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知青下乡，大哥，二哥，三哥，同一天去了农村，到1976年知青兜底回城，八年间，经历了父母走“五七”带三个在校学生下乡，一家八口人在穷山沟生活了二年半，经历了父母调回城后 ，留下五兄妹组成“贾家青年点”。一番折腾后，都到了晚婚年龄。
父母对六兄妹的婚姻不敢奢望。家庭政治成分不好，经济条件也有限。好在大哥四哥分配到小城市不用考虑住房，父亲为了解决二哥三哥的住房问题，主动到基层企业工作，为的是能提供住房（带院子的平房），之后哥哥们捡砖头盖了两套独立小平房，是二哥，三哥结婚生子的住处。父亲工资在退休时还是很高的，没想到后来，公务员与企业工资双轨制，原机关公务员工资飞涨，成倍的涨，父亲算是点背，活到93岁工资刚1000元，母亲退休后赶上了教师待遇的普遍提高，工资比父亲高出很多，活到81岁。
大哥，四哥在外地工作，找的对象都是女方家有房子有长辈照顾的。二哥找的对象是菜农，就是家庭在郊区公社，子女不用下乡，城市户口不动，在市郊种菜。三哥初一下乡，回城工作单位又不好，在四哥之后结婚。三嫂也是初一下乡，回城后年龄大了，找了我三哥。
1977年春节，大哥办婚礼的时候 ，物资奇缺，大米饭，是我在工作的小商店，一碗饭，一碗饭，查数量买的，糖块是我单位特批的，酒水碗筷都是我单位提供的方便，鱼肉是哥哥们从农村带回来的。当年办婚礼都在家里，碗筷油了是用洗衣粉冲洗，父母在屋里接待客人忙的直摔跤，我在院里用凉水冲碗筷手都冻僵了。
大哥婚礼办完，鱼肉剩的太多，全家人就想着给二哥接着办，当时院里的小平房还没盖好呢，二哥单位答应在单位锅炉房的一角挂一幅布帘，放张床可以对付，二嫂家里子妹也多没地方，年龄也不小了（二哥二嫂同岁）就接着给二哥办了婚礼。
三哥的婚礼也是在家里办的，婚房已盖好，三嫂娘家特别高兴，迎亲哪天三嫂陪嫁的队伍长长的一列，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红布包裹喜庆的很。
四哥的婚礼淡忘了，记忆中的四哥就是远离他乡。因为是父母下乡造成四哥远离他乡，是母亲所在的教育系统安排的，母亲总觉得对不住四哥。按当年知青政策，四哥本应该进国营或军工企业，应该跟他发小同学们生活在一起。
我的婚姻是被入党政审不通过，拖延到大龄，将就着找个好人家，找个老实人，是不完美的婚姻。
我和妹妹的婆家，都是扛枪干革命的领导干部家庭，可能是父母文革时期受迫害心里有阴影吧！是父母希望两个女儿过安稳的日子。
我参加工作时，分配到小商铺，是国家对小合作社升级改造，我是第一批青年，同73届留城毕业生一块分配去的。工作二年后，党组织要发展我入党，对于我们家庭来讲是天大的好事，大哥是在单位抢险救灾中火线入党，我再入党，家里的政治成分是向好发展。基层党支部通过外调，通过单位群众意见大会小会多种形式，通过老党员们举手表决，党支部将我的政审材料递交到区公司上级党委。
等待党委审批期间，我接到党委干事来电话（工人村老邻居），让我去她办公室，说是给我介绍对象，也是邻居都认识，说那个男孩是党员，你这也要入党了，挺好的事呀！回家跟父母说一下，我当时就回绝说：不行，回家父母也是赞同我的观点，看不上就是看不上。
随后一段时间，基层党支部又派人去了老家外调，家里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复杂了，大舅在台湾，姨在高校是历史反革命停薪状态，回头告诉我，再考验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被（烤）起来了。兄妹单位领导在打听，单位同事们在打听，老家的亲戚们也在打听，等待中，曾经带来好消息（我姨的平反消息），我的政审材料又上报党委，又是等待，又是考验。后来我二哥，我妹妹都入党了，他们的单位都没有去老家外调。
多年后，我女儿满18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圆了我的梦。
我此生没实现入党的愿望，但我一生进取，勤奋工作，坚守本心。我参加自学考试，参加职称考试，充实自己。商业，工业，房地产业的政策法规执行的都很好。从参加工作时的小合作商铺，到跨行业，最后一站是房地产企业（上市公司26年）包括退休后返聘。我这一辈子在职场工作近五十年。67岁开始享受养老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