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老白茶

李默终于完成了一个全新的专题，疲惫中带着点兴奋。

从今天下午他就出来散步了，他平时很忙，根本没有时间散步。但是每次只要完成一个全新的专题后，他就喜欢一个人漫无目的的散步，走到哪里算哪里。

他觉得这个时间是自由的，完全没有约束，也完全没有压力。

但是他今天想散步去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他在采访的时候听人说了很多次。

那个地方就是“黄老邪的茶馆”，去过的人，说起黄老师的茶馆都带着一种慵懒，好像去了这个地方就能释放所有压力一样。

李默走到那个巷子的尽头，推开门走了进去。

“来啦”，黄老邪站来柜台后面，用他嘶哑、低沉的招牌声音问道。这个声音带着种治愈的味道，让人听起来很舒服。

李默看着黄老邪，看着他略带沧桑的脸庞还有鬓角的白发，有种似曾熟悉的感觉。那是一种让人舒服，让人安心，让人愿意静静的呆着听他说话的感觉。

有什么茶？李默问。

黄老邪看了一眼李默，“老白茶”怎么样？

“没喝过，可以试试”李默轻声说，说完坐在了窗边的座位上。

“这个茶经过时间陈化，茶性变得极为温和，茶汤醇厚、甘甜，有淡淡的药香、枣香或蜜香。它非常耐泡，煮着喝更佳。一壶暖暖的老白茶，能从下午一直喝到晚上，滋味平稳，不急不躁，像一位可以默默陪伴很久的老友。”黄老邪说完把茶壶和杯子放下。

李默缓缓的倒了一杯茶，茶杯上的热气萦绕，一会就散去了，然后再来一股热气，过一会又散去了，香气慢慢弥漫开来，李默就这样看着，竟然忘记了喝。他的思绪回到了前段时间写专题的时候。这个专题让他思考了太多，一时竟还走不出来。

城市的夜，从来不是纯粹的黑色。

是霓虹灯浸泡过的深紫，是高楼玻璃反射的银灰，是千万扇窗里透出的鹅黄。

李默站在二十四层公寓的阳台上，指尖的烟已燃到尽头。楼下街道，车流如发光的河，无声流淌。他忽然想起五年前的那个雨夜，女友沈冰在电话里说：“孩子打了，我们到此为止。”

没有争吵，没有解释。

彩礼。三十八万八加县城一套房。

不过十三个字。十三个字，断了一段五年情缘，一个未出世的生命，和一个男人对婚姻的全部幻想。

李默捻灭烟头，嘴角勾起一抹苦笑。这苦笑，如今已成为他脸上最熟悉的表情。

第一章 彩礼之殇

一 金属托盘上的反光

手术室的灯是惨白的。

李晓雯记得那种白，白得让人无处遁形。她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看着头顶无影灯，金属器械在托盘里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最后一次确认，自愿终止妊娠？”护士的声音隔着口罩传来，公式化得不带一丝波澜。

李晓雯闭上眼，点了点头。

腹中，那个已经十一周的小生命，前天还在超声波屏幕上跳动着一颗米粒大的心脏。今天，它将成为医疗废弃物，被装进黄色塑料袋，送往某个她永远不知道的地方。

手术室外，陈昊靠着墙，从烟盒里抽了几次烟出来，但最终都放了回去。走廊尽头，岳母——或者说，曾经的准岳母——正在打电话，声音尖利：“十八万八，一分不能少！我闺女养这么大，就这点彩礼还嫌多？”

陈昊想起三天前那场谈判。饭桌上，李晓雯的父母列出清单：彩礼十八万八，三金（金项链、金手镯、金戒指）另算，婚宴必须五星级酒店，房子首付他们家可以出一半，但房产证要写两个人的名字。

陈昊父母是县城中学教师，毕生积蓄三十万。父亲前年中风，医疗费花了二十万。剩下的十万，是他全部的“结婚基金”。

“叔叔阿姨，能不能......缓一缓？或者少一点？我和阿雯还年轻，我们可以自己挣......”陈昊的声音越来越小。

“缓？”李晓雯母亲冷笑，“我闺女都三十了，等你挣到钱，她都人老珠黄了！隔壁王阿姨的女婿，彩礼给了二十八万八，婚房全款买的！”

李晓雯坐在中间，低着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那天晚上，李晓雯抱着陈昊哭：“对不起，我真的没办法...我妈以死相逼，说我要是敢不要彩礼就嫁，她就从楼上跳下去......”

