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的契机是因为我刚刚完成了一份300页的英文指控报告，正式指控当初的跨国“恋爱”对象对我进行了残忍的性剥削和虐待。
2025年12月，在绝望之下，我向对方所在的NGO组织的上游机构，庞大的利益集团群发邮件，要求他们对此事进行调查。后来，我陆续收到一些反馈。比跟律所和记者的沟通要更顺利一些。当事NGO也收到合作伙伴的问询，他们有些紧张，但是仍然对我保持沉默。
在与众多国际组织沟通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大家对我的性经历很“感兴趣”，纷纷要求我描述细节，那时，另一个政府机构在阅读同样的材料后，向我反馈说，我的案件属于性剥削和虐待（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 SEA)案。
彼时，我根本不知道性剥削和虐待跟我有什么关系。在查询相关定义，以及与朋友辩论了几个回合之后，我在给相关驻华大使馆的邮件里改了说法，直接说自己的案件事关SEA。这个举动令之前收到举报邮件的国际组织相当紧张，不同的机构在圣诞节前夜纷纷点开之前的邮件，那时，我几乎确信，SEA可能真的是他们的一个红线。
我在圣诞节当天将自己的部分性经历细节发给了专业的国际组织，寻求帮助，请求他们对我的经历进行定义。联合国的一个机构之前详细询问了我的性经历，但是看到我询问是否符合SEA的邮件，却沉默了。他们的不回应，让我感觉到一些蹊跷。很快，其他组织回复邮件，确认了我的经历属于SEA。
加上与某国际组织约了1月初的视频会议，所以，过了圣诞节，我便开始投入SEA报告的撰写工程。说实话，这是一场浩大的创伤写作。我对过往是极度排斥的。写作过程极其痛苦，无异于法医解剖自己的尸体。越是投入，痛苦来得越是强烈。
2026年1月初，在与两三个国际组织的视频会议结束后，我根据大家的反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我生日当天，将34页的初版报告发送给了当事人所在的机构组织，同时抄送他和我自己。5天后，他发来邮件，说他被解雇了。让我停止继续揭露。我第二天看到邮件，笑过、哭过，但是我没回。
他的邮件主题是希望我开心，邮件内容一共50字左右，反常地发给了我的两个不常用的私人邮箱，其中一个还是密送，不知道他在搞什么，似乎怕我收不到。
他的话里话外，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没有任何反省和歉意。习惯在这段剥削和虐待关系里占据上位者地位，哪怕关系死亡后，对我也仍然是一副颐指气使的态度。我收到邮件后，心情很是复杂。他想让我愧疚。可我该愧疚什么呢？愧疚他性剥削和虐待，我没有默默忍受？还是愧疚他情感虐待我，我没有全盘接受？抑或是他利用机构权力对我进行压迫、羞辱、污名化，我没有任他和他背后的国际慈善NGO欺凌？我突然意识到一惯不愿伤害他人的自己，对他的处境并没有过多的自责。
邮件过后6天，他加了我微信，我通过了。这还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当初，他一意孤行，没有任何同理心可言。连我的手机号都拉黑，更别说加我微信。还是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微信加了又如何，他不说话，他不想求我，他不想低姿态。我知道他很焦虑。ins每天新增数十人的关注量。但是，过往所有的伤害，我没法原谅。
当初我万般无奈之下，一遍遍恳求他不要这样伤害和虐待我，他将我的善良、爱、忍让当作可以欺负的弱点，无下限地伤害我。那时候，我跟他说，能量守恒，今日你对我造成的伤害，拿走的能量，他日一定会以什么方式还回来，尽管我还不知道具体会如何偿还。
我并不想伤害他。我真正的矛头是他背后的权力，那些滥用权力凌辱和伤害我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写报告的时候，我像是复仇女神附体一般，哪怕创伤令我痛苦不堪，我也咬着牙坚持写完了报告。
最初，我甚至都不愿意对外讲述这件事，但是我需要一些外部的反馈。发表在外网的文章，没有很多水花。在这个公众号的文章，被路过的读者一再羞辱。这些不好的反馈反而对我的最终版报告是一个助力。因为我意识到，如果只专注于描绘自己的反应和内心活动，多半会验证他的诬告，人们只会怀疑我心理和精神是否稳定。所以，正式版报告，先描写具体的性行为，他如何利用信任、承诺获取无效的性同意和情感同意。然后，以“刺激-反应”的模式，建立他行为的模型，再呈现我的被动反应。以此来规避之前文章评论区出现的负面反馈。
300页，我把所有的隐私，连同给他和他父亲的私人通信，律师函，还有肯尼亚教育部等全部囊括进内。除了对事件发生时事无巨细的回忆，还有3万多字的精选聊天记录一起收录进报告里。当初，第一篇文章发布时，有陌生的女读者叫嚣着让我公布他给了什么承诺，我说我很想说，但是这是隐私，我没法跟一个陌生人讲这些亲密关系里的细节。但是，在给国际社会的指控报告里，我不能不说，那是我精心打造的基于事实的武器。我不能因为心软再继续退哪怕一步，因为身后是悬崖。
这份报告承载了我半生的“功力”。战略布局、逻辑思考、故事讲述、理论建构、数据分析、宏观和微观的论证，说是倾注了我全部的心血，一点都不夸张。
迟来的正义不值得欢呼，但是有必要记载下来。希望这份报告取得她该有的尊重和反响吧！是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