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第二章，以方鸿渐归乡后的种种遭遇徐徐展开。香港的暧昧约会、上海的前岳家拜访、故乡的亲人团聚、博士演讲的尴尬、战乱中的避难、张家的相亲宴——看似琐碎的日常，暗藏着一场关于婚姻与爱情的观念博弈。
在这场博弈中，方鸿渐、方父、方母各自的婚恋观相互碰撞，折射出一个时代转型期的精神困境。
香港的甲板上，苏文纨褪去了留学生的矜持，在水果的香甜中向方鸿渐靠近。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婚配对象：同窗留学的经历、显赫的家世、知性的气质，在世俗眼光中无可挑剔。然而方鸿渐的感受却是微妙而复杂的——“只有在九龙上岸之前看到她害羞脸红的一刹那，心忽然软得没边，以后便没有这个感觉”。苏小姐的每一分温柔、每一丝娇痴，不仅未能打动他的心，反而令他“恐慌不已，甚至毛骨悚然”。这种近乎生理性的抗拒，恰是爱情最诚实的告白——感情无法因条件优越而生根，心动亦不能靠理性计算而萌芽。
有趣的是，方鸿渐明知无法回报对方的感情，却仍欣然接受苏小姐的示好。这种矛盾或许正是人性中那点“劣根性”在作祟——被追捧的虚荣感，终究比拒绝的勇气来得容易。
方父的婚恋观则完全是另一套逻辑。他虽未见过苏小姐，却已将其家世背景打听得一清二楚。“男人非比他高一层，不能和她匹配”——这句话背后是传统婚姻观中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在方父看来，婚姻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资源重组；不是情感的归宿，而是社会地位的延续。“娶妇必须不若吾家”的古训，正是这种功利主义婚恋观的集中体现。男尊女卑的时代烙印、门当户对的现实考量，使得方父在面对苏小姐这样“高不可攀”的儿媳人选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儿子的幸福，而是家族权力的平衡。与其说是为儿子着想，不如说是在维护一种既有的社会秩序。
方母的视角则更为微妙。当方父认为儿子配不上苏小姐时，方母的第一反应是：“咱们也是个博士，不输给她，为什么配不过她？”乍看是在为儿子争取，实则是一位传统母亲对儿媳的隐秘期待。
她真正排斥苏小姐的原因，是“官小姐娶不得，不会服侍你”——在方母心中，理想的儿媳应当像自己一样，成为一个围着儿子转的“老妈子”：柔顺听话、能生能养、三从四德、以夫为天。
这种婚恋观，既是传统社会对女性角色的规训内化，也是婆媳关系中潜在冲突的根源。方母的观念是她所处时代的产物，那种将女性工具化的思维，终究令人感到可悲可叹。
第二章末尾的张小姐相亲故事，如同一场婚恋观的荒诞剧。十八岁的女孩，中学毕业，会弹钢琴，读过莎士比亚和居里夫人——这样的才情在张父张母眼中，却只是婚姻市场的筹码。那本《怎样获得丈夫而且守住他》的书名，已然道出了他们对婚姻的全部理解：这是一场需要策略、需要经营的博弈，女性的价值在于如何获得并守住一个丈夫。方鸿渐在看到这一切后，心中已然明白彼此没有缘分。这种清醒，或许正是他对感情最后的诚实。
纵观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深刻的精神困境：方鸿渐徘徊在感情与理性之间，无法投入地爱，也无法理性地选择；方父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既希望儿子娶得好，又害怕儿媳太强；方母则在自我牺牲与对儿媳的期待之间，延续着一种代际传递的女性困境。
《围城》中的婚恋观，恰如一座无形的围城：有人被传统观念所困，有人在感情与理性间徘徊，有人将婚姻视为交易，有人在自我与他人期待中挣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内的人想出来——这场关于婚姻与爱情的博弈，或许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