陈昊抚摸着李晓雯的头发：“那孩子呢？我们的孩子......”

李晓雯泣不成声。

手术室的门开了。

李晓雯脸色惨白如纸走了出来，双眼空洞地看着陈昊。陈昊冲上去握住她的手，冰凉，没有一丝温度。

“阿雯...”

李晓雯转过脸，避开他的目光，说：“我想一个人静静。”李晓雯步伐走得很慢，影子在走廊上拉得很长，陈昊默默的跟在后面，连影子都没有跟上，又或者连影子他都不敢踩踏。

三天后，陈昊收到快递，里面是他送李晓雯的所有礼物：生日时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项链，手写的99封情书，第一次约会时电影票的存根......还有一张字条：

“昊，我回老家了。我妈给我安排了相亲，对方愿意出二十八万八的彩礼。忘了我吧。”

陈昊坐在出租屋的地板上，从傍晚坐到深夜。窗外，万家灯火渐次亮起，没有一盏属于他。窗台上放着一本李晓雯最喜欢的书，是张爱玲的，在那本书的扉页上写着张爱玲的一句话：

我以为爱情可以填满人生的遗憾。然而，制造更多遗憾的，却偏偏是爱情。李晓雯在这句话后面加了一句批注：不要走在我的前面，我可能不会跟随；不要走在我的后面，我可能不会引领；就走在我身边，做我的朋友。

现在，他们连朋友都不是了。

他想起大学时，李晓雯坐在他自行车后座，搂着他的腰，笑声清脆：“陈昊，等我们毕业了，租个小房子，养只猫，周末一起做饭，好不好？”

那时的未来，那么简单，那么明亮。

如今，那辆自行车早已锈蚀在楼道里，像他们的爱情。

二 彩礼地图

中国彩礼地图上，颜色越深的区域，彩礼价格越高。

江西，十八万八起步，上不封顶；福建，三十万是常态；河南，流行“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五元（紫色），一千张百元（红色），加上一堆五十元（绿色），总计超过十五万。

这还只是彩礼。还有“三金”、“五金”、“一动不动”（车和房）。

抖音上，有博主采访农村老人：“为什么彩礼越来越高？”老人蹲在田埂上，抽着旱烟：“现在男女比例失调，我们村适龄小伙三十多个，姑娘就七八个。物以稀为贵嘛。”

“可这样嫁女儿，不像是卖女儿吗？”

老人磕了磕烟斗，笑了：“养老啊。儿子才是自家的，女儿嫁出去就是泼出去的水。不多要点彩礼，我们老两口老了靠谁？”

另一条视频里，新娘的父亲在婚礼上哽咽：“我不是卖女儿，我是怕她在婆家受委屈。彩礼要得多，他们才会珍惜。”

评论区吵成一片。

有人骂：“把婚姻当买卖，可悲！”

有人回：“不当买卖当什么？爱情能当饭吃？”

有人叹息：“都是独生子女政策惹的祸...”

有人冷笑：“重男轻女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今天？”

李默打开电脑，搜索“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

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20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维持在115以上（正常值为103-107）。这意味着，每100个女孩出生，就有115个以上的男孩出生。三十多年累计，男性比女性多出四千多万。

四千多万。

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这四千多万男性，被称为“婚姻挤压”的承受者。他们中的大多数，分布在农村、县城，从事着建筑、快递、流水线等工作。他们的父母，可能正捧着毕生积蓄，在相亲市场上，为一个“生育机会”竞价。

李默点了根烟，想起老家表哥。

表哥今年四十八，在建筑工地干活，年收入十万左右。从二十八岁开始相亲，见过不下五十个姑娘。最高的一次，对方开口彩礼三十八万，市区一套房（不能低于一百二十平），一辆二十万以上的车。

“我算了算，把我爸我妈我爷我奶的坟卖了都不够。”表哥在电话里苦笑。

去年，表哥终于“结婚”了。女方三十四岁，离异，带一个六岁男孩。彩礼十八万八，老家县城一套二手房。婚礼很简单，只请了至亲。

“她对我很好。”表哥说，声音里透出点喜悦，或者，他认为这是命运的馈赠。

婚宴上，新娘的父亲昂着头拍着表哥的肩膀：“好好待我闺女，她前夫不是个东西......”

