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中的法律风险

引言｜当“我们的”重新变成“你的”和“我的”

多数恋爱纠纷，并不是从一张借条或一份协议开始的。它们常常始于一笔没有备注的转账、一套只登记在一人名下的房子、一张只发给一个人的照片。关系尚在时，双方觉得没有必要说得太清；关系结束后，没说清的部分便成了争议。

我国民法没有对“恋爱关系”的特殊规定。两个人确立恋爱关系，不会像登记结婚那样，随即产生一整套法定身份和财产义务。不过，恋爱中的每一项具体行为仍然受法律约束：转账可能构成赠与或借贷，共同购房可能形成共有或债权，传播私密影像可能侵犯人格权，持续跟踪和堵门也可能触发保护令乃至刑事责任。

这类案件进入法院后，一段感情会被拆回若干可以查明的事实：钱给出去时，双方是否谈过归还；共同生活期间，谁出了资、谁作了登记；亲密接触发生时，对方是否同意；照片交给一个人以后，是否允许继续转发；分手以后，对方有没有明确表示不愿再被联系。本文讨论的并非如何给爱情定价立约，而是关系中的财产、身体、隐私和安全应当如何保留边界。

一、“520”是礼物，还是借款？

分手以后，付款的一方可能拿出一长串转账记录，称这些钱都是借款；收款的一方则可能说，当时只是恋爱中的赠与和日常开销。转账记录能够证明钱已经支付，却很少能够独自回答“为什么支付”。法院审查则需要回到付款当时，查看备注、聊天内容、交往阶段、金额大小和实际用途。

郑州法院公开的一起案件中，男方在恋爱期间向女方转账六万余元。部分款项附有“生日快乐”“节日快乐”“买衣服吧”等文字，也有一些金额较大而用途不明。法院没有把全部转账作同一处理：带有祝福、示爱或者明确赠送用途的款项被认定为赠与，其余款项再结合双方交往情况分别判断。[1]

这一处理方式比单纯讨论“520”“1314”是否具有特殊含义更接近真实生活。同一对情侣之间，今天的五百二十元可能是红包，明天的两万元可能是周转借款，后来支付的购车款又可能与结婚安排有关。数字本身不会替一笔钱确定法律性质。

赠与和借款的差别，落在付款时的意思表示上。《民法典》所称赠与，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借款合同则包含借款人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义务。主张借款的一方不仅要证明钱已交付，还要证明对方承诺归还。借条当然最直接，聊天中明确写明“这两万元先借你交房租，明年三月前还”也能形成重要证据。[2]

大额给付也不能只凭金额下结论。最高人民法院2026年发布的涉彩礼典型案例中，男方已支付六万六千元礼金，女方又表示，男方出资十五万元购车后，双方即办理结婚登记。两人共同生活不足一个月，最终没有登记结婚。法院根据聊天记录认定，十五万元购车款与缔结婚姻直接相连，具有彩礼性质；但返还数额还要扣除共同生活中的实际消耗，并考虑终止妊娠等情况，最后判令返还十七万余元。[3]

另一类案件则反映出正常交往与借婚恋索财之间的界线。最高人民法院公开的一起案件中，一方在异地交往期间反复索要房租、首饰和生活费，并以“给够钱才领证”等说法继续要求付款。法院结合交往模式、财物流向和双方聊天内容，认定相关给付已经超出通常恋爱赠与的范围，支持返还。[4]

因此，借款应当在付款时写清金额、用途和还款期限；购车、购房、装修等支出若与结婚登记挂钩，也应把这一条件留在聊天或书面材料中。关系结束后再把所有开销统称为借款，或者把所有大额给付统称为彩礼，都很难替代当时留下的证据。

二、住在一起，财产怎么划分？

同居会迅速打乱财产的外观。房租从同一张卡里扣，家具由两个人陆续购买，网店收益进入其中一人的账户，宠物的购买人和长期照料人也可能不是同一个人。生活财产已经混在一起，法律上的归属却未必随之改变。

自2025年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对此作了专门规定。双方均无配偶的同居关系中，有约定的依约定处理；没有约定且协商不成时，各自取得的工资、奖金、劳务报酬、知识产权收益以及继承、受赠财产，原则上归各自所有。共同出资购置的财产、共同经营收益和其他无法区分的财产，则以出资比例为基础，并结合共同生活、共同子女和贡献大小等因素处理。[5]

