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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国鹏 王俊懿 | 婚恋价值的个体化重排:城市女性主动单身选择的形成逻辑【2026年第4期】

  • 2026-10-11 22:45:40
滕国鹏 王俊懿 | 婚恋价值的个体化重排:城市女性主动单身选择的形成逻辑【2026年第4期】
滕国鹏,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王俊懿,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 个体化的崛起赋予了女性更多的选择自由,在此背景下,城市女性主动单身现象日益显著,并对社会婚育观念和结构产生强烈冲击。基于价值排序的理论视角,结合线上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发现:城市主动单身女性将个体本位价值置于传统婚恋价值之上,可依据其价值排序重心将该群体划分为成长型、享乐型、反抗型与回避型四种理想类型。在形成逻辑上,该群体通过冲突感知、替代评估、排序重构的动态机制,在个体成长、家庭责任与社会风险三个场域中完成价值重排,实现了婚姻制度保障的降级与替代性价值供给的上升,展现了当代女性在价值链调整与生命意义重构中的深切思考与全新选择。

[关键词] 城市女性;主动单身;个体化;价值排序

一、问题的提出
近三十年来,数量激增且影响力日益显著的城市单身女性受到了广泛关注。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单身人口规模已超2.4亿,2025年突破3亿,一线城市30岁以上女性未婚率呈显著上升趋势,其中主动选择不婚的比例较高,构成了城市未婚女性主力。这一现象与城市个体化浪潮的兴起密切相关。个体化是在当前社会生活快速流变和包容度提升的条件下,个人作为社会体系中的基本单元及社会行动过程中的实体单位,其独立性、独特性、主体性日益显现和表达的过程,对社会整体形态演进及青年个体价值建构都具有深远影响。城市作为现代性及个体化展现最为充分的空间,为女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独立基础、社会权利保障与个体自由选择空间。劳动力市场的扩大、教育流动通道的拓宽、社会福利保障的完善以及文化观念的多元,使得“活出自己”从少数人的期望逐渐转变为群体的普遍诉求。同时,相较于乡村更强的传统规范压力与有限选择空间,城市相对匿名、开放和包容的环境,为女性基于主体性进行婚恋价值重排提供了关键条件。这使得城市女性更有可能将“自我实现”置于传统婚育期待之上,并对婚姻持更审慎的态度,甚至将单身视为一种积极的生活策略或“社会进步的注脚”。由此,“标准模板化”的婚姻选择产生分化,城市女性尤其是部分实现经济独立的城市高知女性,正逐步从传统“结婚难”导致的被动单身困境中解脱,转向基于个体价值判断与生命意义重构的主动单身。
“主动单身”特指青年女性在清晰认识社会婚育规范的前提下,通过持续的价值评估与排序调整,将个体本位价值(如自我发展、生活自主、情感安全)置于传统婚育价值之上,并据此形成的长期单身状态,其区别于因结构性限制或被动等待而形成的单身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价值排序”并非一次性的静态选择,而是动态的、情境化的决策过程——女性在不同生命阶段、面对不同价值冲突时,会对婚姻的收益与成本进行再评估,并相应调整自己的婚恋策略。面对“她经济”崛起、“她购房”旺盛、“她学历”跃升以及“她劳动”增多这一社会趋势,与日俱增的城市主动单身女性已然成为理解“低生育率陷阱”、婚恋推迟、老龄化危机等宏观社会风险的重要微观切入口。然而,现有研究多停留于宏观描述,较少深入探究其微观决策机制,尚未有研究从价值排序的动态过程视角揭示这一行为选择的内在逻辑。这导致“主动单身”常被简单等同于“不婚主义”或“反婚宣言”,其作为个体化时代理性价值选择的复杂性被极大遮蔽。事实上,城市女性的主动单身选择并非对婚姻的简单拒斥,而是个体在自我价值与社会期待之间进行综合考量与动态协商的结果。