表哥点头，递烟，敬酒，微笑。

第二章 体制之墙

一 一张表格的距离

周宇永远记得那个下午。

阳光很好，透过咖啡厅的落地窗，洒在林薇脸上，给她柔软的轮廓镀上一层金边。她搅拌着拿铁，低着头，声音很轻：

“宇，我爸妈说......如果你考不上公务员，我们不能结婚。”

周宇愣住，手里的咖啡勺“当啷”一声掉在碟子里。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等我这边项目做完，拿了分红，就首付买房...”

“不一样的。”林薇抬起头，眼里有泪光，“我爸妈说，私企不稳定，今天风光，明天可能就裁员。公务员，是铁饭碗。”

“可我在互联网公司，年薪四十万，是普通公务员的三倍...”

“他们说，不是钱的问题。”林薇的眼泪掉下来，“是安稳。是老了有保障，是病了有医保，是孩子上学有学区...”

周宇握紧拳头，指甲陷进掌心。

他和林薇，大学相识，相爱五年。一起挤过地下室，一起吃过一个月泡面，一起在深夜的街头相拥取暖。他以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

直到现实，像一堵冰冷的墙，挡在面前。

“给我一年时间，我考。”周宇听见自己说，声音干涩。

林薇哭着点头。

那一年，周宇白天上班，晚上刷题，凌晨两三点睡觉是常态。申论、行测、时政热点......三十岁的大脑，早已不是二十岁时那般好用。他看着那些弯弯绕绕的逻辑题，常常怀疑人生。

第一次省考，差三分进面试。

第二次市考，进面了，但笔试成绩靠后，面试被刷。

第三次，连面试都没进。

那天，周宇盯着电脑屏幕看了很久，很久，看着电脑上那些陌生的名字，他们大多应届或毕业一年，未来有无限可能。

而他，三十岁了。在互联网行业，已算“高龄”。

手机震动，是林薇的消息：“怎么样？”

周宇盯着那三个字，很久，回复：“没过。”

对方正在输入......持续了几分钟，最终只发来一个字：“哦。”

一周后，林薇提出分手。

“我妈病了，心脏病，医生说不能受刺激。她以死相逼，要我相亲，对方是税务局的一个科长，三十三岁，离异无孩......”林薇在电话里哭得说不出话。

周宇沉默地听着，想起林薇母亲，那个总是笑眯眯的阿姨，曾经拉着他的手说：“小周啊，薇薇跟着你，我放心。”

原来，放心是有条件的。

条件是那张录取通知书，那张编制表格，那个红色公章。

二 围城内外

中国有七百多万公务员，三千多万事业编制人员。这四千多万人，被称为“体制内”。他们享受着相对稳定的工作、完善的社保、较高的社会地位，以及——在婚恋市场上的绝对优势。

豆瓣“体制内相亲”小组，有三十多万成员。每天，无数帖子在这里发布：

“女，28，省会城市公务员，父母国企退休，寻体制内男性，年龄30-35，身高175以上，有房无贷。”

“男，32，市财政局，副科级，有房有车，寻体制内女性，温柔贤惠，年龄28以下。”

偶尔有“体制外”的尝试发帖，通常无人问津，或收到礼貌的回复：“抱歉，家里要求必须找体制内的。”

周宇曾和一个考上公务员的大学同学吃饭，同学苦笑：“进了体制才发现，自己成了商品。领导介绍对象的，同事拉媒的，甚至食堂阿姨都要给我介绍她侄女......可我心里清楚，她们看中的不是我这个人，是这身皮。”

“什么皮？”