这条规则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前提：双方均无配偶。若其中一人仍在婚姻关系中，所谓“共同生活财产”还可能牵涉其配偶的夫妻共同财产权益，不能直接照搬无配偶同居关系的析产规则。

房屋只登记在一人名下，并不意味着另一人的出资可以被忽略；但支付首付或偿还月供，也不会当然带来一半产权。法院仍要查明双方是否约定共有、登记在一人名下的原因、贷款由谁承担，以及出资究竟是借款、赠与还是共同购房款。房价和贷款周期都很长，购房时写明首付比例、产权登记、月供负担和关系结束后的处置方式，比事后依靠亲友回忆稳妥得多。

共同经营网店、工作室或自媒体账号时，争议又会落在另一组问题上：账号实名在谁名下，收入进入哪个账户，设备是谁购买，商标和作品版权归谁，客户资料能否由一方带走。恋爱期间的分工通常很随意，诉讼中的权利证明却需要合同、付款记录、后台数据和作品形成过程。宠物纠纷也是如此。现行法律没有一套统一的“宠物抚养权”规则，购买凭证、登记信息、长期照料、费用承担和饲养条件都可能影响处理结果。

亲密关系还会带来接触他人财物的便利。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公开的一起案件中，男方利用同居期间掌握钥匙和财物位置的机会，将保险柜中的现金换成练功券，转走车辆，并用赝品替换名牌包。能够接触保险柜、车钥匙和名牌包，只能说明行为为何容易实施，并不会赋予其处分权。这类盗取、调包行为不能因为双方曾经共同生活，就被归为普通的“感情纠纷”。[6]

共同生活未必需要一份面面俱到的合同，但大额共同支出最好保留合同、发票和转账备注。银行卡密码、验证码、车辆证件、保险柜钥匙及重要账号也不宜长期交由另一方完全控制。信任可以解释双方为什么愿意共享生活，不能代替财产归属和授权范围。

三、被人隐瞒婚史欺骗，哪些钱可以要回来？

“欺骗感情”在法律上也有可能产生后果。夸大收入、许下后来没有兑现的承诺、交往中途移情别恋，通常不会仅凭这些事实产生法律后果。但是婚姻状况、真实身份和重大债务等信息一旦影响到对方的大额财产处分，案件甚至可能会进入返还、侵权甚至刑事诈骗的讨论。

最高人民法院公开的一起典型案例中，周某早在1992年便与他人登记结婚，却在婚恋网站填写“离异”，并与肖某交往。2014年至2019年间双方互有转账。法院扣除五百元以下及明显具有赠与性质的款项后，认定肖某多支付二十四万元。聊天记录显示，肖某曾明确表示，若知道周某已婚，便不会与其交往。法院据此判令周某返还二十四万元及利息。[7]

该案没有把恋爱期间的全部支出一并退回。小额赠与、节日消费和经过双方核算的特定款项仍被区分处理。隐瞒婚史会影响法律评价，却不会让每一顿饭、每一件礼物都认定为债务。

收款人还可能面对对方配偶提起的诉讼。《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七条规定，夫妻一方为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目的，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另一方主张赠与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收款时是否知道对方已婚，会影响个案中的过错和利益衡量，但未必能够阻止配偶追索夫妻共同财产。[8]

刑事诈骗的判断更为严格。侦查和审判机关会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通过虚构身份、虚构困难或编造结婚计划使对方处分财产。一次感情破裂不能倒推出诈骗；同时与多人以结婚名义交往、重复索取大额财物、收款后失联或迅速转移钱款，才更接近刑事案件通常关注的事实。

四、怀孕、流产与孩子：分手后责任不消失

涉及怀孕和终止妊娠的纠纷，在互联网上可能会被“青春损失费”“生育权利赔偿”代称。而就司法裁判而言，真正要查明的是：原告要说明对方实施了什么行为，自己遭受了哪些身体、财产或精神损害，以及行为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2013年，《新京报》报道了一起受到广泛关注的案件。丁玉（化名）通过婚恋网站结识自称已经离婚的李某，随后以结婚为前提与其交往、同居，并经历怀孕和终止妊娠。她后来得知李某一直处于婚姻关系中，遂提交聊天记录、照片和流产病历等材料起诉。报道记载，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李某长期、恶意隐瞒已婚事实，误导丁玉作出亲密关系中的重要决定，判令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十五万元，并书面赔礼道歉。媒体将其称为北京首例“性权利”赔偿案。[9]