当传统婚育价值与个体本位价值发生冲突时,女性必须依据自身认知与处境,对各项价值进行优先性排序,进而作出是否进入婚姻的决策。因此,理解这一现象的关键,在于揭示其背后的价值排序逻辑。基于此,本文以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个体化理论为宏观理论视域,以价值排序理论为核心分析框架,并将“价值排序”操作化为可观察的动态过程,其包含三个核心环节:价值冲突的感知、替代性价值的评估以及排序重构与行动输出。在具体研究路径上,本文通过线上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完成两项相互关联的研究任务:第一,依据价值排序重心的差异,归纳城市主动单身女性的理想类型;第二,从个体、家庭与社会三个层面,剖析其价值排序的动态过程与形成逻辑。通过这一分析路径,本文试图将“主动单身”现象从宏观描述推进至机制分析,为理解个体化时代青年女性婚恋观的深刻转型提供新的理论解释。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一)从“剩女”到“主动单身”:学术话语的范式嬗变
从研究脉络来看,对当代中国单身女性的研究经历了从“问题化”到“去污名化”的认知转型。早期研究多将大龄未婚女性置于“剩女”的叙事框架下,强调其作为婚恋市场“结构性剩余”的被动属性。这迎合了女性在择偶过程中倾向于向上匹配,高学历、高收入女性的增多会导致男女匹配失衡,形成“甲女丁男”婚配困境的婚姻挤压理论与择偶梯度理论的观点。此类研究将女性简化为婚恋市场中的符号化资本,将单身现象简化为供需失衡的静态模型,其遮蔽了个体价值认知的动态建构过程。社会性别理论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认为传统性别角色期待与现代化进程的冲突会使部分女性因抗拒从属地位而选择单身。这一理论虽指出了社会结构对婚恋选择的制约,但仍未充分解释女性如何通过主体性实践突破传统规训。对此,个体化理论提供了关键的补充,其强调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逐渐从家庭、血缘等传统束缚中“脱嵌”,通过自我建构实现生命意义的重构。这一理论不仅修正了静态分析的缺陷,更揭示了当代女性婚恋选择的复杂性——其既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个体主体性实践的结果,由此推动关于女性婚恋的研究话语逐渐从“结构性适配”向“主体性建构”转变。例如,沈奕斐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从“家庭主义”的集体束缚中“脱嵌”,女性通过教育、职业等途径获得经济独立,婚恋选择成为其自我实现的一部分;金一虹从经济赋权视角指出,妇女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增强了女性在婚恋选择中的自主性,使婚姻从传统的家庭义务逐渐转向个体化的自我实现。可见,“主动单身”既非传统意义上的“被动剩余”,也不单纯是后现代式的激进对抗,而是女性在传统婚育规范与主体价值冲突之间的一种新型策略选择。
(二)价值排序理论:理解主动单身选择的核心分析框架
个体面向自然和社会的需求是复杂的,众多需求在优先度上的排列组合形成了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本文以“价值排序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该理论着重剖析个体价值体系中各价值原则间的复杂关系与内在逻辑,是揭示个体在处理价值冲突时如何进行理性抉择的关键视角。其核心命题在于:当个体面临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时,会依据自身的认知系统对各项价值进行权重赋值,形成动态的“价值排序表”,并据此指导行为选择。且“价值排序表”具有主体性、情境性和动态性特征,会因主体所处社会环境及实践经历的差异而有不同的表现。将这一框架应用于城市女性主动单身现象,首先需要回答“价值排序的具体过程如何发生”这一核心问题。本文认为,个体的婚恋价值排序并非静态选择,而是通过价值重估、替代与创新三重机制,在价值冲突中构建新型婚恋策略的适应性调整过程。