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是一个现代思想家,但是他的婚姻是中国非常传统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决定的,并且维系了一生。我们重读胡适,了解胡适胡适的婚姻和情感世界对理解胡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度。
在胡适14岁那年,安徽皖南旌德县有一个江村的望族看中了胡适,这个江家还和胡家有亲戚,就派人来说媒,为自己的女儿江冬秀提亲,当时江冬秀15岁,胡适的母亲冯顺弟因为江冬秀比胡适大一岁,当时有句俗语:“宁可男大十,不可女大一”,又因为江冬秀属虎,胡适属兔,八字过硬,生肖相克,有些犹豫,就推说让菩萨代为作主,做法就是把江冬秀和其他前来提亲的姑娘的八字放在灶王爷的神龛里面,过一段时间,看家里是不是太平无事,结果果然没事,冯顺弟就在这些姑娘的八字中任意抽取一个,正好抽到了江冬秀的八字,胡适的终身大事就这样定下来了。于是江冬秀是作为胡家的童养媳,先过来实习做人媳之道。
江冬秀读过两三年私塾,和胡适订婚的时候,胡适也只是刚刚读完九年私塾,算是一个农村“知识青年”,两个人当时也堪称般配,但是后来胡适进了上海的新式学堂,又去美国留学,那两个人的思想水平差距是越来越大。
胡适在上海读书期间,受新思潮影响对这段婚姻是表达不满的,1908年,他母亲冯顺弟怕夜长梦多,催他回皖南赶紧完婚,胡适没有革“母命”的意思,但是尽量拖延时间,让时间来裁决。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反而对美国的自由恋爱产生了逆反心理,为中国传统婚姻辩护,觉得中国传统婚姻顾全女子廉耻名节,父母包办婚姻,女人就不用自己为了找对象,不断去社交,更加重视女子人格,不像西方,女人长大了就着急自己找对象,在社交场合献身讨男人欢心。并且说“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造成的。”所以在美国期间的胡适的婚姻观比他在上海的时候反而倒退了,这一方面是中国传统礼教对他毒害很深,另一方面他对西方文明了解也还比较浅,他老是从中国礼教角度去看美国婚姻,那肯定觉得美国人不成体统。
到1914年,他还觉得美国人这种求婚是非常狼狈的一件事情,远不如中国媒妁之言更“文明”,直到他遇到了一位金发美女——韦莲司,一切开始变化。韦莲司1885年生人,比胡适大6岁,纽约人,康奈尔大学地质学教授的女儿,才女,校花,性格高洁又狂狷,很多富豪追求她都看不上。
胡适和韦莲司现在保存下来的有200多封信,两个人是从文化思想交流发展为精神伴侣,胡适在她这里也感受到,西方自由开放的社会,即使像韦廉斯这样奔放的女子,也有她们遵守的“礼”的规范。在韦莲司的影响下,胡适专注学业,对自己曾经感到不满的包办婚姻也开始坦然接受了,胡适是立志要做“国人导师”的,一方面学业必须有创造,另一方面婚姻形象上也要做表率。因为态度的变化,他和母亲以及江冬秀的关系也得到了缓和,对配偶的文化要求降低,希望她婚后继续提高,能做个伉俪兼师友就很满意了。
胡适订婚在清朝末年,结婚在民国,本来旧婚约在新社会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但是胡适还是自愿选择履行婚约,当然婚后的江冬秀有没达到胡适的理想,她没什么学习的志向,阅读只能到武侠小说的水平,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打牌、打麻将上,文化上不上进,也是那个时代,大部分女性不思进取的一种普遍现象。
江冬秀没有任何开创新风气的意思,她不缠足都是胡适再三要求的结果,她也学习白话文,但是对为什么学这种东西,和为什么放足一样,她都不懂,胡适信守了和她十三年的婚约,这个漫长的时间,得失与否,她认为都是命,她很认命。1917年,胡适从美国回国,提出想在结婚前见一下这位未婚妻,但是江冬秀就是死活不答应,一定要坚持,只有婚后才能见面。
江冬秀对胡适影响有两个方面很大,一个是她不愿胡适做官,胡适也答应了,抗日战争期间,国难当头,没有办法,他去做了美国大使,他声明只要战事结束,他马上辞职,在生活上江冬秀会照顾胡适,牢牢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胡适要朝她要钱,所以胡适也有“惧内”的雅号。
韦莲司一生没有结婚,她和胡适的感情,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男女的爱情与友情,维持了一生,1953年,胡适夫妇到美国,在韦莲司家中住了27天,1962年胡适去世,韦莲司将珍藏的50年的胡适的书信都寄给了江冬秀,江冬秀是吧韦莲司的照片放到了胡适的棺木中合葬,红颜知己常相伴。
1959年,74岁的韦连司把自己居住的房子出租出去,自己搬进铁皮车库中当卧室,她用租房子和变卖祖宅得到的6000美元成立了胡适著作的英文翻译的基金,1971年,韦连司在美国病逝,享年86岁。
胡适的婚恋,并不是一个“新思想战胜旧礼教”的故事。那个时代,很多大学者、革命家离婚再找老婆,甚至不只一次的离婚都是非常平常,甚至很时髦的事情,比如鲁迅先生也抛弃了原配,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师生恋,中国那个时代,很多男人是把自己的老婆当成旧时代一样抛弃的,胡适的婚姻恰恰是一个现代思想者,在无法推翻命运的情况下,与现实达成和解的反例。他没有把婚姻理想化,也没有把责任浪漫化。他既没有牺牲自己去扮演圣人,也没有逃避承诺去成全自我,更没有只想自我放弃责任。他在三种力量之间,寻找平衡:个人欲望、家庭责任、公共角色。这恰恰是现代人最缺乏的能力。我们今天谈爱情,常常只谈感受;谈婚姻,只谈金钱和房产;却很少谈“如何与一个不完美的现实长期相处”。
胡适的婚恋观,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不是选到“最合适的人”,而是在看清所有限制之后,依然愿意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宽容与理解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稀缺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