现行《民法典》没有单列一项名为“性权利”的权利，但人格权编保护身体权、健康权、隐私权以及基于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还可能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10]

北京法院公开的另一案件提供了更清晰的人身损害路径。小伟隐瞒已婚事实，在相亲群中与小佳交往并多次表示自己一直单身。小佳怀孕后才得知真相，随后独自接受终止妊娠手术。法院认为，小伟明知自己不可能与小佳结婚生子，仍隐瞒婚姻状况，其欺骗行为与小佳怀孕、终止妊娠所受身体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最终判令赔偿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等共计五万元，二审维持原判。[11]

前案主要涉及精神损害和人格利益，后案则有明确的医疗支出、误工和身体损害。能否获得赔偿，要看隐瞒行为是否具有明显恶意，受害人是否因该谎言作出了重要决定，以及损害能否通过病历、票据、聊天记录等证据加以证明。仅有恋爱失败、怀孕或者分手本身，并不足以当然产生赔偿请求。

孩子已经出生时，问题则会转入亲子关系。《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一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父母之间的恋爱是否继续，不影响子女依法获得抚养。[12]

五、恋爱订婚，不代表“这一次”已经同意

亲密接触中的同意，只针对当时、当次的具体行为。过去发生过性关系，只能说明过去某一次行为曾经得到同意；同意拥抱、接吻，也不能据此推定同意其他行为。即使亲密接触已经开始，一方明确拒绝、要求停止，或者通过推挡、躲避等动作表明不愿继续，另一方仍应停下。恋爱、同居或者订婚，都不会产生一项长期有效的性行为授权。

《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构成强奸罪。[13]案件需要查明的是，涉案性行为是否违背妇女意志，以及行为人是否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压制其意志。双方此前是什么关系，只是案发背景，不能代替对行为发生时真实意愿的判断。

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中，席某某与吴某某经人介绍相识并确立恋爱关系，随后举行订婚仪式。席某某通过婚介机构交付彩礼和金戒指，并承诺婚后一年在房产证上添加吴某某的名字。订婚次日，吴某某仍明确表示不接受婚前性行为，并在现场推挡、挣扎，席某某不顾其反对，使用暴力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当晚，吴某某与母亲报警。案发后，吴某某将彩礼和戒指退还至婚介机构，席某某一方未予领取。阳高县人民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席某某有期徒刑三年，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14]

法院认定涉案性行为违背其意志。订婚和彩礼可以说明双方有结婚的打算，却不能说明一方已经同意发生性关系。裁判所依据的是女方事前的明确表达、现场反抗、事后反应和报案等证据。订婚、收取彩礼、共同居住或者从前发生过性关系，都不能单独证明本次行为已经获得同意。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张盛贵强奸案，则说明同意还有明确的范围。张盛贵通过QQ结识范某，多次要求范某做其女朋友遭到拒绝，后来二人以“兄妹”相称。见面当天，两人一起逛街、吃饭。张盛贵提出到宾馆洗澡，并请求范某在房间内等候，范某答应。进入房间后，张盛贵锁上房门，持刀威胁范某，抢走其准备求救的手机，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并拍摄裸照。法院以强奸罪判处张盛贵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二审维持原判。[15]

范某同意见面、共同逛街，也同意进入宾馆等候，但这些同意各有具体内容。进入宾馆，只是同意进入该场所；答应在房间等候，也不能被解释为同意发生性关系。把这些前置行为拼接成一句“她自愿进了宾馆”，便据此推断后续性行为出于自愿，显然越过了原有同意的范围。张盛贵锁门、持刀并夺走手机，则进一步切断了范某离开和求助的可能。