这一过程可操作化为三个环节。首先,个体需要感知到价值冲突的存在,即意识到经济保障、社会认同、代际延续等传统婚育价值,与自我发展、生活自主、情感平等等个体本位价值之间存在矛盾。在此基础上,个体进入替代性价值的评估阶段,比较通过婚姻路径与非婚路径(如职业成就、友谊网络、个人兴趣)分别能够获得的价值,并计算各自的成本与收益。最终,基于比较结果,个体重新调整价值序列,提高“自我投资”相关价值的权重,降低“婚育承诺”相关价值的权重,并据此作出推迟、拒绝或重构婚恋关系的行动决策。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婚姻从“必选项”降级为“可选项”或“高风险项”,而主动单身则成为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理性适应策略。在个体化时代,随着青年女性将主体性自我实现纳入核心人生价值序列,传统婚恋模式中“责任共担”隐含的经济依赖、角色分工与“主体让渡”要求的行为规训以及生育义务便逐渐与个体化价值追求形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对于城市女性而言,婚恋已从传统“成年礼”般的庄重仪式降格为需要进行风险与收益权衡的谨慎决策,对婚恋价值的祛魅加速了传统婚恋价值评估体系的坍塌与重组。相关调研显示,当代城市女性普遍将“保持生活自主性”作为婚恋决策的重要标准,将“自主决策能力”视为核心自我价值,这促使她们更审慎地评估婚姻可能带来的自主权让渡。可见,当婚姻所带来的制度性保障的可靠性下降时,女性转而通过上述机制调整价值排序,建立“自我叙事连续性”,将人生价值锚定在更可控的个体化目标上,以此抵御存在性焦虑。这种复杂的价值冲突与排序过程,体现了个体化社会中“本体性安全”的新型建构路径,为本文提供了贴切且新颖的理论视角。
三、研究方法与类型划分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解释主义范式下的质性研究策略,结合线上的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深入分析城市主动单身女性的特征、类型及成因。选择上述方法基于以下考量:其一,线上社群已成为该群体价值表达与生活展演的重要场域;其二,个体生命历程的复杂性与选择动机的深层结构需通过情境化对话揭示。为了聚焦于群体活跃的线上社区,本文选取豆瓣“女性独居者联盟”小组、微博“不婚女性生活日记”超话、小红书“单身女性”及其相关话题,系统追踪与城市主动单身女性相关的讨论帖、评论、分享日记、Vlog等。这些平台提供了丰富的有关日常生活展示、观点表达以及互动交流的文本与图像资料,是观察研究对象“前台”生活实践与“后台”价值观念的重要场域。
基于为期6个月的线上参与式观察资料,本文将该群体的共同特征归纳如下:第一,经济与生活的独立性。绝大多数城市主动单身女性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职业能力,拥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和独立生活能力,呈现高知与高自主性的特点。第二,个体化价值排序凸显。传统婚育价值在该群体的意义系统中普遍被边缘化,个人幸福、自我发展、自由意志、生活品质、精神满足等个体本位价值被置于优先地位。第三,对亲密关系的态度呈现复杂性。该群体对友情、亲情等高质量的亲密关系仍抱有期待,但对进入婚姻持谨慎或保留态度。其核心诉求更倾向于亲密关系的质量而非形式,强调情境化选择权,呈现个体化时代特有的“液态性”特征。为弥补参与式观察的局限,深入探索个体心理历程、选择动机及价值排序,本文选取了16名满足以下条件的访谈对象,并对其进行了深度访谈:第一,年龄在25~45岁之间,现居地为城市,具备一定的自主意识、生活阅历和职业基础;第二,明确自我认同为“主动单身”(即当前单身状态是自我主导的选择结果,而非被动接受或短期过渡),并能清晰阐述其选择的原因和态度;第三,单身状态持续两年以上。访谈主要围绕受访者“主动单身”选择的形成过程、具体原因及价值考量展开。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见表1。
(二)城市主动单身女性的类型划分