“体制的皮。”同学喝了口酒，“有这层皮，你平庸是稳重，木讷是老实，没钱是清廉。没这层皮，你上进是瞎折腾，跳槽是不安分，赚钱多是不稳定。”

周宇想起公司里那些拼命加班的年轻人。他们拿着比公务员高几倍的薪水，却不敢生病，不敢请假，不敢停下来。因为停下一刻，就可能被后来者取代。

“三十五岁危机”，是悬在每个互联网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公务员，越老越吃香。

“有时候我也迷茫。”同学说，“一眼望到头的日子，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可再看看你们，又觉得，能望到头，也是一种幸福。”

周宇沉默。

他想起去年公司裁员，一个三十五岁的架构师，被HR叫进会议室，半小时后抱着纸箱出来，眼神空洞。他在公司干了十年，参与过核心项目，拿过优秀员工。可当行业寒冬来临，他是第一批被“优化”的。

“公司不是家。”老板在全员大会上说，“我们要对股东负责。”

而对公务员来说，单位，某种程度上，真的是“家”。生病了，组织会慰问；有困难了，单位会帮忙；退休了，工资照发，活动照常。

这安全感，是金钱难以衡量的。

分手三个月后，周宇在街头偶遇林薇。她挽着一个男人的手臂，微微发福，笑容温婉。男人穿着行政夹克，手里提着公文包，正低头听她说话，眉眼温柔。

周宇看着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或者是他们聊得太过于专注，竟然没有看到周宇。或者是林薇不想周宇尴尬，所以没有打招呼。

他想，如果当初考上了，现在牵着林薇手的，会不会是他？

可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第三章 房产之困

一 相亲角的明码标价

莲花山公园相亲角，每周六下午，人头攒动。

这里没有浪漫，只有现实。一张张A4纸挂在绳子上，随风飘荡，像招魂幡。纸上写着年龄、身高、学历、收入、房产、户口、家庭背景......唯独没有“爱好”、“性格”、“梦想”。

“男，85年，985硕士，外企中层，年薪60万，有车，有房（南山100平，有贷），父母退休有社保，寻85后女性，温柔贤惠，体制内优先。”

“女，90年，211本科，公务员，身高165，体重50kg，相貌端庄，父母知识分子，有独立婚房，寻同等条件及以上男性。”

张伟穿梭在这些纸张间，像逛菜市场。不，菜市场的商品至少明码标价，这里的“标价”隐藏在字里行间：

“有房”优于“有贷房”，“有贷房”优于“无房”；

“全款房”优于“有贷房”；

“关内房”优于“关外房”；深圳特区从2008年已经停止办理“边防证”了，但是婚恋市场还继续执行关内关外的鄙视链。

“学区房”优于“非学区房”......

他是相亲角的常客，三十四岁，互联网公司程序员，年薪五十万，存款一百万。听起来不错，可一栏“房产”写着“暂未购房”，就让他的简历在众多A4纸中黯然失色。

“小伙子条件不错，就是没房。”一个大妈打量他，“我女儿三十了，等不起你攒首付。现在房价一天一个样，等你攒够了，房价又涨了。”

“阿姨，我存款有一百万，可以付首付......”

“一百万？”大妈笑了，“现在福田或者南山首付起码两百万起。再说了，有贷款，婚后压力多大啊。我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不能跟着你还房贷吃苦。”

张伟默默收起简历。

三年来，他相亲过四十七个女性。其中三十九个，第一次见面就问：“有房吗？”

剩下的八个，第二次问。

有个姑娘，约会三次，看电影，吃饭，散步，聊文学，聊电影，聊旅行，相谈甚欢。张伟以为，这次有戏。

第四次约会，姑娘小心翼翼地问：“那个......你打算在深圳买房吗？”

张伟实话实说：“在攒首付，可能需要一两年。”

姑娘“哦”了一声，眼神黯淡下去。那顿饭，气氛变得尴尬。

第二天，姑娘发来微信：“你很优秀，但我们可能不太合适。我爸妈希望我找个有房的，这样有安全感。对不起。”