还有一些案件中，被害人根本不具备作出同意的能力。李某抢劫、强奸、强制猥亵案中，李某先后约见多名女性，在饮料中秘密投放可致人昏迷的精神类药物，待被害人意识不清或者昏迷后，将其带到酒店实施强奸或者猥亵，并拍摄照片、视频；其间还利用部分被害人的指纹解锁手机、转走账户内的钱款。法院认定李某强奸四人，并以抢劫罪、强奸罪、强制猥亵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16]

李某始终否认投放药物和实施性侵，案件主要依靠间接证据认定。饭店监控记录了见面和饮用饮料的过程，医院处方及医保刷卡记录证明其曾取得相关精神类药物，药理作用与多名被害人从头晕、意识模糊到昏迷的陈述相互吻合。公安机关还从其电脑、手机和移动硬盘中提取到偷拍视频、照片等电子数据。多名互不相识的被害人所述经历高度相似，监控、购药记录和电子数据又能彼此印证，法院据此认定犯罪事实。

一个人处于昏迷、深度醉酒或者其他无法辨认、表达自身意愿的状态时，无从作出真实同意。行为人使用药物等方法使对方陷入不知反抗、不能反抗的状态后实施性行为，可以作为《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所称的“其他手段”评价。双方通过婚恋网站认识、曾经约会，甚至已经确立恋爱关系，都不会改变这一点。

“没有激烈反抗”也不能直接等同于同意。人在突然遭受暴力、面对刀具、身处封闭空间或者受到严重威胁时，可能因为恐惧而僵住、顺从，甚至放弃呼救。是否违背意志，应结合事前表达、现场言行、双方力量差距、离开和求助的可能、事后反应以及伤情、监控、通信记录等证据综合判断。

暴力之外，胁迫同样可能压制一个人的选择。以公开私密影像、泄露性经历、伤害本人或者家属相威胁，迫使对方发生性关系，即使没有当场殴打，也可能属于强奸罪中的胁迫手段。订婚、支付彩礼、共同居住、进入宾馆以及过去发生过性关系，都只能说明此前存在某种交往，不足以证明本次行为已经获得同意。最终审查认定仍要回到行为发生的那个时刻：一方是否愿意，拒绝是否已经被另一方知悉，以及行为人是否在明知对方不愿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实施。

六、照片发给了恋人，不是发给了所有人

恋爱期间发送私密照片、视频和聊天记录，往往基于特定对象和特定关系。接收者可以看到内容，并不表示其取得了向第三人公开、转发或长期使用的授权。《民法典》将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纳入隐私保护，并禁止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17]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网络暴力典型案例中，吕某某在与李某（化名）交往期间索要并保存了裸体照片、视频及截图。分手后近两年间，吕某某多次通过微信、QQ和短信传播相关内容。四个微信群的人数均在三百人以上，最多达到五百人，部分图片配有侮辱性文字，李某的亲友和同学也收到过这些材料。法院认定其为泄愤散布私密影像，情节严重，构成侮辱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18]

自愿拍摄只能说明拍摄当时没有被强迫；自愿发送给恋人，也只说明特定接收行为获得了允许。保存、转发、配文羞辱和公开传播属于不同的使用行为，需要另行判断。

完整聊天记录、病史、性经历、住址、工作单位、身份证件和家属信息同样可能涉及隐私和个人信息。把争执截图发到网上“请大家评理”，若同时公布身份信息、号召网友攻击或持续辱骂，法律后果会超出普通的情绪表达。

过去知道账号密码，但不代表分手以后仍有权登录。擅自进入前任的手机、邮箱、社交账号和云盘，修改密码、删除资料或冒名发送信息，可能承担民事、治安甚至刑事责任。若对方以传播私密影像相威胁，索要“封口费”或“分手费”，应当保留原始账号、聊天记录、链接、群聊人数、发布时间和付款要求，尽快向平台投诉并报警。固定证据时还要控制传播范围，避免维权过程造成第二次扩散。

七、分手不需要批准，但要“体面”