基于对线上参与式观察资料与深度访谈文本的深入分析,本文认为“城市主动单身女性”是指通过重构价值排序,将生活自主、职业进阶、社交拓展等个体本位价值要素,置于由“婚恋价值”所承载的生存基础、繁衍需要、情感满足等传统价值要素之上,从而实现婚恋选择弹性化的城市单身女性群体。对该群体的类型划分遵循以下步骤:首先,通过开放编码,从访谈转录稿和线上参与式观察笔记中提取单身选择的核心动机,归纳出“职业发展”“事业成就”“生活体验”“性别平等批判”“情感风险规避”等初始范畴;其次,通过主轴编码,将相近动机聚合为自我实现、个人自由、秩序反抗、风险规避四个核心驱动力维度;最后,结合各维度在价值排序重心及与婚恋制度互动模式上的差异,构建出四种理想类型。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类型并非截然对立,个体可能兼具某些特征,或在生命不同阶段有所侧重,但每种类型都有其主导逻辑。
如表2所示,本文划分的四种理想类型包括:第一,成长型单身。成长型主动单身女性将知识增长、能力提升和职业发展置于价值排序顶端,视婚姻为“可选项”而非“必选项”。其价值排序重心聚焦经济独立、社会地位、个人时间支配权等,对缺乏精神共鸣或无法支持事业目标的伴侣关系高度警惕。第二,享乐型单身。享乐型主动单身女性追求个人自由与生活体验的最大化,认为婚姻制度及其附带的责任是对个人自由的严重限制,更看重恋爱或非婚亲密关系带来的即时愉悦。其价值排序重心往往聚焦个人自由、兴趣爱好、广泛社交等,与婚恋制度呈现疏离规避的互动姿态。第三,反抗型单身。反抗型主动单身女性的选择源于对主流婚恋模式中性别不平等的批判。她们的价值排序重心聚焦性别平等、情感质量、关系中的个体价值感等,拒绝接受不符合平等价值观的关系模式,追求有质量的情感联结。第四,回避型单身。回避型主动单身女性因原生家庭创伤或过往情感经历,对深度亲密关系怀有强烈的恐惧、不信任与悲观预期。其价值排序重心聚焦情感安全与自我保护,对深度亲密关系和婚姻承诺中再次受伤、关系破裂等潜在风险高度敏感。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四种类型是基于价值排序重心的差异而归纳出的理想类型,它们回答了“不同女性以何种价值优先性选择主动单身”这一问题。但要深入理解这一选择如何形成,还需进一步揭示价值排序的动态过程。换言之,类型划分呈现的是静态结构,而主动单身的形成逻辑则需要通过分析价值排序在具体生活场域中的运作来解答。
四、价值的冲突与选择:城市女性主动单身选择的形成逻辑
个体的价值排序并非静态预设,而是在价值冲突中动态建构的实践过程。当传统婚育价值与个体本位价值难以兼得时,部分女性被迫进入价值权衡与排序的决策情境。前文已划分出四种理想类型,并提出了价值排序由冲突感知到替代评估再到重构行动的三步机制。下文将进一步从个体成长、家庭责任、社会风险三个核心场域,系统考察这一机制的具体运作过程,并揭示不同场域的主导逻辑与相应类型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个体成长选择:安全需求的替代性满足与自我实现的优先排序
在个体成长层面,主动单身的选择源于“安全保障”与“自我实现”两种价值之间的冲突与重排。首先,价值冲突的感知。传统婚恋观的底层逻辑是“生存互助”,婚姻被视为获取经济安全和身份认同的主要途径。然而,对于部分当代女性而言,婚姻所承诺的“安全保障”开始与个体对“自我发展”的追求发生直接冲突。多位受访者将“事业发展”“学业深造”“个人成长”列为拒绝或推迟婚姻的首要理由。A3明确表示:“博士阶段最能带给我安全感和成就感的是学术成果,我还是考虑以学业深造为首要目标。”当被问及婚姻可能带来的影响时,A2回答:“我刚刚工作没两年,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结婚必然会影响我的发展”。这些表述揭示了一个核心冲突:婚姻所要求的时间与精力投入,被认为会挤占用于自我投资的资源。其次,替代性价值的评估。当婚姻成为自我发展的阻碍时,女性开始寻找并在实践中确认“非婚”路径对“安全保障”价值的替代能力。高等教育、职业发展、社群支持等共同构成了一个不依赖婚姻的、多维度的“安全感供给网络”。例如,A3将学术成果视为成就感的核心来源,B3认为“我现在每周健身五次,朋友圈发的都是马拉松奖牌,这才是我想要的人生勋章”。