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转型与家庭变迁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议题。伴随中国社会深刻变革，婚恋观念呈现出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的复杂图景。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发展新常态与婚育文化重构的关键时期，青年婚恋观念的变迁不仅关涉个体幸福，更与生育率波动、家庭结构稳定性及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议题紧密相关。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一方面，社会流动性显著增强、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不断提升以及个体化价值观发展，使年轻一代在婚恋选择中获得了更大的自主空间，情感满足与人格契合在择偶决策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中的家庭伦理观念与亲缘关系网络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代际联系作为家庭关系的主轴在婚恋选择中发挥着深远的影响。这种传统与现代的观念互动不仅塑造了中国特色的婚恋观念变迁轨迹，也为探究代际传递视角下的婚恋观念形成机制提供了独特的社会情境。
婚姻匹配（assortative marriage）作为社会学和人口学研究的关键议题，实质上探讨的是“谁与谁结婚”的社会选择过程。从理论视角看，婚姻匹配既是个体为实现婚姻效用最大化而进行的理性选择，也是受社会结构制约的选择性过程。婚姻匹配不仅关乎个体福祉，更深刻影响着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代际传递。正如布迪厄所指出的，婚姻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核心机制，通过伴侣选择实现了不同资本形式的交换与累积，进而形塑了下一代的生活机会和社会位置。在婚姻匹配的多维属性中，教育匹配因其特殊的社会意涵而备受学术界关注。教育不仅是衡量个体经济潜能与社会地位的关键指标，更是文化资本、认知框架和生活方式的重要载体，已成为当下个体择偶选择偏好中尤为重要的自致性因素。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作为家庭结构的基础性要素，不仅直接影响婚姻质量、家庭决策权、生育意愿和资源分配，更通过复杂的代际传递机制深刻影响下一代的价值观念形成与生活轨迹选择。
纵观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脉络，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呈现出独特的演变轨迹。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和儒家文化“男尊女卑”观念的长期影响下，教育同质婚和“男高女低”的教育梯度婚长期成为婚姻教育匹配的主流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和教育扩张政策的深入推进，教育同质婚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但在教育异质婚中，男高女低型婚姻匹配模式仍占据主导地位，显著超过女高男低型匹配的比例。这一结构性特征为考察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婚恋观念的代际影响提供了独特的社会情境。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性别观念和现代婚恋理念交织的复杂语境下，“门当户对”或男高女低的梯度婚姻不仅被视为符合社会规范的婚配模式，更被赋予了维系家庭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期待。然而，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整体提升、经济独立性的增强和性别平等意识的觉醒，这一传统认知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重构。特别是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中，父母的教育匹配模式可能通过家庭互动模式、教养风格、价值观传递等多重机制，对子女的婚恋观念产生差异化影响。
社会学习理论指出，个体的社会行为与认知图式并非完全依赖直接经验中的奖惩机制，而是更广泛地源于对他人行为及其后果的观察、模仿与认知整合。在家庭这一最初始且影响深远的社会化场域中，父母的婚姻互动模式构成了子代认知世界中关于“何为婚姻”“如何维系亲密关系”的重要范本。文化资本理论进一步指出，教育不仅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也是文化资本的核心载体。父母的教育水平及其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决定了家庭内部文化资本的总量、结构与传递机制，进而深刻影响子代的认知框架、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性别社会化理论与家庭权力理论则指出，在多数社会形态中，尤其是在高度重视家庭教养功能的东亚文化语境下，母亲通常是子代早期成长过程中最为稳定、最为密切的互动对象，承担着更大比例的情感照料、日常规训和价值观启蒙职责。而母亲的教育水平不仅是其个体人力资本与文化资本的重要表征，更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自身性别观念的现代化程度，以及其在家庭教育实践中向子代有效传递这些观念的意愿、能力与策略。
