而且那丛生着眉毛的地方，是有力的凸了出来，说是这样子是正表示了一个深刻的严肃的灵魂。……这远方的俄国人的作者，是将她爱人的美的脸作了模型的。”^[43]这一细节也折射出了丁玲以往看待胡也频的方式，恰如小说中的辛，她不知道男友在书案前紧锁眉头究竟在苦闷什么，她也分不清小说中的英俊沉毅的青年与身边这个年轻的革命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胡也频牺牲后，丁玲的“懂得”既意味着“二人世界”的钟形罩空间被打破，也意味着这样一种对于革命者的文学性的想象被破除了，她曾经把爱人视作小说中革命人物的模型，如今模型的外壳被打破，露出了真正的革命者的血肉灵魂，对她来说，震动和启示的力量其实远远大于悲痛，由此来看丁玲的变化就更能明白其中的内发性。

      1931年3月丁玲回湖南老家住了三天，把幼子托付给母亲照料，回到上海后丁玲重新提笔，主动偏离了她得心应手的恋爱叙事，开始急切地摸索成为左翼作家的写作律则。胡也频的牺牲几乎是粗暴地中断了丁玲对于知识女性如何“左转”的思索，丁玲前期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仍然是文学性，也即，该如何写知识女性到革命女性的心理转变，她从未能在小说里解决这个写作难题。在1930年年末，丁玲正在写作《春上海（之二）》期间，曾致信沈从文商量，从沈从文的回信来看，丁玲在信中应是袒露了自己这一时期“不知道怎么写她们”的烦恼，也不知道以文学为本业是否可行。沈从文在给丁玲的回信中写道：

女子从事文学的有许多人，全不是她欢喜的，她常常因为无意中的一唱，为一群男子或一群朋友过分的奖励了一下，因此她就满意自己的行为，以为自己应这样作下去了。她是为一些掌声怂恿而工作的。你若也愿意作这样的女子，我什么话也不必说了。我希望你有你自己，既不是为多数的朋友而努力，也不是为多数的仇敌而努力。^[44]

      从丁玲在1931年重新执笔之前的言动来看，沈从文这些话应是给了她不小的刺激。沈氏认为“女子从事文学”的驱动力多是因为男子的奖励和掌声的怂恿，缺少一种自觉的内发力，这些有些尖刻的评断更进一步让丁玲感到自己和沈从文是两条路的人，不过这些话也确实推动她重新思考“究竟为谁而写”的根本问题。1931年5月可视作丁玲在胡也频牺牲后的重整复出，这一回她真正走出了幕后，在光华大学的演讲时她像发誓一样说道：“我以后绝不再写恋爱的事情了”^[45]，她澄清自己并不是一个在哀悼中终日以泪洗面的寡妇，她有勇气告别那些给她带来名声的恋爱小说，有决心自我否定和接受批评，她急切地想在接下来的作品中体现出自己的这些变化，为此，她恳切地请求一切认真的批评，以表明自己并非沈从文口中那类只是为了掌声和奖励而写作的女作家。

      在家乡短暂停留期间，她听闻母亲的几个学生参加革命后遭到清党屠杀的故事，很受震动，由此塑造了《田家冲》中开始萌动抗争意识的少男少女。这是丁玲一回到上海就开始构思动笔的小说，地主家的女学生三小姐被送到农村佃户赵德胜家中看管，赵家兄妹三人反而被三小姐领上革命的道路。《田家冲》不再以女学生为第一视角，也收回了青年男女的情感支线，小说的内容已经转换为知识青年与农民如何打破阶层隔阂的叙事。这篇小说写得并不顺遂，在处理赵家大哥对三小姐的情感时，丁玲陷入顺应“理性”还是“人性”^[46]的两难，最终她没有让赵家大哥表露任何私情，他沉默地与妹妹一同加入了农村的革命小组。对恋爱叙事的压抑或可看出丁玲写作态度的调整，但《田家冲》对她更为内在的突破，是她抓住了革命女性在群众工作中能够打入人心的特质，三小姐之所以能走进赵家人的心里，是因为赵家兄妹第一次遇到了对他们的境遇求根问底的人，她把道理都包蕴在发自内心的关心里：“这人不但听了，还要答应他，还要追问下去，还要替他们解释，解释这劳苦而得不到酬报的原由，而且她给他们理想和希望”^[47]。丁玲自认为这样一位革命女子的塑造是失败的，因为“没有把三小姐从地主的女儿转变为前进的女儿的步骤写出”^[48]，她意识到小说中的进步女性都存在着离开恋人或家庭后的空白，但是由《田家冲》来看，丁玲笔下的知识女性“左转”叙事虽然省略了“步骤”，却抓住了关键特质，善于团结人心的描写让三小姐对农民的革命启蒙站住了脚，而这一特质也将深层化解丁玲早期由自己与胡也频、冯雪峰这些先行革命者的“距离”而产生的焦虑。