安全感。又是这个词。

张伟不懂，为什么安全感，一定要和钢筋水泥绑定？

他想起老家父母，住着单位分的福利房，五十平，老破小，但温馨。母亲在阳台种满花草，父亲在书房练字。他们结婚时，只有一张床，一个柜子，两床被子，一个水壶。

“那时候啊，只要两个人一条心，什么都会有的。”母亲常说。

可现在，时代变了。

房价从每平几千涨到几万、十几万。年轻人不吃不喝几十年，也未必买得起一间厕所。而婚姻，从两个人的结合，变成两个家庭的资产重组。

“没房，就像没穿衣服站在人群里。”一个相亲认识的哥们儿喝醉后说，“你再有内涵，再有趣，再有潜力，在别人眼里，你就是个无壳蜗牛，随时可能被踩死。”

张伟点开手机，查看银行卡余额：1,023,478.26元。

一百万，曾经是个天文数字。如今，在房价面前，只是个可笑的零头。

二 囚徒困境

中国城市房价收入比，深圳48.1，北京46.7，上海45.8。这意味着，一个普通家庭，需要不吃不喝近五十年，才能在深圳买得起一套房。

而事实上，大部分年轻人，靠自己的收入，一辈子也买不起。

于是，掏空六个钱包（双方父母、祖父母）成为常态。于是，结婚不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甚至两个家族的资源配置。

豆瓣“买房小组”里，无数人在计算：

“我和男朋友年薪合计四十万，双方父母能支持一百万，能在北京买哪里？”

“回答：燕郊，或者天津。”

“我和老婆都是公务员，年收入二十万，父母农村，无支持，能在杭州买房吗？”

“回答：洗洗睡吧，梦里什么都有。”

张伟刷着这些帖子，觉得荒诞又心酸。

他和父母视频，母亲在镜头那头擦眼泪：“是爸妈没本事，不能帮你买房......”

父亲在一旁叹气：“实在不行，回老家吧。家里这套房子给你结婚，我们再租房子住。”

张伟摇头。回不去了。

他在深圳十年，青春、梦想、人际关系，都在这座城市。回去，意味着一切从头开始。而老家，互联网行业几乎为零，他学的专业毫无用武之地。

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囚徒困境：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

去年，张伟参加大学同学聚会。二十个人，只有三个结婚了。剩下的，要么单身，要么恋爱长跑不敢结。

“不是不想结，是结不起。”一个同学说，“我女友爸妈要求必须在深圳南山买房，最少两室一厅。我们算了算，首付两百万，月供两万。我俩月收入加起来四万，还了房贷，还剩两万。吃饭、交通、水电煤、人情往来......根本不够。”

“那怎么办？”

“拖着呗。拖到女友三十岁，她爸妈急了，可能降低要求。”

“要是降低不了呢？”

同学苦笑：“那就分呗。还能怎样？”

聚会结束，一群人走在深圳湾海边。旁边，摩天大楼灯火璀璨，像一座座金色囚笼。海风吹来，带着初秋的凉意。

张伟想起王小波的话：

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他二十一岁时，也相信未来是金色的，爱情是纯粹的，梦想是会实现的。

如今他三十四岁，才知道，黄金会褪色，爱情要标价，梦想敌不过房贷。

远处海面上，有轮船驶过，拉出长长的波纹，又很快消散。

像他们的青春。

第四章 无解之结

一 数据背后的面孔

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结婚登记人数为764.3万对，连续九年下降，创造了历史新低。2024年，中国结婚登记人数为610.6万对，比上年下降20.5%，历史新低后还有更低。与此同时，离婚率逐年攀升，晚婚不育成为常态。

专家在电视上分析：经济下行、教育水平提高、女性意识觉醒、生活成本上升......