基于上述实践与理论研究背景，本研究以父母婚姻中的教育匹配为切入点，从代际研究视角出发，系统考察其对子女婚恋观念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本研究拟回答以下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不同类型的父母教育匹配模式，包括同质婚与异质婚、高等教育同质婚（即夫妻双方均拥有较高教育背景）与低等教育同质婚（即夫妻双方教育水平均不高）、男高女低型教育匹配与女高男低型教育匹配，如何影响子女的婚恋观念？第二，这种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并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通过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试图揭示婚恋观念代际传递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为理解当代中国青年婚恋观念的形成规律提供新的解释框架。本研究的创新性贡献在于：第一，通过构建父母婚姻教育匹配的类型，拓展了婚姻匹配特别是婚姻教育匹配研究的分析落脚点；第二，通过系统考察性别差异，揭示了婚恋观形成的性别化路径，并实证检验了婚恋观念的代际传递机制，为理解婚恋观的形成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第三，通过实证分析对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与子女婚恋观念的关联机制进行初步探究，深化对中国社会紧密交织的代际关系在子女婚恋选择中作用的理解。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与子女的婚恋观念：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视角
社会学习理论自提出以来，已成为解释个体社会行为习得与认知模式建构的重要理论范式。该理论以其对观察学习、模仿机制及替代性强化等过程的深刻洞察，为我们精细解剖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如何通过家庭内部的微观互动塑造子代婚恋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石。在社会学习理论的框架下，家庭被视为个体社会化的第一课堂。父母的婚姻互动不仅是子代最早接触到的两性关系样本，更是其婚恋观念、亲密关系处理方式、性别角色认知等多重社会性心理结构的原型来源。子代并非被动地“复制”父母的行为，而是作为能动的主体，在自身的认知发展阶段，通过长期观察父母在婚姻场域中的日常互动逐步建构起一套关于婚姻的内在认知框架与行为参照系。
大量家庭社会学研究已证实，不同教育匹配类型的父母，其在婚姻实践中所展现的互动模式存在显著且系统的差异。既有研究已经揭示，高等教育同质婚的家庭由于双方在认知水平、沟通技巧、价值取向（如对性别平等、个体自主性、情感表达的重视）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同质性或兼容性，其婚姻互动更易呈现出以下特征：更为平等的权力结构，决策过程更倾向于协商与理性论证；更为成熟和建设性的沟通模式，能够有效处理分歧并增进情感联结；对婚姻质量本身（而非仅仅是婚姻形式的维持）更高的期许和更积极的经营意愿。
在这样的“婚姻剧场”中，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父母，往往更有可能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言传身教，为子代提供现代婚姻关系的模范，使其在潜移默化中内化现代婚恋观的核心要素。而低等教育同质婚的家庭，其婚姻互动模式则可能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一方面，相对有限的文化资源和沟通技能可能导致其在处理婚姻关系中的复杂情感和实际问题时，更依赖于传统惯习或简化的应对方式。另一方面，这类家庭可能更深地嵌入强调角色固化和传统规范的社区文化网络之中，使得其婚姻互动更易展现出刻板的性别分工、权威式的决策模式，或是在情感表达上显得较为压抑与匮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子代“婚姻脚本”的素材可能更多源于对基于性别角色的义务履行、对经济实用性考量以及对维护家庭形式完整的强调，从而更容易内化传统的婚恋观念。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的上述阐释，并结合不同教育匹配家庭所呈现的差异化“婚姻示范”，本研究提出以下核心假设：
