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6年考入晋城师范，三年后又回到母校——底池中学。
底池村向东是中池上池，一听名字肯定会让你往高处想，确实是的；向南是朱家庄和赵家山，朱家庄现在叫朱家山，从山这个称谓就可以看出这两个村庄的偏僻和山路的陡峭；向北还有徘南徘北，这是两个比较大的自然村，距离底池有三到五里。我住在徘南，从我们村向东还有姬家山和王家山，通往这两个村子的路有很大的坡，又窄又陡。近十个村的孩子都要到底池中学读书，到了冬天的早晨，我们就拎了饭桶上学，饭桶铝制的，带盖子的，有把儿的饭桶，盛着昨晚的旧饭，到校后依次放在教室后面的火上，围成圈，几乎要摆放五层以上。放早学后，各自提了在教室吃。不能挤，一不小心，一小桶饭会咣当一声洒掉。
再次回到母校，吃饭有了专门的厨房，不想回家的话，有一间宿舍，往往三人挤在一个家，还能从家里带来锅锅碗碗，另起炉灶。吃饭时，十几个年轻教师聚在一起，男男女女，说说笑笑，种种幽默的话和趣事被那长长的面条裹挟着，穿肠入肚，惹得五脏六腑都恨不能做那肠胃了。每当这个时候，总有同事的朋友倚着各种借口到学校逗留。英语史老师因小儿麻痹，双腿留下残疾，生性却很乐观，爱喝爱唱爱聊天，每到周六，总会有好几个朋友用摩托车，或自行车等着送他回家。最熟悉的是中池村的两个小伙子。其中一个叫志斌，他父亲是方圆几里有名的工头，很有钱，房子在1980年代已是三层小楼。志斌放荡不羁，我是以“纨绔子弟”相看的，但一堆人说说笑笑惯了，便熟悉起来。
二十二、三的年龄，正是青涩的恋爱季节。志斌那么开放的个性，却托了同事转达了对我的感觉，我想都不想就毫不客气地回了过去：“怎么可能呢？”在我的记忆深处，一丁点爱情的味道都不曾飘来，只是在一起好玩吗！唯一的回忆，应是有一次，手无意间触摸了他的面庞。
没多久，志斌结婚了，与一个叫“红梅”女孩，是徘北人，和我的邻居婶婶是亲戚，她母亲离世早，很是懂事，里里外外一把手，再加上姣好、清秀的面容，都为她高兴。在他们的婚宴上，我也参加了。
记得那天落座没多久，就见门口站着一位端庄、和煦的年轻人，向里张望着。有同事熟识，说是姬家山人，叫姬鸿，接了父亲的班，算是正式工了。家中独子，很是成熟，与他父亲完全不一样。他父亲“满头是嘴”，与他母亲很是不和，总是儿子在中间为父母做“和事佬”。谁知过去不几天，竟有人向我的母亲来提亲，母亲小时候在姬家山生活过一阵，与姬鸿的母亲熟悉。母亲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就答应了下来。
初夏，午后，印象里只有男孩说话了，自己的理想，怎样不想屈服于那样的小村子。这是怎样的小村呢？姬家山离我们村不远，出了村是一座大水库，没有有水，种满了大麻，玉米等农作物。过去就是整片整片的梨园。过了梨园，是两个很窄、很陡的天梯一般的坡，我每年到姬家山姑姥姥家走亲戚，这两个坡即是诱惑，又是恐惧。诱惑是那种姐妹几个拉着、拽着的使着劲爬坡的乐趣，恐惧的是上去后向下望的颤抖。
他说自己要努力工作，以后把父母，妹妹都接出来，搬离深山沟。他的话打动了我。
最铭心的是那场风中的瓢泼。正是繁忙的麦收时节，我和父母在一块很长几乎望不到头的地里收麦，也就十几道麦垄，因为长，往外盘比割更费劲，一捆捆走出地头中间还得喘好几回气。眼看还有大半的麦子走不出地头，天立时昏暗下来。这时，姬鸿正好经过地头，原来家里收完麦子，到乡里买菜。自行车的后座上拴着一个纸箱，里面放着瓜一类的蔬菜。没打招呼，他放下车直奔地头扛那捆好的麦子。只一会儿的工夫，豆大的雨点随着风有力地溅落在散放在地里的麦穗上，来不及做出判断，风越发大起来，雨越发猛烈地拍击着水泥路面。赶紧分头寻找避雨的方向，这里离村子还有两里地，父亲与他推着车顶雨赶路，我与母亲则用草帽遮头，相互依靠着往家赶。强有力的雨阻挡着路，压迫着你的呼吸，纵然翻转着身体，雨帘还是横扫着一切的一切。每一步都很艰难，每一刻都湿漉漉。
终于到了家，车后的菜箱子浸了个透，瘫软地倒向一边。那一晚，姬鸿很晚才回家，我们就在东面小屋里，围着铁火炉子，熏透湿的衣裳。面对着四周的黑暗，很安静，暖暖的火光陪着。两双手不禁握在一起，手传递着彼此的呼吸，只是握着，久久不放。我想那时应该是坚定而默契的。那闪烁的火光，夏天的火光。
第二天，我们又见了面，姬鸿只为了告诉我，不想抽烟了，忽然的把烟戒了。
事实却是那样的难以预期，恋爱的消息长了翅膀，飞到了同学的耳朵里，竟是这样的戏侃，“再怎么也不会上了山吧？”一句话，我又一次经历了那场瓢泼大雨。
一场恋爱无终而果，青涩的恋爱季节。
……
三十年过去，不知他真的戒烟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