A1则提到了社群支持的作用:“在小红书独居女性互助社群中,我结识了许多和我一样专注事业、不考虑婚姻的姐妹,我们会互相交流互相帮助。”社交媒体上涌现的“单身叙事”通过算法推荐形成传播链,使得原本边缘的单身选择成为被广泛讨论的选项,进一步放大了替代性选择的可行性与正当性。最终,价值排序完成并重构行动。在“安全保障”与“自我发展”的直接比较中,后者显示出更高的确定性收益和更低的机会成本。于是“自我实现”的价值权重超越了“安全保障”,上升为价值排序的首要位置。婚姻由此从“人生必选项”降格为“可选项”。个体的行动策略便将时间和情感投入转向学业、事业和兴趣爱好的深度发展。这一逻辑主要对应成长型主动单身女性(以及部分享乐型单身女性),其与婚恋制度的互动模式表现为策略性规避。
(二)家庭责任重构:代际协商下的价值替代与角色转型
家庭场域中的价值冲突集中体现为代际之间对“女性应扮演何种角色”的不同期待。传统观念中,女性价值多通过“相夫教子”责任的完成度得以量化,婚姻被视为保障代际延续的工具。然而,个体化进程推动家庭功能向“情感协作”转型,城市女性逐渐获得通过多元身份完成社会角色建构的空间。首先,价值冲突的感知。大部分城市女性目前面临的核心矛盾在于,家庭期待她们履行结婚、生育、照顾家庭等“母职”责任,而她们自身更倾向于优先发展职业化角色。这种冲突常以代际催婚的形式表现出来。D2回忆道:“我35岁评上副教授后我妈终于不再催婚了,因为邻里们现在叫她‘教授她娘’,比谁谁家的媳妇更响亮。”这句话揭示了一个关键机制:当女性的职业化角色能够为家庭带来声誉时,其在家庭评价体系中的地位便会上升,从而削弱“女大当嫁”的规训效力。A5的经历也印证了这一点,“村里老人总说‘女娃开店迟早赔光’,每次回去都劝我早点结婚,现在我给父母盖了新房,他们都改口说‘姑娘有本事’,经济独立才是硬道理”。其次,替代性价值的评估。城市主动单身女性通过积累职业成就、经济收入等“替代性资本”,逐步改变家庭内部的评价标准。她们意识到,与其被动接受“母职规训”,不如将精力投入能带来确定性回报的职业发展上。D3说:“我靠自己的工作收入攒钱买了车和房。我妈也慢慢地不总说女孩稳定就好了。”这种评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与家庭的持续互动中逐渐形成。最终,价值排序完成并重构行动。城市主动单身女性并非直接拒绝家庭责任,而是通过使“职业化角色”的价值权重超越“母职角色”,实现代际协商下的渐进式转型。面对“母职惩罚”和职场隐性歧视的现实,部分女性选择主动单身或延迟婚育,以增加对时间的自主支配,聚焦阶段性目标。正如A4所言:“平常的学习和工作就让我身心俱疲了,我没有多余的精力投入在恋爱和结婚上。”这一逻辑最集中地体现在反抗型主动单身女性身上——她们对传统性别分工的批判,以及通过职业成就争取家庭话语权的实践,正是“秩序反抗”和“批判性抵抗”的生动写照。同时,部分成长型主动单身女性也深受此逻辑影响。
(三)社会风险自担:从风险规避到风险经营的策略跃迁
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婚育的成本与收益成为女性决定是否进入婚恋市场的核心考量因素。就业压力、高生育成本、婚姻不确定性等共同构成了女性对婚姻的高风险评估。与个体成长维度的“自我发展”和家庭责任维度的“代际协商”不同,社会风险维度的形成逻辑更具防御性——它源于对制度性保障缺失的理性回应。首先,价值冲突的感知。部分女性意识到,婚姻不再是可靠的风险对冲机制,反而可能成为一种“未知的陷阱”。访谈中反复出现的“就业压力”“高生育成本”“离婚纠纷”“家暴新闻”等关键词,构成了女性对婚姻风险评估的现实基础。C2提到:“律所的晋升竞争非常激烈,上周我通宵改合同的时候,闺密正因为失恋痛哭。还是把时间押给事业更保值。”D4则直言:“时代变化发展太快了,随时有失业的可能,存款和银行卡的余额才能带给我真正的安全感。”其次,替代性价值的评估与风险经营。面对避无可避的风险,部分女性采用“趋近收益动机”导向的单身策略,将婚恋市场的“不确定性收益”转化为自我提升的“确定性收益”。具体而言,她们通过以下方式实现风险的内化转移。第一,将婚恋情感投入转化为职业技能投资,提升自身市场价值以对冲经济依附风险;第二,通过购买保险、储蓄理财、购置房产等方式,构建独立于婚姻的经济安全网;第三,依托闺密圈、兴趣社群等非婚恋关系网络,满足情感陪伴与社会支持需求,降低对单一亲密关系的依赖。最终,价值排序重构与行动输出。在反复权衡后,此类女性认定婚姻的不确定性风险已超过其可能的收益,从而选择主动承担单身可能带来的养老压力、孤独风险、社会歧视等代价,以换取对自我生命历程的自主掌控。她们通过这一方式,从被动的风险规避转化为主动的风险经营。这一逻辑是回避型主动单身女性群体形成的最直接原因,她们对情感风险和制度性风险的感知尤为敏锐。同时,所有类型的主动单身女性都或多或少地在进行这种“风险—收益”的跨期决策,这是个体化时代生存的普遍底色。