假设1：相较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女表现出更为现代的婚恋观。
（二）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与子女的婚恋观念：基于文化资本理论
文化资本理论自提出以来，已成为理解家庭社会化、代际流动与价值观传递的重要理论工具。文化资本理论将文化资本区分为三种基本形态：内化形态（incorporated）、客观化形态（objectified）和制度化形态（institutionalized）。父母的教育程度，作为高度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不仅直接关联其知识体系、认知技能和语言表达能力（即“惯习”），还决定了家庭所能占有和接触的客观化文化资本（如藏书、艺术品、文化活动参与等）以及家庭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正式地位（如学历、学位等官方认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不断拓展文化资本理论在家庭社会化领域的应用，揭示了不同教育匹配家庭在文化氛围、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系统性分化，以及这种分化对下一代社会化结果的深远影响。
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文化资本的传递并非简单的“灌输”，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微互动、价值判断、审美趣味、生活格调、休闲方式等多维度、多层次的“润物细无声”式影响实现的。例如，家中藏书的类型与数量、家庭成员参与文化活动的频率、亲子共读的选材与引导、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家庭内部讨论、餐桌礼仪和人际交往的示范等，均在无形中塑造着子代的认知图式、价值偏好和行为取向。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父母更倾向于为子女营造鼓励独立思考、尊重个性发展、包容多元价值的家庭文化氛围，而低等教育背景的父母则可能更强调传统规范、角色本分和集体利益优先。
在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中，由于父母双方均拥有较高的教育资本，其家庭可能具备较为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婚恋观念的代际传递过程中，这类家庭的父母有可能在有意或无意中倡导以个体幸福感、情感契合度、精神共鸣和两性平等为核心的现代婚恋价值观。例如，他们可能会通过讨论文学影视作品中的婚恋主题，分享自身在亲密关系中的经验与调适方式，或引导子女理性审视社会对婚恋的刻板印象等途径，向下一代传递自主择偶、重视婚姻质量以及性别角色灵活互补等现代婚恋观念，这有助于子代形成并认同更为现代的婚恋观念。而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总量相对有限，且其资本形态更多地体现为与特定地域、社群紧密相连的地方性知识、传统习俗和实用性技能。在这样的家庭文化环境中，对传统婚姻规范——如“门当户对”的匹配原则、婚姻的经济合作和代际延续功能、严格的性别分工与角色期待——的认同度和传承惯性更为强大。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社会网络和信息来源也表现出较高的同质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接触多元婚恋观念的可能性，并可能在客观上强化传统观念的代际再生产。子代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其社会化过程更多发生于强调集体利益优先、恪守角色本分、遵循既定传统路径的婚恋话语体系中，更容易将传统婚恋观念视为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自然秩序”。此外，家庭内部的沟通方式、冲突处理模式、情感表达风格等也更可能呈现出权威、压抑、回避等传统特征，进一步加深了子代对传统婚恋观念的认同与内化。
基于文化资本理论的上述阐释，不同教育匹配家庭在文化资本积累、传递与活化机制上的系统性差异，可能进一步影响子代婚恋观念的形成。因此，本研究在假设1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在高等教育同质婚、低教育水平同质婚、男高女低型教育匹配及女高男低型教育匹配四类典型父母教育匹配模式中，成长于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代，其婚恋观念整体上表现出更为突出的现代性特征。
假设2b：与此相对，在上述四类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中，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代，其婚恋观念则可能最为显著地保留着传统观念的烙印。
不同的婚姻教育匹配模式——特别是男高女低型教育匹配（即妻子教育程度低于丈夫）与女高男低型教育匹配（即妻子教育程度高于丈夫）这两种异质婚类型——不仅直观地反映了配偶双方在制度化教育资本上的差异，还往往嵌入并折射出家庭内部复杂的权力结构、资源协商机制，以及由此形塑的性别角色分工与互动模式。
