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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恋爱期间赠与财产的性质与返还条件

2026-11-10 09:45:01

以案释法:恋爱期间赠与财产的性质与返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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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徐某阳与被上诉人刘某双于2015年2月通过社交软件相识，并于同年2月14日确立恋爱关系。在双方交往期间，徐某阳向刘某双赠与现金1500元，通过微信红包转账共计796元，并将一部苹果6 Plus手机交付予刘某双使用。后双方恋爱关系终止，徐某阳多次联系刘某双未果，遂认为自己在感情与经济上遭受欺骗，经报警未获受理后，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刘某双返还上述现金、微信红包款项及苹果手机（或折价赔偿5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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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徐某阳的全部诉讼请求。徐某阳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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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系自由恋爱关系，恋爱期间为表达情感而互赠财物属社会常见现象。徐某阳向刘某双给付现金、发送微信红包及交付手机的行为，已构成赠与合同的订立与履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关于赠与合同的定义，该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赠与财产的权利已经实际转移，赠与合同已然履行完毕。

关于赠与的撤销，法律设有严格限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之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除外。本案中的赠与显然不属于此类特殊情形，故在财产权利转移后，赠与人原则上不得任意撤销。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明确规定了赠与人可以行使撤销权的三种法定情形：一是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二是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本案中，徐某阳未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证明刘某双存在上述任何一种法定撤销事由。双方恋爱关系的结束，本身并不构成法律规定的赠与撤销条件。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第九十条关于举证责任的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徐某阳作为原告，主张撤销赠与并要求返还财产，但其未能举证证明存在法定撤销事由，亦未能证明该赠与附有任何可导致返还的义务或条件，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其诉讼请求无法获得法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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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期间一方给予另一方财物，其法律性质的认定与后续能否返还，是实践中常见的纠纷焦点。本案清晰地阐释了相关法律原则。

1.恋爱期间赠与的法律定性

恋爱关系中的财物给予，通常基于情感表达、增进关系等目的，其法律性质核心在于判断是否构成“赠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赠与合同的成立需具备两个要件：一是赠与人无偿给予财产的意思表示及行为；二是受赠人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及行为。本案中，徐某阳主动给予现金、发送红包、交付手机，刘某双予以接收并使用，双方行为完全符合赠与合同的构成要件。一旦赠与财产的权利完成转移（如现金交付、动产交付、款项支付成功），赠与合同即履行完毕，受赠人取得财产所有权。此种基于恋爱关系的赠与，与基于婚姻目的的彩礼给付或具有特定条件的附义务赠与存在本质区别，前者一般视为纯粹的情感表达型赠与。

2.赠与合同的撤销权行使条件

赠与合同履行完毕后，赠与人丧失任意撤销的权利。其若要撤销赠与并请求返还财产，必须满足法律明文规定的特殊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三条，仅在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其近亲属合法权益、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或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三种情形下，赠与人方可行使撤销权。该撤销权还有除斥期间的限制，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原告徐某阳的主张，实质是要求行使赠与撤销权。但其诉称的“感情欺骗”“经济欺骗”等，均不属于上述法定撤销事由。恋爱关系终止本身，亦不构成对赠与人或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更不涉及法定的扶养义务或合同约定义务。因此，仅以恋爱结束为由主张返还，缺乏法律依据。

3.举证责任分配与诉讼风险

在赠与合同撤销纠纷中，主张撤销的赠与人（通常为原告）负有沉重的举证责任。其必须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存在法定的撤销事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修正）》第九十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提供证据证明。若证据不足，则承担败诉风险。本案中，徐某阳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刘某双存在严重侵害行为、不履行扶养义务或违反合同约定，其诉讼请求必然无法得到法院支持。这警示当事人，在提起类似诉讼前，必须审慎评估自身是否持有足以证明法定撤销事由存在的证据，否则将面临诉讼成本与败诉结果的双重损失。

4.区别于其他性质给付

实践中需注意区分恋爱期间的普通赠与与以结婚为目的的彩礼给付。后者通常附有隐含的结婚条件，若结婚目的未能实现，给付方可能依据相关法律原则请求返还。但本案中，徐某阳所给付的现金、红包及手机，发生在恋爱期间，并无证据表明其给付时明确以结婚为条件或附有其他义务。因此，法院将其认定为一般性赠与，适用赠与合同的基本规则，是正确的法律适用。

综上，本案表明，恋爱期间的财物赠与，一旦完成交付，即产生法律效力。赠与人嗣后欲撤销赠与并追回财产，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严格条件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仅因恋爱关系结束或主观上感到“被骗”而要求返还，难以获得司法支持。这有助于引导公众理性对待恋爱中的财物往来，明晰相关法律风险，维护既已形成的财产秩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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