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的婚恋往事极有特色。南方十年闹红，提着脑袋干革命，牺牲之事经常发生，不可能对部属在情爱方面约束过紧。

大批知青聚延，婚恋很快成为“问题”。无论性别比例还是拥挤的居住条件，都决定只能在献身抗日的旗帜下有所限制。1937年9月的“黄克功事件”以前，抗大规定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结婚——全心全意扑在党的事业上。黄克功死刑宣判大会上，张闻天结语中说“不谈恋爱自然是最好”。毛泽东专门到抗大作报告《革命与恋爱问题》，规定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虽解“不准恋爱”之禁，仍须“一切行动听指挥”，恋爱可以自由，结婚必须批准，打胎则需要组织部介绍信。

红小鬼陈丕显在皖南新四军部工作期间才二十来岁，常有人介绍对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对这位“红军老干部”有好感，但项英、陈毅不同意，陈丕显无法“继续”。项、陈首长后来替他选了一位军部女机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根据地婚恋属于标本式的“革命＋恋爱”，个体情爱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微观行为服从宏观价值，雅称“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挑着未来道德，一头挑着过去观念。

1941年，胡耀邦与李昭在延河边“约爱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经受得住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红色情侣们对未来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义，又有民主建国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数相当高。但“福兮祸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热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尝政治的苦涩，即使在最个人化的婚恋问题上也是如此。25岁的李锐与21岁的妻子范元甄相约：“两人关系以政治为主，时刻关心到政治。”夫妇幸福度取决于“进步速度”——组织的信任与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书：“我十年来对你感情要求之强烈，从来是伴随着政治的……如果双方不进步，是不可能有美满的关系的。我有时决心要离婚就确是这样想。”

延安的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1938年前为30:1，1941年为18:1，1944年4月则是8:1。赴延女知青大多来自城镇，形貌气质较佳，择偶余地很大，行情热销，自我感觉“多么的稀有和矜贵”。她们定谱“王明的口才，博古的理论”，非大官、大知识分子不嫁。

挑“大”的嫁，乃延安女性的宿命。虽然她们一脑门子妇女解放、独立平等，一些青年女性还拉起“不嫁首长”的大旗，如女大学生郭霁云拒绝过刘少奇，抗大某女生拒绝过林彪校长的当面求爱，但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还是以“革命价值”为价值，以“职级高低”为高低，以嫁给长征老干部为荣。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之妻）记载：“彭德怀的清教徒气质，这种态度很自然使妇女们对他发生了兴趣，她们发现他非常迷人。有位女战士曾设法引诱他，遭到了他的拒绝。”（见《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年版）

真正坚持“平等”的，终属少数。工农干部与小知识分子甚吃瘪，1942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批评某妇因爱人当了驴马队指导员，就不爱了。男性选择标准一路放低：“一是女的、二是大脚、三是识字就好。男的身份是一落千丈，女的身价是直线上升……男找女的，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见《元帅夫人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版）

女大学生在延河边洗脚，对岸男同胞列队傻看，女生挤眼直笑：“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一长，女生将常来河边的男人呼为“河防司令”，内中还有后来的“开国元勋”。抗联出身的留苏女生黎侠，每天清晨都能在窑洞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哈尔滨姑娘郭霁云“回头率”极高，许多男性以各种方式求爱；南方姑娘钟路遭南洋华侨及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窑洞门缝、衣服口袋塞满字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被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与张力克（后任沈阳市委副书记）的恋情，1941年早早结婚。（见《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老干部的求爱信，一般只有几句，但都有关键内容——“我爱你！”

周六下午，延安女大校门十分热闹，会客室挤满男人，女大生谑称“礼拜六，四郎探母了！”周六是规定的团圆日，亦称“阵地战”，其他日子相聚呼为“游击战”。延安新歌谣：“女大窑洞方丈高！抗大学生够不着……延水河边一对一对真不少，西北旅舍游击战争逞英豪……”

“资源”严重匮乏，女青年拒婚几乎不可能。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言：“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若是嫁了工农干部，会受到知识分子干部的嘲讽：“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若嫁了知识分子，工农干部也有意见：“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还有“组织分配”：19岁的姑娘朱明嫁给了50多岁的林伯渠；1937年，22岁的长征女性王定国被安排给54岁的谢觉哉，组织告诉她这是一项庄严神圣的革命任务，王爽快应答：“保证完成任务！”打起背包便走上夫人岗位。（见《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

如未经组织批准而恋爱（更不用说结婚），可是犯了大忌。不过，未婚先孕仍是免不了的事情。14岁赴延的夏沙，17岁与文工团同事恋爱，18岁怀孕，找到副政委张际春坦白请求处分。张际春给了“无限期延长入党预备期”的答复。但在“整风抢救”运动中，“生活问题”与“政治问题”使夏沙成了抗大总校的重点批斗对象，她在大会上不得不诚恳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见《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