在男高女低型教育匹配家庭中，丈夫相对较高的教育背景，以及可能由此关联的职业声望、收入水平或社会网络优势，可能使其在家庭决策权、经济支配权以及对外事务代表权等方面更容易占据相对主导地位。这种资源优势格局在缺乏明确反思与平等协商的情况下，可能维系乃至强化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理念，即“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或形成“男性作为最终决策者”的隐性框架。子代在此类家庭环境中，可能更多观察到一种由父亲权威主导，或父亲在关键事务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家庭互动与决策模式，从而更容易在认知层面将这种性别权力配置视为“常态”或“合理”，并将其内化为自身未来婚恋关系中关于性别角色的预期与行为参照。
而在女高男低型教育匹配家庭，妻子的教育优势为打破传统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构建更为平等的家庭权力关系提供了客观可能性。拥有较高教育背景的妻子可能在职业发展、家庭收入贡献、知识视野与沟通能力等方面更具优势，从而在家庭决策、资源分配以及与丈夫的权力协商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能动性。她们更有可能在家庭生活中实践并向子女（尤其是女儿）示范一种突破传统女性角色局限、追求个体价值实现、强调两性伙伴关系的现代生活方式与婚恋理念。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c：在四类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中，女高男低型教育匹配家庭的子女婚恋观可能比男高女低型教育匹配家庭的子女更现代。
（三）父母性别角色差异、权力互动与子代婚恋观的性别化建构
家庭不仅是价值观传递的核心场域，更是个体性别角色社会化的首要熔炉。父母在婚姻实践中展现的性别角色分工、权力互动模式及其对不同性别子代的差异化社会期望，深刻塑造着子代婚恋观中与性别相关的认知、情感与行为取向。性别社会化理论与家庭权力理论为我们揭示父母性别角色与权力结构如何通过日常互动影响子代婚恋观，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性别社会化理论指出，母亲作为主要的社会化施动者，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其不经意间流露的价值偏好、情感表达方式乃至对社会规范的遵从或挑战，对子代特别是对其同性别的女儿，均发挥着更为直接、更为深刻且更具情感渗透力的示范与模塑作用。母亲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于子代（尤其是女儿）持有更为现代的婚恋观念，具有显著且通常强于父亲教育水平的正向预测力。这一影响的背后机制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更可能持有并信奉性别平等、婚姻自主、个人价值实现等现代性别与婚恋理念，并能通过日常亲子互动、家庭教育实践等多种方式，将这些理念有效地融入子代的成长过程。基于母亲在子代社会化过程中，特别是在情感与价值观领域可能扮演的更为核心的角色，以及其教育水平与现代观念传递之间的紧密联系，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与父亲相比，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婚恋观的影响更大。
（四）子代能动性与婚恋观的性别化形塑
子代并非被动接受父母传递的婚恋观念，而是在社会化过程中发挥能动作用。其性别身份，是影响其接收、阐释、协商并最终内化特定婚恋价值观的重要个体因素。性别角色理论深刻揭示了社会文化系统对男女两性在行为规范、人格特质、社会角色乃至人生轨迹上所预设的差异化期望与评价标准。这些性别化的社会期待通过家庭、学校、同伴群体及大众传媒等多重渠道，持续渗透到个体的成长历程中，深刻塑造着子代对自身性别角色的认同、对异性角色的预期，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婚恋价值观。
在婚恋这一高度性别化的领域，男女两性所面临的社会脚本与文化规范存在显著差异。传统观念中，男性常被赋予更多主动性、支配性和工具性角色，其成功通常与事业成就、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相联系；而女性则更多地被期待扮演被动性、表达性、养育性和关系维护者的角色，其价值更容易在婚姻家庭的框架内被定义。这些根深蒂固的性别化期待，不可避免地导致男女两性在婚恋观念的特定构成维度上表现出系统性差异。女性由于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常被鼓励关注人际关系质量、情感体验深度以及沟通有效性，可能更容易认同并积极追求以两性平等、情感满足、深度沟通和共同成长为核心要素的现代婚恋观；而男性则可能因传统观念赋予其在两性关系中的某些结构性优势，更侧重于婚姻的工具性功能，对传统婚恋观中的某些方面表现出更高的认同度。