每一个词都正确，每一个词都冰冷。

李默关掉电视，打开电脑，开始写稿。他是南都记者，负责社会民生板块。主编让他做一期“当代青年婚恋困境”的专题，他采访了二十多个人，听了二十多个故事。

每个故事都不一样，每个故事的结局都一样：无解。

有个北漂姑娘，三十一岁，投行工作，年薪加奖金过百万。她谈过三次恋爱，都因“女强男弱”分手。

“第一个男友，我收入是他三倍，他受不了，说我给他压力。第二个，我付首付买房，他拒绝在房产证上加名，说我算计。第三个，直接说想要个‘贤妻良母’，而我显然不是。”

她点燃一支烟，苦笑：“男人真奇怪，既希望女人独立能干，又希望女人温柔顺从。既希望女人赚得多，又不能比他赚得多。既要，又要，还要。”

李默想起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一句话:

婚姻的难处在于我们是和对方的优点谈恋爱，却和他的缺点生活在一起。

李默问：“那你现在还想结婚吗？”

“想啊。”她吐出一口烟，“谁不想累了有人靠，病了有人陪，老了有人说话？可你看市面上流通的男人，要么已婚，要么直男癌。剩下的，不是我看不上他，就是他看不上我。”

“你条件这么好，应该很多人追。”

“追？”她笑了，“到了我这个年纪，这个位置，遇到的都是算计。算计我的收入，我的房产，我的资源。真心？那是什么奢侈品。”

采访结束，姑娘送李默到电梯口。走廊的灯坏了，忽明忽暗，照着她精致的妆容，和眼底的疲惫。

“李记者，你说，我们这代人，是不是注定孤独终老？”

电梯门关上，将她的身影隔在外面，隔断了走廊上的回声。

李默想起另一个采访对象，三十五岁的中学老师，男性，相亲六十多次，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她们问我，是不是眼光太高。我说，我只有一个要求：能聊得来。可没想到这个要求，竟然是最高的。”老师推了推眼镜，“相亲对象里，有问我会不会做饭的，有问我父母退休金多少的，有问我能不能辅导孩子功课的......就是没有人问我，喜欢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相信什么样的爱情。”

“记得读书的时候，因为维克多·雨果说过的这句话‘生命最大的幸福，就是确信我们被爱着；仅仅因为是我们而被爱着，或者说，尽管是我们，却依旧被爱着’而对爱情有了莫名的憧憬。”

“后来我明白了，婚姻对很多人来说，就是合伙开公司。他们要的是合伙人，不是灵魂伴侣。”

“那你打算继续相亲吗？”

“相啊，怎么不相。”老师苦笑，“我妈以死相逼，说我不结婚，她死了没脸见祖宗。有时候我想，干脆随便找个人结了，完成任务。可又觉得，那样对不起对方，也对不起自己。”

“我教学生，要追求真理，保持真诚。可我自己，却在做最不真、最不诚的事。”

采访结束，老师送李默到校门口。操场上，学生在打篮球，笑声飞扬。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李记者，你说，我们读书时，老师教我们真善美。可社会教我们的，全是算计和妥协。到底哪个才是真的？”

李默答不上来。

他只是记录者，不是解答者。

二 代际战争

李默的父母从老家来看他，带了一堆土特产，和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姑娘，圆脸，大眼睛，笑容腼腆。母亲说，是同事的女儿，二十八岁，小学老师，性格温柔。

“妈，我现在不想相亲。”

“你都三十二了！还不急？”母亲急了，“你看隔壁王阿姨的儿子，比你小两岁，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我有我的计划......”

“什么计划？孤独终老的计划？”父亲拍桌子，“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都上小学了！”

这样的对话，每月一次，像例行公事。

李默理解父母。他们那代人，二十三、四结婚，二十五、六生子，是人生标准流程。偏离这个流程，就是异常，就是失败，就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可他们不理解李默。

不理解为什么月薪两万还“穷”，不理解为什么有女朋友还“不结”，不理解为什么“压力大”——他们当年，一个月几十块钱工资，养一大家子，也没喊压力大。

“你们那时，单位分房，看病报销，孩子上学不择校。”李默试图解释，“现在呢？房子要买，看病自费，孩子上学要学区房......”