老干部窗前相看女生，认识24小时内结婚等情景不时出现。一些新四军高干利用工作接触或集体广播操等机会，选择城市女生，再转身用同样方法为部下解决“个人问题”。张宁（林立果未婚妻）之父张富华，江西兴国人，1929年参加红军，时任胶东军区某团政治部主任。女兵连清晨出操，军区司令许世友在窗前问张：“你看上哪一个？”张指着一高个美女——此女就是张宁母亲、胶东文登县侯家集方圆百里出名的大美人。次日，组织谈话，三言两语介绍张主任，好事就算定下了。第三天晚上，这位17岁的高个美女背着行军包进了张主任屋子。一桌花生红枣、一瓶土烧酒，就算礼成。“妈妈为逃避包办婚姻投奔革命，成了共产党员后，却又由‘组织包办’嫁给了比他大16岁的我爸爸。这种事在战争年代不稀奇，许多当年在战争第一线拼命的指战员，他们的夫人有许多是在与我妈妈大同小异的情况下与丈夫结合的。这叫‘革命感情’。”（见《红妃自传》，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

历经“五四”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婚恋自由权，就那么“高尚”地交出去了——党员结婚、离婚须经组织批准。冯兰瑞欲与前夫离婚，1943年春交上去的报告，1944年才批准。32岁的团长高自和申请与29岁的鲍侃结婚，彭真不批，理由是八路军团长不能与非党员结婚；1947年4月鲍侃入党，获得与爱人结婚的先决条件，可高自和已于1946年春在华北前线牺牲了。一些恋人因一方出身不佳受到组织劝止甚至批判，闹出自杀悲剧。

延安婚恋的“浪漫指数”到底怎样？囿于条件，除了“三天一封信，七天一访问”，情人们唯一浪漫之事就是周末舞会。打谷场上，油灯底下，一把胡琴伴奏，穿着草鞋跳舞。婚礼更是革命化。1942年9月1日，长征老干部舒同（后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与女知青石澜结婚，由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主婚，举行庄重的婚宴——“粗面馒头，西红柿炒洋芋片，并以开水当酒”。这还算好的，有面有菜，办了婚席，大多数延安婚礼只能吃到花生米，俗称“花生米婚礼”。1938年11月20日，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也仅在凤凰山窑洞外摆席三桌，很普通的几个菜，一盆大米饭，没有酒也没有凳子，客人站着吃饭。毛泽东没出来，江青出来转了转，打打招呼。客人自打饭吃，吃完就走，也不辞行。

新婚青年没有房子，十几孔窑洞专门辟为“青年宿舍”，只有一张床，被褥自带，不开饭，一天5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第二天各回单位。生活供给制、组织军事化。延安人都有单位，无所谓家，夫妻在各自机关工作，每周见面一次，同一机关也各按各的待遇吃饭。

延安夫妇还有一档最麻烦的事——孩子。高干有服务员给带，或进保育院，一般干部的孩子则很难进保育院。“女同志怀了孕，理智些的人就打胎”。年轻夫妇李锐、范元甄，一边是炮火连天的内战与繁忙工作，一边是麻烦日增的大肚子与哭声不断的新生儿，两人不知吵了多少嘴、伤了多少情。1947年7月29日，范元甄家书：“我什么也不能做，整日抱着，心似火烧。思前想后，只想把他勒死。我带他已至毫无乐趣的地步了。”（见李南央《父母昨日书》，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扔孩子”的做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婴孩随生随送老乡，且由组织安排。1939年7月，抗大与陕北公学迁往前线，徐懋庸、刘蕴文夫妇随行，新生一子，送给瓦窑堡居民。“解放后去信探问，经当地政府复信，说已因患天花死了”。（见《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1943年春石澜生子，一个月后，“上级却通知我，要我把婴儿送给别人，而且联系好了，送给王家坪附近的一户农民”，因为石澜有“特嫌”，要接受审查。战争年代弃婴尚可理解（贺子珍长征中弃女、张琴秋西路军时期因追兵在后弃子），往后再保留这一“传统”，便令人难解了。

米脂乃陕北首富县份，该县地富的女儿绝大多数识字上学，故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在解放军内部，米脂县被称为“丈人县”。1949年进城后，不少干部顶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蹬掉乡里原配，另娶地富女儿与城里资产阶级小姐，号称“婚姻革命”。1953年，仅法院受理的离婚案即达117万件。亲历者浩然这样详述干部这一时段的“鸟枪换炮”：

