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 一是本案证据是否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二是被告人是否构成强奸罪，以及应当如何裁量刑罚。
其一，本案证据确实、充分，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认定被告人席某某实施强奸犯罪。具体而言：
（1）案发前，被害人与席某未发生过性关系。根据被害人陈述，其在与席某谈恋爱时，明确表示自己不接受婚前性行为。与席某二审当庭供述被害人和其说过发生性关系必须在结婚后亦相互印证，能够认定被害人反对婚前性行为，案发前与席某未发生过性关系。
（2）案发时，席某不顾被害人反抗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违背了被害人意志。
一是被害人陈述与席某的供述关于二人发生性行为详细经过和具体细节相互印证，足以认定。案发现场提取 的花格床单上的可疑斑迹中检出席某的精斑和席某、被害人的混合基因分型，印证了被害人与席某关于二人发生性关系的事实。
二是现场勘验、人身检查笔录及照片显示，现场榻榻米上的窗帘被扯下、客厅窗帘有被点燃的痕迹、被害人的手腕、双臂有淤青；与被害人关于反抗席某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反抗过程中窗帘被扯下的陈述相吻合。
三是席某行车记录仪中音频资料显示，席某在与被害人母亲谈话时称“我既敢做就敢担这个事情，我从来也没说我没做”；被害人母亲与席某的通话录音显示，被害人母亲在电话中问席某“但是你把（吴)某强暴了，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东西，是吧？”席某回答“哦哦,对对”。以上对话内容证实，席某对其强奸被害人的事实予以认可 。
（3）案发后，被害人的行为表现表明其对发生性关系持强烈反对态度。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事后被害人冲洗，情绪激动急欲离开，席某控制 被害人的手机并将被害人反锁在屋内；被害人实施了烧窗帘等行为；被害人趁席某灭火时跑出房外并呼救，后又被席某强行拖拽回房内;被害人母亲给被害人打电话，接通电话后被害人即向母亲哭诉被席某强暴等。
从案发前、案发中、案发后被害人的一系列表现来看，席某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违背被害人意志，不存在被害人事先或者事中自愿、事后反悔诬告的可能。
关于被告人席某及其辩护人以被害人处女膜完整为由主张构成强奸罪证据不足的意见。经查，发生性行为是否必然导致处女膜破裂，与性行为本身的程度和个体差异有关。处女膜状况不能证明是否发生性行为，国内外医学界对此已形成共识。由此，处女膜状况不能作为认定或者否定强奸罪行的依据，故该项理由和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其二，订婚事实不影响强奸罪的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构成强奸罪。据此，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是强奸罪犯罪构成的关键要素，与双方是否订婚没有关系。订婚是男女双方根据当地风俗而为，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订婚不同于结婚，不意味对性行为存在默示同意，不存在所谓的“订婚就有性权利”,故订婚事实不影响对强奸犯罪的认定。本案中，虽然双方已经订婚 ,但综合全案证据，被害人在事前明确表示反对婚前性行为，事中具有明确反抗行为，被告人席某违背被害人意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关于强奸罪的规定，依法应当以强奸罪论处。
其三，被告人席某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本案中，鉴于席某在侦查阶段经电话通知主动到案接受调查、二审期间曾有悔过表现，且犯罪情节较轻，可以考虑适用缓刑。但二审庭审中席某拒不认罪。依照法律规定，二审法院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对席某的社会危险性和对所居住社区的影响进行调查评估,席某的父母接受评估机构调查时表示不同意对席某判处缓刑，亦不接纳、不配合监管；社区矫正机构认为，席某不认罪悔罪，未取得被害人及其家人的谅解，不符合社区矫正要求。因此，席某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经综合考虑全案情节，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席某有期徒刑三年。
此外，案件审理期间，网上不实信息的公开传播、不明真相网民的网络暴力、人肉搜索 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对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日常生活均造成严重影响。针对这一情况，一审宣判后，法院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最大限度回应社会关切，澄清事实；二审宣判后，法院在保护双方隐私的前提下，及时向社会通报案件中可以公开的信息。同时，针对作为辩护人的席某母亲多次擅自把涉及被害人个人隐私的信息发布到网上，侵犯被害人隐私权的行为，二审期间法院依法对其予以训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