子代的性别身份并非孤立地发生作用，而是与父母婚姻的教育匹配模式所营造的特定家庭环境之间产生复杂的交互效应，共同形塑其婚恋观念的最终样态。例如，在父母均为高等教育背景且奉行性别平等理念的同质婚家庭中，女儿可能更易于形成独立自主、追求平等的现代婚恋观。一方面，母亲作为同性别的重要他人，其行为模式与价值取向为女儿提供了可参照的角色范例；另一方面，父亲对女性能力与价值的认可，也有助于女儿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固守，从而更趋近于一种平等、开放的婚恋认知。而在低等教育同质婚且传统性别观念较为浓厚的家庭中，男性子代可能更容易全盘接受并内化这些传统规范，而女性子代即便身处这样的家庭环境，也可能因在更广阔的社会场域接触到现代性别平等观念而产生观念张力、认知失调，或发展出对传统与现代观念进行选择性吸收与调和的复杂婚恋态度。
基于对子代性别在婚恋观形成过程中的能动性及其与家庭环境交互作用的深入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不同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下，子女的婚恋观存在性别差异。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持实施的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anel Survey of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PSCUS）数据。该调查以教育部承认学历的高等学校为总抽样框，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按照“学校—专业—班级”三个层次进行抽样。样本学校覆盖不同层次（“985”高校、“211”高校、普通本科院校、高职院校）、学科类型（综合类、理工类和文科类）和地域分布（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华中、华东和华南）。PSCUS每年针对高校在校生与毕业生进行跟踪调查。本研究使用2023年在校生调查数据，剔除缺失值后，有效样本量为10,151人。
（二）变量的选择
1.解释变量：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
本文参考李安琪对父母婚姻教育匹配的处理，遵循《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分类标准，将父母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大类。教育匹配的本质是夫妻受教育程度的相互比较，根据上文对受教育程度的划分，在本研究中，如果父母受教育程度相同，则视为同质婚；如果父母受教育程度不同，则视为异质婚。在异质婚中，如果母亲的受教育程度高于父亲，则称为女高男低型教育匹配；如果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低于父亲，则称为男高女低型教育匹配。此外，为了区分同质婚内部的差异，本研究将父母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作为划分标准，如果父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则为低等教育同质婚，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为高等教育同质婚。
2.结果变量：婚恋观
结果变量选取问卷中婚恋观部分的多个题项，对受访者的婚恋观念进行操作化测量，包括对婚恋关系中结婚意愿、同居与婚姻关系、婚育关联、亲子关系互动以及婚礼仪式等方面的态度评估。具体题项为：“恋爱比单身更幸福”“结婚比单身更幸福”“谈恋爱不一定要有结婚意愿”“同居不一定要有结婚意愿”“结婚后不一定要有孩子”“夫妻双方对婚姻质量不满，离婚通常是最佳的解决方法”“选择恋爱对象，不一定听取父母的意见”“选择结婚对象，不一定听取父母的意见”“结婚不一定要举办婚礼”“举办婚礼，不一定要听取父母的意见”。由于部分题项为否定性表述，本文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反向编码，即分数越高代表婚恋观念越传统，以便构建统一方向的婚恋观测量指标。
本文采用主成分法和正交旋转，提取出三个潜在因子，并根据各因子与不同题项的相关程度分别命名为：（1）“亲子共生”，主要与“选择恋爱对象，不一定听取父母的意见”“选择结婚对象，不一定听取父母的意见”和“举办婚礼，不一定要听取父母的意见”有较高相关性，反映父母意见与子女婚恋决策之间的关联；（2）“婚育一体”，主要与“谈恋爱不一定要有结婚意愿”“同居不一定要有结婚意愿”和“结婚后不一定要有孩子”有较高相关性，体现婚姻与生育之间的连续性；（3）“普婚规范”，主要与“恋爱比单身更幸福”和“结婚比单身更幸福”有较高相关性，涵盖传统的婚姻认知与形式规范。这一因子结构符合中国文化情境中婚恋观念的多维特性。本文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25.85%、25.25%、21.30%）作为权重，构建综合性传统婚恋观指标，并将其标准化至0—100区间。该指标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α=0.81），可为分析婚恋观念的代际传递机制提供较为可靠的测量工具。
3.其他控制变量