五、婚姻制度保障的降级与替代性价值供给的上升
当代城市女性的婚恋价值重排,并非简单的反婚反育宣言,而是个体化时代女性婚恋观转型的集中体现。通过重构价值排序,城市主动单身女性完成了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建构的认知跃迁。这一过程折射出传统婚育规范与现代主体意志的张力、风险规避与自我实现的博弈以及个人本位与关系联结的再平衡。本文的核心发现可以概括为:城市女性主动单身选择的形成,源于婚姻制度保障功能的相对降级与非婚路径替代性价值供给的系统性上升。所谓婚姻制度保障的降级,是指婚姻在传统社会中所承载的经济安全、社会认同、代际延续等功能,在个体化时代逐渐弱化或变得不可靠。受访女性普遍感知到婚姻可能带来的职业中断风险、情感不确定性、性别分工压力以及潜在的权益损失,这些风险感知使得婚姻从一种“确定性保障”转变为“高风险投资”。与此同时,婚姻的“祛魅”过程加速了传统婚恋价值评估体系的松动。当离婚纠纷、家暴新闻、丧偶式育儿等负面案例通过媒体和社交网络被不断传播,婚姻的“制度性保护”形象被进一步瓦解。而所谓替代性价值供给的上升,是指女性通过教育投资、职业发展、社群支持、兴趣探索等非婚路径,获得同等甚至超越婚姻所能提供的安全感、成就感和归属感。高等教育为女性提供了独立谋生的知识技能,劳动力市场赋予其稳定的收入来源,兴趣社群与闺密网络则构成了情感陪伴与社会支持的“组件化”替代方案。这些替代性供给不仅实现了传统婚姻所承诺的诸多价值,而且往往具备更低的机会成本和更高的自主性。两种趋势的共同作用,使得婚姻从“人生必选项”降级为“可选项”或“高风险项”,而主动单身则成为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理性适应策略。这一发现与贝克的“风险个体”理论形成对话。在个体化进程中,个体被期待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全部后果,但制度性保障未能同步完善。城市主动单身女性的实践表明,她们并非被动承受风险,而是通过积极的策略重构——将情感投入转化为职业技能投资、构建独立的经济安全网、依托非婚关系网络满足情感需求——实现了从“风险规避”到“风险经营”的认知跃迁。同时,与阎云翔所描述的“下行式家庭主义”不同,本文发现女性并非简单地将情感投注于核心家庭,而是有选择地裁剪、组合多元的社会关系,形成一种灵活的、“组件化”的情感支持网络。这种实践既保持了个体自主性,又避免了彻底的关系断裂,展现了个体化时代女性在自主与联结之间的独特平衡智慧。从社会政策层面看,应为多元婚恋选择提供制度支持——在尊重个体自由发展的同时避免关系断裂,保障单身女性平等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权利,搭建跨代际、跨阶层的对话平台,促进不同生活选择之间的理解与互鉴。唯有如此,才能在尊重多元选择的同时,修复过度个体化可能带来的关系断裂,让个体自由与社会联结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统一。
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

      排版:莫   雨

      复审:李恃帆

      终审:陈业强

      微信号:sdnzxyxb

      目次|《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2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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