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恋爱

第二次过草地时，我和另外四位女同志被调到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开始接触刘伯承同志。但这不是初次看到他。那是在六月中旬一、四方面军于懋功会师后，我们驻在川康边界的杂古垴。有一天早晨，我们刚刚吃饭就接到通知，要机关工作人员整装列队，欢迎中央代表团。

上午九时左右，中央代表团来了。顿时，从人群里爆发出一阵阵响亮的口号声和掌声，整个山寨沸腾了。中央代表团有十几位同志，其中有两位尤其引人注目：一位是头发斑白、有学者风度的林伯渠同志；另一位是戴着眼镜、有军人气质的同志。我向站在身边的陈明义同志问：“那个戴眼镜的是谁呀？”他说：“他是刘伯承总参谋长。”从此，刘伯承给我留下了印象。

我调到总参谋部四局工作后，和伯承同志见面的机会多了，经常在一起行军，从第二次过草地到过雪山，有时我掉队，他鼓励我前进。在军务繁忙的情况下，他还抽空教我学政治、学文化，给我讲历史。他诚实朴素，平易近人，办事严谨，知识渊博，使我十分敬重他。尽管当时他正遭受张国焘的迫害，可是一点也看不出他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他总是充满信心。在行军时，我经常听到指战员们赞扬他能征惯战，道德品质好。由于彼此接触较多，由熟悉而产生了感情。当他向我提出婚姻问题时，我有些顾虑，觉得我们之间的经历、学识等相差较大，不太合适。后经他诚恳地解释：“我们的结合是自由恋爱。我们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为了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志同道合，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经他一解释，我毅然地答应下来。但是，这时伯承同志因反对张国焘的逃跑主义而被软禁，撤销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让他到“红大”当校长，实际上是军事教员，因而我们也无法结婚。

1936年7月在甘孜地区，二、四方面军会合了。随后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我们再次穿行茫茫草地，再尝沼泽之苦。在快过完草地时，伯承同志提出去二方面军工作，张国焘勉强同意。八月初，我们走出了草地，我随伯承同志来到甘肃成县曲子镇。

中秋前后，当全军沉漫在三大主力即将会师的欢乐之际，在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源河的甘南小镇，我和伯承同志结成了终身伴侣。婚礼极为俭朴，没有鲜花和丰盛的酒宴，只有战友们的衷心祝愿；没有崭新的被褥，只有跟着我们爬雪山过草地的简单行李；更没有红烛新房。在我们相识的这段时间里，从杂古垴相见，到共同走过雪山草地，经历了人间罕见的艰难困苦。在这样的环境里结婚，我们感到是那样的幸福，那样的富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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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华《征途漫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