“那都是借口！”父亲打断他，“你就是自私！只顾自己潇洒，不想着传宗接代！”

李默沉默了。

他知道，再说下去，又会是一场争吵。父母有他们的认知局限，时代在他们身上刻下的烙印，让他们无法理解今天的游戏规则。

就像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结婚要先买房——他们结婚时，住的是单位宿舍，八个人一间，拉个帘子就是新房。

就像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有彩礼——他们结婚时，两床被子一对暖壶，就是全部嫁妆。

就像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体制内那么重要——他们那一代，人人都在体制内，没有体制外。

两代人，活在两个平行世界。

唯一相交的点，是“该结婚了”、“该生孩子了”。

可这个交点，不是桥梁，是战场。

李默送父母去火车站。进站前，母亲拉着他的手，眼眶红了：“默默，妈不是逼你，是怕你老了孤单......”

李默点头：“我知道。”

“那个姑娘，真的不错，见见吧，就当交个朋友...”

“好，我见。”

母亲这才笑了，眼角的皱纹像揉碎的纸。

火车开动，父母在窗口挥手。李默站在月台上，看着车厢消失在隧道深处。

他突然想起龙应台的话：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可有时，你目送的，不仅是背影，还有一整个时代。

第五章 暗夜微光

一 另一种可能

在采访中，李默也遇到过不一样的案例。

苏静，三十岁，自由插画师，和男友同居五年，不打算结婚。

“为什么要结婚？”她反问，“我们相爱，同居，经济独立，互相扶持，和结婚有什么区别？”

“法律保障，财产，孩子......”

“法律保障，可以签协议。财产，可以公证。孩子......”她顿了顿，“我们决定丁克。”

“为什么？”

“这个世界，不值得带来新生命。”苏静搅拌着咖啡，“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内卷，焦虑......我们自己都活得这么累，何必让一个无辜的生命来受苦？”

她的男友在一旁点头：“我们算过，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最少一百万。这一百万，我们可以用来旅行，学习，做自己喜欢的事。人生苦短，为什么要按别人的剧本活？”

李默问：“父母不催吗？”

“催啊，天天催。”苏静笑了，“但我妈催她的，我过我的。孝顺不是愚孝。如果为了满足父母的期待，牺牲自己的幸福，那才是最大的不孝。”

“可老了怎么办？谁照顾你们？”

“养老院啊，或者互助社区。”男友说，“科技在发展，以后会有更多养老选择。再说了，有孩子就一定养老吗？多少老人躺在病床上，子女在争财产。”

李默沉默。

他不得不承认，他们活得很通透，很清醒，也很勇敢。

但这样的勇敢，需要强大的内心和经济基础。苏静一幅画卖几万，男友是程序员，年薪百万。他们有“不按常理出牌”的资本。

而大多数人，在流水线上忙碌，在格子间加班，在相亲市场上被挑拣，没有说“不”的底气。

另一个案例，是“合约婚姻”。

陈涛，男，三十三岁，公务员。林雪，女，三十一岁，律师。两人相亲认识，觉得对方“合适”，决定结婚。

“我们是合作关系。”陈涛说得直白，“我父母催婚，她父母催婚。我们性格合适，背景相当，三观一致。结婚，是解决家庭压力，也是资源整合。”

“那爱情呢？”

“爱情？”陈涛笑了，“李记者，你多大？还相信爱情？婚姻的本质就是合伙开公司，我们只是把这点挑明了。婚前协议写得清清楚楚：财产独立，家务平分，不要孩子。如果一方遇到真爱，和平离婚，财产按协议分割。”

林雪补充：“我们约定，每周一起吃饭两次，每月一起看望双方父母一次，每年旅行一次。其他时间，各自自由。不干涉对方私生活，不查手机，不问行踪。”

“像室友？”

“比室友更亲密，比夫妻更自由。”林雪说，“我们有性，有陪伴，有支持，但没有束缚，没有控制，没有‘你应该’。”

李默问：“这样，不孤单吗？”

“结婚就不会孤单吗？”林雪反问，“多少夫妻同床异梦，多少婚姻名存实亡。至少我们诚实，不骗自己，也不骗对方。”

送走这对“合约夫妻”，李默在咖啡馆坐到打烊。

窗外，城市灯火通明。每一扇窗后，都有一个故事。有的热烈，有的冰冷，有的在将就，有的在挣扎，有的已麻木。

婚姻，这个人类最古老的制度，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冲击。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自由恋爱”，到“合约婚姻”......形式在变，内核也在变。

也许，未来的婚姻，会有更多形态：不婚，晚婚，丁克，合约，开放式...