除此之外，本研究还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婚恋观念的混淆变量。在回归模型中，本文控制了子女的性别（0=女性，1=男性）、年龄（连续变量）、独生子女身份（0=否，1=是）、户口类型（0=乡村，1=城市）、亲子关系和自评经济地位（见表1）。
（三）分析策略
1.父母教育水平对子代婚恋观的影响
基于教育资本理论与家庭社会化理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不仅代表着家庭的文化资本积累，也通过日常互动和价值引导深刻影响子代的婚恋观念。为检验父母教育资本对子代婚恋观的独立影响，本文首先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因变量为子代婚恋观得分（ff_score），主要自变量为父亲教育程度（F_edu）和母亲教育程度（M_edu），控制变量包括子女性别、户口类型、独生子女身份、自评经济地位、年龄及亲子关系。该模型有助于揭示父母各自教育资本对子代婚恋观的直接作用及其相对影响力。
2.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子代婚恋观的影响
在婚姻市场中，教育同质性理论指出，受教育程度相近的个体更倾向于结为伴侣，这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不仅影响家庭内部的互动氛围，也对下一代的社会化路径产生深远影响。为进一步考察父母婚姻教育匹配结构对子代婚恋观的影响，本文引入婚姻教育匹配虚拟变量，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edu_match为父母婚姻教育匹配类型的虚拟变量，其余变量含义同上。该模型能够有效识别不同婚姻教育结构对子代婚恋观的结构性影响，避免父母教育高度相关带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并揭示家庭教育结构在代际价值观传递中的作用机制。
四、分析结果
（一）父母的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婚恋观的影响
配偶教育的外显和内显作用可能带来教育的溢出作用，进而影响到家庭内部的子女。在传统的社会角色分工体系下，教育的性别化差异带来家庭教养方式、父母参与程度与决策的差异，因此受教育程度具有优势的一方对子女观念的影响因父母角色而异。为此，本研究将婚姻教育匹配模式的虚拟变量加入模型中，进一步分解父亲受教育程度与母亲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婚恋观的影响差异，以及家庭内部视角下婚姻匹配模式对子女婚恋观的影响（见表2）。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05，**p<0.01，***p<0.001。
根据模型（1）（3）（5）（7）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纳入相关控制变量后，母亲高等教育对子代传统婚恋观总分及各分维度（如亲子共生、婚育一体、普婚规范）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且系数绝对值大于父亲高等教育，显示母亲教育资本在家庭社会化和价值观传递中的核心作用。母亲高等教育的回归系数在控制父亲教育水平及其他变量后依然表现出高度显著的负向效应，显示母亲教育资本能够显著削弱子代的传统婚恋观，使其观念更趋现代。母亲中等教育的负向效应亦达统计显著，但影响幅度明显低于高等教育组别，提示母亲教育资本对子代传统婚恋观的影响可能存在“阈值效应”，即高等教育水平的母亲对子代传统观念的弱化作用尤为突出。父亲高等教育同样展现出显著负向影响，而父亲中等教育的效应仅边缘显著，表明父亲教育资本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层级。此外，对父母教育效应的比较显示，母亲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在绝对值和统计显著性上均高于父亲高等教育，凸显了母亲教育资本在家庭社会化和价值观传递中的核心地位。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假设2a，也与母亲在子代认知与价值观形成中核心塑造者角色的理论预期高度契合。母亲教育优势可能通过更为频繁的亲子互动、情感交流和价值引导等机制，直接影响子代对传统婚恋观念的松动与现代观念的内化。
根据模型（2）（4）（6）（8）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控制相关变量并以低等教育同质婚为参照组的基础上，男高女低型教育匹配、女高男低型教育匹配和高等教育同质婚三类匹配模式对子代传统婚恋观总分及各分维度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高等教育同质婚”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匹配类型中效应最为显著，表明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最有助于使子代观念趋于现代。该结果有力地支持了假设2a、假设2b与假设2c，即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代在传统婚恋观上最不保守。
