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我与氢能的一场“错位恋爱”

2020年，我离开体制，满怀憧憬地踏入氢能行业。

那时候，身边人听说我做氢能，眼睛里都带着光。“终极能源”“双碳风口”“下一个万亿赛道”——这些词不光写在政府报告里，也写在每一个氢能人的理想里。

六年后的今天，公司停摆，账上没钱，我已经半年没领到工资。36岁，刚好跨过了那道叫“35岁黄金就业周期”的门槛。

回头望，这六年，像谈了一场轰轰烈烈却无疾而终的恋爱。谈不上后悔，但确实疼。

第一家公司的老板，原本是个投资人。

他最早是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项目的，2017年氢能还没火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往里投钱。投了一轮，亏了；不甘心，2018年干脆自己下场创办公司，从“看别人干”变成了“自己干”。

他不是技术出身，但那股子执拗劲儿让他一头扎进了研发里。实验室、测试台、电堆组装线，他不一定亲手操作，但每一个关键节点的数据和逻辑，他都逼自己啃下来。从投资逻辑到技术语言，他硬生生地完成了跨界的自我改造。

那几年他四处路演、见投资人、跑政府关系，应酬桌上没少喝。一个原本可以退回到资本圈的人，偏偏选了最重、最慢、最不确定的一条路。

可惜，执着没能战胜周期。项目回报周期太长，融资断档，供应商围堵，员工讨薪，最后他成了被执行人，上了限高名单。

他不是坏人。他只是在一个风口起飞的时候，还没长出坚硬的翅膀。

第二家公司做制氢装备，老板是另一种典型。

精明、务实、有资源、有人脉，几十年商海浮沉攒下厚实家底。朋友一撺掇，他就杀进了氢能。买地、建基地、招团队，图纸挂满了整面墙，颇有“再造一个事业版图”的架势。

不到四年，负债压顶，项目停工，基地被施工方堵了门。

两个老板，两种来路，同一个岔路口。我忽然明白——在真正成熟的商业模式跑通之前，氢能这片滩涂上，谁都不是那个一定能走到对岸的人。

2019年，氢能再度爆火。

2021年起，头部光伏企业高调跨界。2022年，“3+2”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格局成型，加氢站两年新增超200座。那两年的氢能圈，聚会时酒是喝不完的，PPT是改不完的，投资人是从早排到晚的。

可热闹归热闹，真正能自我造血的商业模式，始终没跑出来。

到了2025年，行业明显降温。进入2026年，数据更不乐观：绿色氢氨醇项目备案数量同比下滑超四成，制氢电解槽实际落地装机率不足2%，产能严重过剩，价格战打得连成本线都快守不住。

下游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同样大幅走弱。有同行开玩笑：“以前是抢着上项目，现在是抢着找下家。”

海外巨头也在撤退。英国石油接连终止氢能项目，壳牌退出挪威布局，康明斯计划收缩绿色氢能业务。全球近三十年在氢能上烧了几千亿美元，迄今几乎没有一家实现稳定盈利。

行业里流传一个预测：到今年底，氢能企业可能消失四成；到2029年，现存企业数量或许只剩现在的十分之一。

这些数据我不知道准不准，但身边一家家倒下的公司，是真实的。

“老早一批入局氢能的人，大部分都失业了，或者转行了。”

这句话前几天在群里看到，没人反驳，只有一串沉默的点赞。

有个朋友，2013年入行，坚持到2019年转去了汽车行业，算是跑得快的。还有一位同行，投了上百份简历，只收到四个面试通知。

一个更现实的数据是：今年不少氢能相关企业的招聘通道，对“零氢能履历”的候选人几乎关闭。即便你是化工、材料专业的硕博，简历筛选通过率不足5%。

行业不要新人，也不太欢迎半路转行的，那我们这些有六年经验却刚好36岁的人呢？

35岁，像一道隐形的线。线上是“经验丰富”，线下是“可能太贵”。国家有氢能的“十年规划”，我们有自己的“十年房贷”；城市群在揭榜挂帅选赛道，我们在招聘软件上被算法筛选。

说不焦虑，是假的。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反复问自己。

如果六年前留在体制内，现在也许安稳得多。如果三年前果断转行，也许不用面对今天这个尴尬的局面。

可人生没有如果。

这六年，我亲眼见证一个行业从狂热到冷静，从万众瞩目到门庭冷落。我见过投资人变成创始人之后的孤注一掷，也见过精明老手在陌生赛道里的力不从心。我学到了电解槽的效率曲线，看懂了燃料电池的寿命瓶颈，也终于明白了一个朴素的道理——

任何一个伟大的能源革命，都要经历不止一轮的泡沫与出清。而我们这一批人，恰好踩在了第一轮退潮的节点上。

这当然是不幸的，但也未必全是浪费。

至少，当下一代氢能浪潮真正来临时，如果有人要写那段曲折的早期史，我们就是活着的注脚。

我36岁，半年没发工资，公司停摆，前路未卜。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个行业，也不知道会不会被迫离开深耕了六年的领域。但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如果你也是其中一员——

你还好吗？

还在坚持，还是已经转身？

你觉得这六年是错付了，还是必经之路？

我没有答案。可能你也没有。

但没关系。有些路，走过了，它就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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