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著《人间喜剧》对婚恋问题的启发
摘要：本文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金钱批判为核心，结合塔纳赫（希伯来圣经）中关于婚姻的神圣契约观，审视当代婚恋爱情问题。研究发现，《人间喜剧》所揭示的金钱对婚姻的异化——婚姻沦为财产交易、爱情被物质绑架——在当代社会以更为精致和隐蔽的方式延续。塔纳赫将婚姻视为上帝与以色列之约的象征，强调“二人成为一体”的排他性与神圣性，为批判当代婚恋的工具化提供了超越性尺度。通过分析2025-2026年中国婚恋市场的真实数据与典型案例，本文揭示：当婚恋被契约逻辑和消费主义吞噬，个体的情感困境恰恰印证了巴尔扎克的预言性批判，也呼唤着回归婚姻的神圣本质。
关键词：《人间喜剧》；巴尔扎克；塔纳赫；婚恋观；金钱批判；契约伦理
一、引言
“现代人结婚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在19世纪的法国和21世纪的中国，同样令人困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绘了一幅金钱统治一切的法国社会图景：贵族因金钱而衰亡，资产者因金钱而发迹，而爱情与婚姻则沦为金钱的牺牲品。近两百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结婚率在政策刺激下出现反弹，但同时，婚介纠纷、彩礼争议、婚恋焦虑层出不穷。这是否意味着，巴尔扎克笔下的“金钱罪恶”仍在我们这个时代重演？
本文尝试将文学经典与古老经文并置，以塔纳赫（希伯来圣经）中关于婚姻的神圣叙事作为参照系，审视《人间喜剧》对婚恋的工具化批判，并将其投射到当代中国的婚恋现实之中。塔纳赫将婚姻理解为上帝与以色列“圣约”的象征，强调其神圣性与排他性；而巴尔扎克则撕开了资本主义社会婚姻的遮羞布，揭示其背后的金钱逻辑。这两种视角的交织，或许能为理解当代婚恋困境提供一种更具深度的阐释框架。
二、《人间喜剧》的核心思想：金钱统治的世界
（一）三大主题：贵族衰亡、资产者发迹、金钱罪恶
《人间喜剧》是巴尔扎克用20余年时间创作的91部小说的总称，被恩格斯誉为“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这部宏大的作品围绕三大主题展开：贵族阶级在资本冲击下的衰亡、资产阶级不同阶段的发迹史、以及金钱对社会伦理的全方位瓦解。
在贵族衰亡的叙事中，巴尔扎克描绘了三代贵族的不同命运：老一代被金钱打倒，新一代被金钱腐蚀，而贵族女性则在情场失意与婚姻不幸中被金钱“轰走”。《古物陈列室》中的老贵族固守传统却无力回天，《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在巴黎的纸醉金迷中堕落，《弃妇》中的太太们因失去财产而被社会抛弃。巴尔扎克对贵族的同情是真实的，但他“同情的泪水挡不住他现实主义的目光”。
在资产者发迹的叙事中，巴尔扎克塑造了三代资产阶级形象：高布赛克式的原始积累者、葛朗台式的投机者、纽沁根式的金融寡头。他们分别代表了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演进史——从单一的放贷生息，到多元的投机经营，再到与政权勾结的垄断资本。
（二）“恶的诗化”：金钱对人性的异化
巴尔扎克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非简单地谴责金钱，而是将金钱驱动下的情欲与野心“诗化”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他“以极大的热情去感知恶，用高超的技艺和史诗般的规模去表现恶，使恶转化为具有审美属性的艺术实体”。
葛朗台老头便是这样一个“丑得精美”的形象。他对金钱的痴迷达到了病态的程度，但在巴尔扎克的笔下，这种痴迷却被赋予了“诗意”：“他真切地想着，他的金币‘像人一样一个个都是活的。它熙熙攘攘地活动着，它来，它去，它流汗，它生产’。”泰纳评价说，情欲被如此表现出来，“到了这种高度，表现在这样的行为上，情欲可以说已取得了诗意。如此一个守财奴，说不定倒真是一个闭户独处，走错了路子的诗人”。