恋爱关系的结束不需要双方达成合意，但需要注意行为边界。提出分手以后，对方可以请求沟通，也可以表达情绪；但是长期堵门、尾随、定位、窃听、破坏门锁和威胁家属，已经不属于普通的挽回。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起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中，林某提出分手后，赵某通过暴力、定位跟踪、安装窃听设备、破坏门锁和电闸、安装监控摄像头等方式持续骚扰。林某多次寻求调解无效后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认定其正常生活受到持续干扰并面临现实危险，遂裁定禁止赵某殴打、骚扰、跟踪和接触林某。[19]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九条明确禁止以恋爱、交友为由，或者在终止恋爱关系、离婚以后纠缠、骚扰妇女，泄露、传播其隐私和个人信息。遭受侵害或者面临现实危险的妇女，可以依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其他受害人遇到跟踪、威胁和暴力，也可以报警，并根据具体情况寻求人格权保护等救济。[20]

分手时清算共同财产、协商补偿，本身没有问题。索款的手段却有边界。新华社2025年报道的一起案件中，行为人以举报对方及其公司相要挟，索要一千万元“精神损失费”，迫使对方支付六百六十万元并变更房产购买人，取得财物后仍继续威胁索款。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其没有相应民事请求权基础，为索取财产实施威胁，数额特别巨大，构成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21]

以自杀、自残要求对方复合，是分手纠纷中最棘手的情形之一。前任发生自伤或者自杀，并不意味着提出分手的一方必然承担赔偿责任。法院仍会查明其是否实施了刺激、教唆、侮辱或威胁等行为，是否知道危险已经迫近，当时是否具备采取合理救助措施的条件，以及相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恋爱关系结束后，一方通常不负有类似监护人的持续照料义务；但主动制造或者明显加剧危险，责任评价便可能不同。

《人民法院报》曾报道一起案件。王某与李某分手数月后，来到李某住所所在小区的楼顶饮酒，留言称自己正在楼顶，并问李某是否相信她会跳下去。李某当时在外地工作，看到信息后通过了好友申请，告诉王某可以等下班后再谈，并按照要求进行了短暂的视频通话。李某下班后无法再联系到王某，随后得知王某已经坠楼身亡。法院查明，李某没有刺激、教唆王某自杀，收到信息后也并非毫无回应；加之双方身处两地，李某不具备赶到现场即时救助的条件，遂认定其行为与王某死亡之间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未支持家属的赔偿请求。[22]

另一案件的结果恰好相反。汪某某与于某某在微信中争吵后，发出自己站在河边的照片和水流视频，并明确表示可能跳河。于某某已经知道其处于危险地点，也知道其情绪激动，却继续发送辱骂、讥讽和刺激性信息。汪某某随后跳河溺亡。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认为，汪某某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对自己的选择承担主要责任；但于某某在已经能够预见危险的情况下仍继续刺激，其言行对死亡结果起到一定作用，因而判令其承担10%的赔偿责任，赔偿8.2万余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已经生效。[23]

两起案件结果不同，但法院关注的都是，接收信息的人是否已经知道自伤风险真实而紧迫，其言行是在缓和风险，还是继续推高风险；当时是否存在报警、联系家属等现实可行的处置方式，又实际采取了什么措施。面对明确的自伤信号，较为稳妥的做法仍是联系家属、报警或者呼叫急救，并保存聊天和通话记录，而不是继续围绕复合与否争吵。

出现堵门、尾随、定位、窃听、破坏财物、携带危险物品或者威胁家属等情况时，优先考虑人身安全，不要独自赴约“最后谈一次”。报警记录、门禁和监控视频、短信、通话录音、平台私信、快递及上门记录，都可能成为申请保护令或后续诉讼的证据。

结语｜把该说清的事说清

恋爱中的许多安排依靠信任运转。法律不会也不可能要求人们把每顿饭都记账，也不会要求每句承诺都写成合同。可一旦涉及大额资金、共同资产、身体、私密影像和人身安全，“我们之间不用说那么清楚”很可能把风险留到关系结束以后。

法院能够看到的，是转账备注、聊天记录、合同、病历、账号后台、报警记录和监控视频。它们未必是为了诉讼特意准备的，却会在争议发生时帮助法院还原双方当时说过什么、做过什么。

说清一笔大额款项的用途，保存共同购房和经营的凭证，听到拒绝后停下来，分手以后尊重对方不再联系的决定，都是普通的生活边界。法律无法判断一段感情值不值得，却可以处理一笔钱、一项伤害、一次传播和一段持续骚扰。理解这些规则，至少能让人在关系结束时少付一点本可避免的代价。

本文责编 ✎默

排版编辑 ✎Bu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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