男高女低型教育匹配对子代传统婚恋观的削弱效应虽显著高于低等教育同质婚，但低于“女高男低型教育匹配”和“高等教育同质婚”，显示在“男高女低”传统匹配模式下，家庭教育资本总量的提升仍能一定程度上削弱子代的传统婚恋观。而“女高男低型教育匹配”的效应不仅高于“男高女低型教育匹配”，且接近高等教育同质婚，进一步凸显母亲教育优势在异质婚家庭中的独特作用。母亲高等教育在“女高男低型教育匹配”结构中对子代传统婚恋观的削弱作用，可能通过强化性别平等、提升家庭协商能力等机制实现。
三种非低等教育同质婚的匹配类型对子代传统婚恋观的负向效应，反向印证了假设2b，即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代最易保留传统婚恋观念。这一结构性特点可能源于父母双方教育资本的双重缺失，导致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对传统性别规范和婚姻观念的强化与再生产。在性别差异方面，男孩变量的回归系数为5.427，表明在控制父母教育及婚姻匹配类型后，男性子代的传统婚恋观显著高于女性子代。这一结果充分验证了假设4的核心预期，反映出性别社会化过程中的系统性差异。女性子代更易认同和追求现代婚恋价值观，可能与其在传统性别秩序中的相对弱势地位及对性别平等、个体自主的更高敏感性密切相关。
控制变量方面，城乡的正向效应表明农村子代的传统婚恋观更强，城市子代更易接触多元文化与现代价值观。亲子关系的高度显著负向影响则强调了良好的家庭互动质量有助于削弱子代的传统婚恋观，促进现代观念的形成。
（二）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子女婚恋观影响的性别异质性
为探究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子代婚恋观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在模型中加入了性别与婚姻教育匹配模式的交互项。从交互项的系数来看，“男高女低型教育匹配×男孩”的交互项在婚恋观总分上显著为正，表明男高女低型教育匹配对男孩婚恋观总体得分的正向影响显著强于对女孩的影响。同样，“高等教育同质婚×男孩”的交互项在婚恋观总分上也显著为正，表明高等教育同质婚对男孩婚恋观总体得分的正向影响显著强于对女孩的影响（见表3）。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05，**p<0.01，***p<0.001。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子代婚恋观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性别异质性，主要体现在男高女低型教育匹配和高等教育同质婚对男孩婚恋观总体得分的影响显著强于对女孩的影响。这一发现部分支持了假设4中关于父母婚姻教育匹配模式与子代性别交互作用的预期。当然，也应看到，子代并非被动接受父母传递的婚恋观念，而是在复杂的社会化网络中能动地接收、阐释和内化特定婚恋价值观。随着社会性别观念的变迁，传统的性别化社会期待可能正在弱化，使得父母婚姻教育匹配对不同性别子代婚恋观的影响趋于减弱。尽管如此，男女两性在婚恋观各维度上仍存在显著差异，这反映了社会文化系统对男女两性在行为规范、人格特质和社会角色上的差异化期待，这些期待通过家庭、学校、同伴群体及大众传媒等多种渠道，深刻塑造着子代对自身性别角色的认同与婚恋价值观。
五、结论与讨论
在中国社会深刻转型与家庭结构持续变迁的宏观背景下，婚恋观念的代际传递与演变不仅是社会文化重构的重要表征，也成为洞察性别秩序动态调整的关键窗口。本研究聚焦父母婚姻教育匹配类型这一核心解释变量，系统考察其对子代传统婚恋观念的塑造作用，并进一步剖析了性别、城乡等关键分层变量在其中的异质性影响机制。
首先，从样本分布来看，低等教育同质婚仍占主导地位，男高女低型教育匹配次之，高等教育同质婚与女高男低型教育匹配比例相对较低。这一分布特征同时也反映出近年来女性教育水平提升背景下女高男低型教育匹配比例的逐步增长。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清晰揭示，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及其婚姻教育匹配模式对子代传统婚恋观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在高等教育同质婚家庭中成长的子女，无论是在传统婚恋观总分上，还是在亲子共生、婚育一体、普婚规范等具体维度上，均表现出最为显著的现代化倾向，其传统观念的固守程度最低。这一结构性特点的形成，可能与父母双方共同拥有的高等教育背景密切相关。这种共同背景不仅带来了更为开阔的知识视野和信息获取能力，也促进了家庭内部形成一种基于平等协商的氛围和理性沟通的模式。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子女得以接触并内化更为多元、开放与包容的价值观，从而在婚恋认知上更早地摆脱传统束缚。值得注意的是，男高女低型教育匹配与女高男低型教育匹配家庭的子女，在传统婚恋观上的得分亦显著低于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特别是女高男低型教育匹配家庭，其子女的婚恋观念现代化程度更为突出，这进一步印证了母亲的教育资本在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尤其是在价值观代际传递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与独特影响力。