这种“恶的诗化”揭示了金钱异化的深层逻辑：当金钱成为唯一的价值尺度，人的一切情欲与才能都将被收编到逐利的轨道之中。婚姻与爱情，自然也难以幸免。
（三）婚姻沦为交易：以《欧也妮·葛朗台》为中心
在《人间喜剧》中，金钱对婚姻的侵蚀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欧也妮·葛朗台》中，富家女欧也妮爱上了破产的堂弟查理，查理却为了金钱抛弃了她，娶了贵族的丑女。欧也妮最终虽继承了巨额财产，却只能在修道院式的孤独中了此残生。金钱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成为她与外界隔绝的围墙。
《高老头》中，两个女儿为了进入上流社会，榨干了父亲的最后一枚金币。她们的婚姻本质上是财产与地位的交易：大女儿嫁给贵族，二女儿嫁给银行家纽沁根——而纽沁根正是通过妻子的嫁妆完成了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拉斯蒂涅在巴黎的堕落，起点便是他意识到：“没有金钱，在巴黎什么都做不了。”
巴尔扎克以手术刀般的精确解剖了婚姻的金钱逻辑：“金钱成为夫妻结缘的唯一纽带。爱情、婚姻、家庭都是以金钱为轴心而展开的，金钱导演出一幕幕悲剧、喜剧、丑剧和闹剧。”
三、塔纳赫经文中的婚姻观：神圣之约
（一）婚姻作为“圣约”的神学基础
在塔纳赫（希伯来圣经）中，婚姻远不止是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上帝与人立约的象征。先知们反复用婚姻比喻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上帝是丈夫，以色列是妻子。这种“圣约婚姻观”赋予了婚姻以神圣性与排他性。
《耶利米书》中，先知警告以色列人若违背与上帝的盟约，将面临审判：“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市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耶7:34）这段经文在后来的犹太传统中被引用为婚礼祝福的出处——“kol sasson v’kol simchah, kol chatan v’kol kalah”（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婚姻的喜乐被置于与上帝的盟约之中，成为神圣秩序的体现。
（二）从“erusin”到“nissuin”：婚姻的二重结构
拉比传统将婚姻分为两个阶段：erusin（订婚）和nissuin（完婚）。erusin是法律上的确立，nissuin则是夫妻共同生活的开始。这两个阶段对应着上帝与以色列关系的两种状态：当约柜在圣殿中时，关系如同nissuin——亲密、完整；当圣殿被毁、约柜失落时，关系退回到erusin——虽有盟约，却未达圆满。
《何西阿书》中，上帝应许将来以色列不再称祂为“巴力”（ba’ali，我的主人），而称祂为“伊什”（ishi，我的丈夫），这被拉比解读为从“erusin”到“nissuin”的升华。婚姻的神圣性在于，它不仅是法律的契约，更是生命的结合与情感的相融。
（三）婚姻与神圣秩序的关联
塔纳赫将婚姻置于神圣秩序的框架之中。婚姻不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交易，而是参与上帝创造秩序的方式。在《创世记》中，上帝造男造女，使二人“成为一体”（创2:24），这“一体”既是生理的结合，也是灵魂的契合，更是神圣秩序的彰显。
这种婚姻观与巴尔扎克笔下被金钱异化的婚姻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在塔纳赫的视域中，婚姻具有超越经济逻辑的维度；而在《人间喜剧》的世界里，婚姻被还原为纯粹的财产关系。塔纳赫的婚姻观为批判资本主义婚姻的工具化提供了价值尺度。