（一些老干部）纷纷起来带头“实践”新婚姻法，生着法子编造诸般理由跟仍留在农村种地、带孩子、养老人的媳妇打离婚。由于他们的行为，形成一种时兴的社会风气：凡是脱产在外边搞工作的男人，如若不跟农村里的媳妇闹离婚，就被视为落后、保守、封建脑瓜，就没脸见人，就在同志中间抬不起头来。

我们的老县长，年近半百，很追时髦。他在贯彻新婚姻法的工作中，在县直机关起带头作用，跟乡下那位与他同甘共苦患难几十年的老伴离婚之后，马不停蹄地跟一个比他儿子还小若干岁的女青年干部配成新夫妻。此事在蓟县传为新闻，传为“佳话”，轰动一时……（见浩然《我的人生》，华艺出版社2000年版）

进入“火红的五十年代”，延安一代的婚恋幸福度达到高峰。但政治第一的婚恋也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颠簸跌宕，最初的幸福度与此后的痛苦度恰成正比，不少“延安家庭”因政治而崩裂。最著名的有浦安修与彭德怀的离婚。延安女干部郭霁云晚年还闹离婚。舒同与石澜结婚40年，夫妻关系一直十分紧张。石澜说：“我常常把工作中的紧张气氛带到家庭中来，因此与丈夫不断发生龃龉和争吵。”舒同向子女诉苦：“在社会上紧张工作，回到家庭里面也是紧张，这样的家庭，还不如没有。”1982年，舒同震怒于石澜对自己的揭发，坚决离婚。石澜在《离婚通知书》上悔批八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见《我与舒同四十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李南央这样评母：“她这辈子过得太不愉快，太不快活。”1950年的李锐，对夫妻生活退守于“只要不吵架，只要有性生活”。范元甄甚至咒骂婆婆：“死，也没什么，只解放了许多人。”陈云听说李锐跪母：“这种母亲还要她作什么？”1959年庐山会议后，李锐白天在机关挨斗，晚上回家，老婆的一场批斗还在等着。为革命而结合，为党籍而离婚，在延安一代中十分普遍。1960年范元甄离婚不久去看望周恩来夫妇，吃饭时陈毅说：“老夫老妻离什么婚呵？！”周恩来正色：“嗯，这是大是大非呵！”范因周恩来的理解顿感释然。

1994年，南京电台“今夜不设防”栏目收到一封如泣如诉的长信，一位离休女干部倾吐自己44年的辛酸情史：她出身文化家庭，少女时代有一位才貌双全的恋人——留日清华生。参加革命后，她向组织坦白有一位出身不太好的男友。组织严肃告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能调和的！”她大哭一场，只好将组织的意见信告恋人。不久，文工团的上级领导、某部长为她做媒，介绍了一位参加长征的正团级干部，大她14岁，已有一孩。她说：“我不找对象。”部长道：“不行！”再曰：“那我转业复员。”“也不行！”组织一次次找她谈话，要她服从安排。她只得成为老红军的第三任妻子。

这位老红军农民出身，刚开始学文化，她只敬佩他身上的伤疤，忍受不了“战斗英雄”的暴躁性格——动辄“老子枪毙你！”一次将她从楼上打到楼下，左腿骨折。她第二年就要求离婚，组织科长批评她：“他对革命有贡献，对待革命功臣应该热爱。你的小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准离婚！你和他离了婚，他怎么办？谁跟他呢？”

因为长期忧郁，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次提出离婚并向丈夫下跪，丈夫就是不同意。1960年，她鼓起勇气向法院递交离婚诉状，法院转给单位，领导找她谈话：“不准离婚！要好好照顾老同志。”她只得含泪维持死亡的婚姻，一日三餐敲碗通知开饭。每晚等老头看完《新闻联播》与天气预报，踱步回房，她再上客厅看自己喜欢的歌舞戏曲或电视连续剧。年年岁岁，一出长长的哑剧。

改革开放后，55岁那年她第五次上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还是不准。组织上说：“人都老了，不怕人笑话？将就着过吧。照顾好老同志是你的任务！”她哭诉苍天：“这是为什么？”

长信播出后，感动了无数听众。此时，她还在医院陪侍78岁的临终丈夫，喂饭擦身、端屎端尿。老头临终前一遍遍问：“我死了以后，你还找不找老头？”她不忍心伤害临终者，咬咬牙：“我跟孙女过，你放心走吧。”老红军放心走了。当她得知黄宗英与80岁的冯亦代黄昏恋，再三感叹：“我没有这样的胆量。”  

说明：相关资料引自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新闻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等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元帅夫人传》《我在中国的岁月》《中国女子大学风云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等书籍，出处在文中标明。

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