其次，研究进一步发现，母亲的高等教育背景对于子代传统婚恋观的消解作用，显著强于父亲高等教育背景的影响。母亲的教育资本并非仅仅是知识水平的体现，它更可能通过更为频繁、细致的亲子互动，更深层次的情感交流，以及更具引导性的价值观念渗透，直接且有效地促进了子代婚恋观念向现代化的转型。这可能与母亲在家庭分工中更多承担教养责任，以及其在情感支持和沟通技巧上可能存在的性别优势有关。
再次，性别异质性分析中，本研究观察到，男高女低型教育匹配和高等教育同质婚这两种特定的父母婚配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男孩群体所持有的传统婚恋观念，促进其观念向更为现代和平等的方向发展。这一结果部分支持了父母婚姻教育匹配与子代性别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的理论假设，同时也提示我们：一方面，在性别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对不同性别角色的规范性期待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子代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在当前社会性别观念快速变迁的宏观背景下，家庭内部的结构性因素对不同性别子代婚恋观的具体影响路径，正在经历着微妙而深刻的调适与重塑。
最后，本研究还关注到城乡差异对子代婚恋观的持续性影响。结果显示，来自农村家庭的子女，其传统婚恋观念得分普遍高于城市同龄人，这表明城乡之间在社会文化环境、信息开放程度以及现代化进程等方面的差异，依然对个体婚恋观念产生着显著的分化作用。一项值得注意的发现是，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良好的亲子关系均能显著削弱子代的传统婚恋观。这突出表明，家庭内部的互动质量，如情感支持、有效沟通和相互理解，在促进子代观念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积极角色，其重要性甚至可能超越部分结构性因素。
综上，本研究的经验发现回应并拓展了既有关于家庭社会化与婚恋观代际传递的理论解释框架。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高度紧密且充满情感张力的语境下，婚恋观的代际传递绝非任何单一理论所能穷尽。社会学习理论为理解家庭内部婚姻互动如何塑造子代婚恋认知提供了基础性框架。子代通过观察父母日常互动中的协商模式、情感表达与性别关系实践，内化特定的婚恋脚本，但该理论难以充分回应一种极具现实意义的反向可能，即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的子代同样可能因目睹传统婚姻中的权力压抑与情感匮乏，而走向对传统观念的拒斥。
不同教育匹配家庭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则体现了文化资本理论对家庭价值观代际再生产的解释力，婚恋观差异背后实质上是家庭文化资源、认知方式与生活逻辑的结构性分化。然而，亲子关系对传统婚恋观具有显著的消解效应。这意味着，即便在文化资本相对匮乏的低等教育同质婚家庭中，高质量的情感联结同样可以松动传统观念的代际再生产，这是以资本占有量为核心的理论逻辑难以完全涵括的。代际传递的关键机制并非资源多寡本身，而是嵌入于资源之中的关系质量与情感实践。这一发现也为社会学习理论的补充和修正提供了方向：良好的亲子关系可能为子代提供更为稳定而充分的情感支持，使其更有能力突破父母婚姻模式所设定的认知边界。
母亲性别角色与权力互动视角有效凸显了母亲教育资本在子代婚恋观形塑中的核心地位，这与性别社会化理论中母亲作为首要社会化施动者的角色预期高度一致。但在双亲共同参与教养趋势日益明显的背景下，这一视角可能低估了父亲角色从经济供养者向情感陪伴者转型对子代观念产生的复合效应，而这一效应尚未得到充分理论化。这意味着，性别社会化理论需要超越母亲主导的单向叙事，发展出能够涵括双亲教育参与与权力协商动态过程的综合性分析框架。
子代能动性视角打破了子代作为观念被动接收者的惯有假设，但子代如何在日常情境中对父母传递的婚恋观进行选择性吸收、策略性调适乃至创造性转化，这些微观层面的能动实践是量化范式难以触及的，有待质性研究进一步深度开掘。未来研究应在过程视角下，聚焦亲子间围绕婚恋议题展开的日常对话、隐性博弈与情感调适，以期更为全面、动态地揭示家庭结构、社会网络、个体能动性与婚恋观念变迁之间更为精细的互动机制与深层逻辑。
当然，本研究在方法上也存在若干局限，可供未来探讨。例如，研究所采用的数据主要基于横截面调查，这使得我们难以精确捕捉婚恋观念随时间推移的动态变迁过程及其因果链条；同时，部分核心变量，如传统婚恋观的测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被访者主观认知偏差的影响。
深入探讨亲代婚姻教育匹配与子代婚恋观之间的效应及其作用机制，首先需要理解个体。个体并非在真空中理解家庭、婚姻、自我和社会，而是在既定角色与现实情境中采取策略性行动其生命历程受到数字社会、家庭环境和文化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社会转型、文化遭遇以及个体观念形成等一系列维度，如何在家庭中相互塑造，又经由何种形式妥协现实并寻求平衡，是一个值得长期关注的问题。
*注释、英文摘要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