四、当代婚恋爱情问题的真实图景
（一）政策推动下的结婚反弹：数据解读
2025年，中国的结婚登记数据出现显著反弹。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676.3万对，比2024年增加了65.7万对，增长10.76%。这一反弹在人口流入地区尤为明显：广东结婚登记61.4万对，增幅达19.92%；上海结婚登记12.5万对，同比增长38.7%；深圳结婚登记11.89万对，同比增长28.54%。
专家将这一增长归因于多重因素：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的实施（2025年5月起，新人无需户口本即可在异地登记结婚），各地推出的“结婚奖励”措施（如山西吕梁向初婚夫妇发放1500元奖励），以及“公园式”婚姻登记点、户外颁证基地等创新服务的推广。此外，“双春年”等传统吉祥因素也被认为有一定影响。
然而，这组数据的另一面同样值得关注：2025年全国离婚登记仍高达274.3万对。结婚率的反弹是否意味着婚恋观的根本转变，还是政策刺激下的短期波动，尚需进一步观察。
（二）婚恋市场的困境：以婚介纠纷为例
与结婚登记数据反弹形成对照的是，婚恋服务市场的乱象频发。2025年至2026年间，多地曝光婚介机构“跑路”、服务质量纠纷等问题。
2025年7月，山东东营的赵先生与“广饶县广饶街道五二零婚姻介绍工作室”签订了为期半年的服务合同，支付4999元，约定匹配6位相亲对象。然而，婚介机构只是“把人推过去”，后续沟通全凭赵先生自己努力。推荐的相亲对象要么几乎不回复消息，要么以“没送人”“汗水湿了衬衫”等理由拒绝进一步交往。更令人愤懑的是，合同条款明确规定：“未找到交往对象、未确定恋爱关系……甲方不得以此为理由要求乙方退还服务费用。”2025年9月，该婚介工作室倒闭，赵先生的4999元打了水漂。
律师指出，这类纠纷的根源在于合同约定不明：婚介机构将“拨打电话、发送信息”这一过程行为等同于“完成服务”这一结果行为，规避了“匹配审查义务”“沟通协调义务”和“质量保障义务”。
这一案例揭示了当代婚恋市场的深层困境：当婚恋被商品化，情感被合同化，“爱情”本身成为可被消费的服务，而消费者购买到的往往只是一个虚假的希望。这与巴尔扎克笔下以金钱为纽带的婚姻何其相似——只不过19世纪是直接的财产交易，21世纪则是通过中介机构完成的“服务购买”。
（三）大学生婚恋观：理性权衡与情感焦虑
麦可思研究院2026年发布的《在校大学生婚恋观研究》显示，当代大学生的婚恋观呈现出复杂的特征。
一方面，传统婚恋观仍占主导：64.5%的受访大学生有过恋爱经历，41.5%将“寻找人生伴侣、走向婚姻”作为大学恋爱的首要目的；仅有6.7%倾向于当“不婚族”。
另一方面，婚姻被赋予了高度的“理性”色彩：43.7%的大学生认为26-28岁是最理想的结婚年龄，22.1%表示结婚前需先共同生活以确保生活契合，43.2%认为双方必须具备稳定的事业且有清晰的发展路径。研究者指出，这种“极度理性的考量”背后，是“为维持关系的稳定性，以确保这种关系不会被现实琐事摧毁”。
同时，74.2%的受访大学生感受到来自家庭或社会的催婚压力，其中18.4%认为“压力非常大”。对婚姻意义的理解也呈现多元化：52.7%认为婚姻“重要，但并非必需”，20.2%视婚姻为“通向圆满人生的必要条件”，20.4%认为“婚姻与个人幸福无关”。
这些数据揭示了一幅矛盾图景：年轻人既渴望婚姻，又对婚姻充满焦虑；既追求情感契合，又将理性算计前置；既不愿被催婚裹挟，又难以摆脱社会期待。这种矛盾，恰恰是巴尔扎克笔下“金钱社会”婚姻困境的当代回响。
五、双重镜鉴：以塔纳赫重读《人间喜剧》与当代婚恋
（一）巴尔扎克的预言：金钱逻辑的当代延续
将巴尔扎克的批判置于当代语境中审视，我们会发现：金钱对婚恋的侵蚀非但没有消失，反而以更为隐蔽和精致的方式延续。
在《人间喜剧》中，葛朗台用金钱控制女儿，纽沁根用妻子的嫁妆积累资本，拉斯蒂涅用婚姻攀附权贵——这些都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而在当代，金钱的作用机制更加复杂：婚介服务将情感商品化，彩礼将婚姻明码标价，住房成为结婚的硬性门槛，“理性择偶”将爱情转化为一系列可计算的指标。