...没有对错，只有选择。

二 自己的答案

写完专题稿，已经是凌晨三点。

李默站在阳台上，点燃一天中的最后一支烟。夜空是暗红色的，城市的灯光太亮，看不见星星。

他想起沈冰，五年了，那道伤疤还在，偶尔会在雨夜隐隐作痛。

但他也渐渐明白，那不是沈冰的错，也不是沈冰母亲的错。那是时代的错，是观念的错，是无数人共同制造的悲剧。

张伟还在相亲。上个月，他见了一个姑娘，三十一岁，会计，同样没房。两人一起看了场电影，吃了顿饭，聊了聊共同喜欢的导演。临别时，姑娘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一起攒首付。”

张伟愣了愣，说：“好。”

很平淡的开始。但平淡，也许就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李默抽空去见了那个小学老师。姑娘叫沈晴，人如其名，安静，温和。第一次约会，她没问房子，没问收入，只问：“你喜欢读什么书？”

李默说了几个名字，她的眼睛亮了：“我也喜欢！”

他们从沈从文聊到路遥，从《呼啸山庄》聊到《双城记》。送她回家的路上，月光很好，风很轻。

“李默，”沈晴忽然说，“我爸妈也催我结婚，说女人过了三十就贬值。但我觉得，人不是商品，不该有保质期。如果找不到对的人，一个人也挺好。”

李默看着她，路灯下，她的侧脸温柔坚定。

“那什么是对的人？”

“能聊天，能吵架，能沉默也不尴尬的人。”沈晴笑了，“很抽象吧？但我相信，遇到了就会知道，你记不记得纪伯伦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请让你们的结合之中留有空间，让天堂之风在你们之间舞动。彼此相爱，但不要制造爱的枷锁。

李默也笑了。我们都生活在最好的时代。

也许，在计算、比较、权衡的缝隙里，还是有一点点空间，留给“感觉”，留给“缘分”，留给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虽然渺茫，但总好过彻底绝望。

尾声 天亮之前

天快亮了。

东方的天际，泛起鱼肚白。城市从深紫褪成浅灰，像一张显影中的照片，渐渐清晰。

李默掐灭烟，回到书房，打开文档，在专题稿的结尾加上一段话：

“我们这代人，活在历史的夹缝中。前有传统观念的围追堵截，后有时代洪流的裹挟推动。我们被要求独立，又被期待依附；被鼓励追梦，又被现实打脸；渴望爱情，又恐惧婚姻。

彩礼、编制、房子......这些词汇，像一座座大山，压在青春的肩膀上。有人被压垮，有人绕道而行，有人试图移山。

但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也许，出路并不在山外，而在心里。当我们不再把婚姻当成人生的必选项，当我们敢于定义自己的幸福，当我们有底气说‘不’也有勇气说‘好’——那些山，或许就矮了那么一寸。

这一寸，就是光进来的地方。

天快亮了。在彻底天亮之前，让我们再坚持一会儿。为那些还在爱的人，为那些还相信的人，为那些在算计的时代里，依然笨拙地，真诚地，爱着的人。

天亮后，未必是坦途。

但至少，我们见过星光。”

李默点击保存，发送。

窗外，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照在玻璃幕墙上，反射出万千金光。

城市醒了。车流声，喇叭声，地铁进站声，早点摊的叫卖声......交织成新一天的序曲。

李默关掉电脑，走进浴室。镜子里的人，眼角有了细纹，鬓角有了白发。三十二岁，不再年轻，但也许，也不算老。

手机震动，是沈晴的消息，“早安。今天天气很好，要不要去图书馆？听说有加缪的手稿展。”

李默看着那行字，笑了。

他回复“好。”一个字，很简单。

但有些事，就是从简单开始的。

就像有些光，是从最深的黑暗里，一点一点，透出来的。

我是黄老邪，这是我的茶馆。

这里有茶，有故事，有你想见的人，有你想听的话，有你想问的问题，有你想找的答案。

或者，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杯热茶，和一个可以躲风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