      在写作《田家冲》的同期，丁玲越发感到自己无法在小说内解决人物转变的难题，她重新与冯雪峰、瞿秋白取得联系，坚持要前往苏区到工人和农民中间去积累写作经验。党组织此时为了扩大左联的影响，正在筹备大型文学刊物《北斗》，这个刊物既要供应普罗文学的新血液，又要在内容上杂陈各路文艺，以免暴露由左联主持的背景。丁玲被视为主编的最佳人选，她此前在文坛的形象并未明显“左转”，但此时已经坚定了加入革命队伍的决心，正代表了《北斗》表面“灰色”但内里“红色”的定位。张闻天和冯雪峰这些了解丁玲的故交，既珍视丁玲创作上的才能，又看重丁玲的协调力和召集力，张闻天道出了丁玲作为团体领导者真正不可取代的才能：“她能团结人，别人愿意支持她。”^[49]这是丁玲第一次接受党组织安排的工作，她联络旧友多方约稿，在《北斗》的创刊号上让左联内外的新文学家交杂登场，又逐渐发现并扶植左翼新人，也重视与读者的交流互动，这背后的联络统筹工作都以丁玲为枢纽。

（1931年 丁玲摄于上海）

     丁玲在主持《北斗》时期展露的“团结”能力，一直延续至数年之后她到延安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时期，西战团团员史轮在亲历了丁玲平息团员的数次风波之后，他感慨丁玲过去写小说的观察力和透视力都化用到了团结团员的工作中，对来自五湖四海秉性各异的团员，她可以了解“每一个人的个性，知道对待某一个人用某一种方法。” ^[50]这种能力并不完全是靠写小说练就的，要了解每一个人的个性和苦恼，除了和《田家冲》的三小姐一样去倾听、回应、追问之外，别无捷径，毕竟她只能在遭遇具体的人、具体的问题时找到对待“某一个人的某一种方法”。所谓“方法”，其实就已经是丁玲曾经耿耿于怀的，自己未曾写出的人物转变的步骤。

      由此回看丁玲自1920年代以来的“爬行”，都是一步一步在建立自我与外界的层级关系。在《韦护》中坚持要“自己安排自己在世界上所占的位置”的女孩们，她们的“世界”是由一种排他逻辑所虚设的，丽嘉对无政府主义感到失望，对马克思主义也感到隔阂，她想在“世界上”安排自己所占的位置，这种自我意志却落不到一个自洽的出路上，因而这种追求反而像一个回旋镖一样变成“我们的世界在哪里”的反问。这也解释了为何这些知识女性会一度回缩到幽闭的室内中，直到大革命的风潮有如窗外的春机一样让她看到了更加具体而丰富的群体，鼓动着她出来“做点事情”，这时她的愿望也不再只是“娜拉式”的自由意志的表达，她想要的自由更具体了，是一种“社会化”的自由。这就是《春上海（之一）》里美琳的态度：“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地位，她要同其他的人，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在1930年之前丁玲笔下的女性“左转”叙事并不完整，她连同小说中的知识女性都没有在这种自我意志的强化之外有进一步的行动，直到1931年胡也频的牺牲，折断了她相对稳定的创作轨道，在那之后，丁玲身上发生了两件有些奇妙的事：当她不那么强烈地想获得自己的地位，把自己敞开给读者去批评时，她反而更加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更加清楚她的“世界”是什么，她说：“你们应该忠实坦白地说出你们的意见，给我严正的批判，勉励我，鼓舞我，推进我，指导我，因为我只是属于你们大众的。”^[51]另一个奇妙的现象是，当她向读者许诺再也不写革命与恋爱交错的题材时，小说内知识女性的“左转”叙事似乎从此断更了，剩下的故事却由她本人去亲身践行了，在这种意义上，丁玲作为“革命的肉身”的历程才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