赵先生的婚介纠纷案例尤为典型：他将4999元作为“购买爱情”的投资，婚介机构则将“服务”定义为“提供联系方式”。合同条款的设计使婚介机构得以规避质量责任，消费者购买到的只是一个“希望”，而“希望”无法被计价，也无法被追索。这难道不正是巴尔扎克笔下“金钱导演出的闹剧”的现代版吗？
大学生婚恋观中的“极度理性”同样值得警惕。43.2%的人认为结婚需“具备稳定的事业且有清晰的发展路径”，22.1%认为需“先共同生活确保生活契合”——这些看似理性的考量，恰恰印证了巴尔扎克的洞察：当社会以金钱和物质为唯一标准时，婚恋必然沦为一场精密的计算。而计算的背后，是对婚姻神圣性的消解。
（二）塔纳赫的启示：婚姻作为神圣之约的当代意义
塔纳赫的婚姻观为批判当代婚恋的工具化提供了超越性尺度。在塔纳赫传统中，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参与神圣秩序的方式。从erusin到nissuin的过渡，象征着从法律契约到生命合一的升华。
这种婚姻观与当代“理性择偶”形成鲜明对照：在塔纳赫的视野中，婚姻的根基是“约”（brit），而不是“合同”（contract）。合同是可计算的、可终止的、可量化的；而约是神圣的、排他的、超越计算的。将婚姻理解为“约”，意味着夫妻关系不是两个利益主体之间的交易，而是彼此生命的全然交付。
《何西阿书》中，上帝对不忠的以色列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何2:19）。这段经文将婚姻从经济逻辑中解放出来：聘礼不是金钱，而是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这正是对当代婚恋异化的深刻批判。
（三）从“金钱罪恶”到“神圣之约”的可能路径
在当代语境中，回归婚姻的神圣性意味着什么？它并不意味着否定经济考量的合理性，而是要求将经济逻辑置于应有的位置，而非凌驾于一切之上。
赵先生的案例中，婚介机构利用模糊条款规避责任，这是契约精神的异化；当代年轻人将“稳定事业”作为结婚前提，这是风险意识的本能反应。但婚恋如果完全被契约逻辑和风险计算支配，就丧失了其作为“神圣之约”的本质。
塔纳赫传统中的“erusin”与“nissuin”之分或许能提供一种有益的思考框架：婚姻的初始阶段（erusin）可以容纳理性的考量——双方对生活条件、价值观念的匹配进行审慎评估；但婚姻的完成（nissuin）必须是超越计算的生命合一。如果始终停留在“erusin”阶段，婚姻就只是一纸合同，而非神圣之约。
当代社会的困境恰恰在于：许多婚姻从未进入“nissuin”阶段，始终停留在计算与防范之中。而计算与防范，正是巴尔扎克笔下“金钱罪恶”的核心逻辑。
六、结语
《人间喜剧》与塔纳赫，一者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一者为古老的神圣经典，两者在时空上相距甚远，却在婚恋问题上形成了奇妙的对话。巴尔扎克揭示了金钱对婚姻的异化：当社会以金钱为唯一的价值尺度，婚恋便沦为交易与算计。塔纳赫则提供了超越这种异化的可能：婚姻作为神圣之约，其本质是生命的合一，而非利益的交换。
当代中国的婚恋图景，既有《人间喜剧》的重演——婚介纠纷、彩礼争议、理性算计，也有塔纳赫的回响——年轻人对婚姻的渴望、对“黄金结婚年龄”的期待、对道德品质与价值观匹配的重视。这双重维度提示我们：婚恋困境的解决，既需要制度层面的保障（如婚姻登记便利化、生育支持政策），也需要价值层面的重建（如回归婚姻的神圣性、超越消费主义的婚恋观）。
正如塔纳赫所启示的，婚姻的喜乐——“kol sasson v’kol simchah”（欢喜和快乐的声音）——只有在神圣之约的框架中才能真正实现。而巴尔扎克则以他的方式提醒我们：若任由金钱统治一切，这种喜乐必将被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