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和婚姻,听上去多么浪漫,多么温馨,多么神圣!封建家长笃信结婚生子、成家立业是天经地义的人生目标,若有人拒斥婚恋,便等同于颓丧、孤独乃至不孝。然而,婚恋早已落入资本主义的魔爪,与他们想象的天差地别。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下,没有什么是不能交易和消费的,婚恋概莫能外。如果说理想的婚恋基于感情培养、无私奉献和相互包容,那么被消费的婚恋就是一款由符号编码的游戏,其中利益取代了感情,算计取代了奉献,挑剔取代了包容。冰冷的现实把传统的婚恋观撕得粉碎。
一旦加入婚恋游戏,无论是男是女,都不再作为活生生的人现身,而降低为贴满了标签(常见的有外貌、收入、资产、学历、职业前景、家庭背景,它们经过人为量化而可以比较)的商品,呈给他人挑选,同时挑选他人。这种游戏是消费主义的绝佳舞台,完美伴侣的范例横空出世:男性应当不断提高本事,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光明的晋升前景,随时准备供养;女性应当持续经营身体,拥有美丽的容貌身段和敏感的时尚嗅觉,时刻恭候观赏。要在婚恋游戏中保持竞争力,人们不得不经常健身、化妆、美容,追求华贵的衣装与皮具,还用豪车、豪宅、名表、名包、香水、珠宝等奢侈品包装自己,竭力向范例靠拢。
婚恋游戏的宣发铺天盖地,经由无孔不入的广告大肆蔓延,致使物质消费与爱的证明近乎等价:鲜花、巧克力及红包(其数额应有谐音意义,如“520”、“1314”)、礼盒(如首饰、化妆品、数码产品)代表着情人节,结婚之前需房车皆有,并且必须筹措高额彩礼,求婚则必备钻戒和五金;婚礼愈来愈奢华,其首要目的并非见证爱情,而旨在展示财力和地位,向亲朋好友恣意炫耀以满足虚荣心。反之,如果不依次履行这些消费责任,就是所谓的“没有相爱的态度”,仿佛对方配不上自己的标签似的。
婚恋游戏如火如荼,商机应运而生。既然人们习惯于依照标准程式对婚恋对象打分,那么将零散的打分行为聚合起来可谓水到渠成。婚恋机构、网站和手机软件异军突起,专门为相亲提供中介服务——收集、分析、匹配海量标签以及分门别类的担负者——利用婚恋游戏的规则收益不菲;以婚恋为专题的电视/网络节目相继涌现,吸引了大批观众——他们把别人的婚恋游戏当作消遣,或者盲目接受登台者的择偶准则,由浪漫的表演陷入甜蜜的幻想。毋庸置疑,婚恋游戏本身的市场化会勾起强烈的欲望,使符号的支配作用进一步增强。
各种标签排列组合出不计其数的对象,给予人们空前的选择权。越来越多的人摆脱宗法关系的束缚,离开狭窄的择偶圈子,将目光投向广阔的市场;市场上的商品如此丰富,以致于营造出一种幻觉:“下一个更好。”于是,人们纷纷抛弃漫长的磨合过程,疯狂寻求新鲜和刺激,只要感到过时或无聊,就立马更换对象,换人如换衣;事实上,据有范例形象之人往往青睐短期关系(短则几周,长不过数月),甚至不惜高价购买对象的使用权,抑或频繁进行一次性消费。情感速食化是婚恋游戏的必然后果。
以上剖析导向一个结论,被消费主义侵蚀的婚恋异化了:情爱只是手段,消费才是目的。婚恋游戏的玩家普遍失却真切的感情,仅仅关注如何用消费运行既定的婚恋程序,导致“仪式感”、“责任心”变成流水线上的产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成为检验爱情真诚与否的准绳。婚恋本来是人类的固有需求之一,却反过来凌驾于人类之上,这种主客颠倒与资本家和资本、工人和劳动的关系如出一辙。
消费同时是生产,被消费的婚恋也具有生产的意义。若聚焦财富相关的标签,婚恋游戏的主题就确定为利益盘算——对象能否保障优渥的生活条件,能否承担孩子的养育成本,能否抵御未来的经济风险?二人有没有真情实感无关紧要,关键在于分割财产时吃不吃亏。封建家长对此尤为敏感,视儿女的婚恋为金融产品,处心积虑地谋取最大利益,他们咄咄逼人地索要彩礼/嫁妆的样子,跟旧社会的卖儿鬻女何其相似!
更讽刺的是,情感诈骗层出不穷,甚而形成了产业。诈骗者首先伪装成极具迷惑性的范例形象(在互联网上尤其蛊惑人心),瞄准多个年龄段的鱼儿(十几到八十几岁均有),通过展现慷慨、制造浪漫诱导其放松警惕、付诸信任,权当“感情投资”;只要鱼儿们咬钩,几乎都泥足深陷、无法自拔,最终心甘情愿地吐出金币(至少数以万元计);榨干鱼儿的经济价值后,诈骗者随即销毁作案的联系方式,从此销声匿迹。在情感诈骗中,被骗者倾家荡产、一败涂地,诈骗者一本万利、一夜暴富。
当婚恋无时无刻不充斥攀比、算计、欺骗,沦为招摇过市、飞黄腾达、发财致富的工具,脑海中的甜美爱情便荡然无存。因此,在亲身经历或屡屡听闻婚恋游戏的骇人事件之后,很多人望而却步,彻底丧失了相爱的信心和意愿,宁可孤独终老,也不谈婚论嫁,更不传宗接代——他们对婚恋游戏敬而远之,连启动键都不肯按下,因脱离游戏规则而获得了孑然一身的自由。
诚然,人类无法从生理上回避性欲,这种原始冲动却很难促成罗曼蒂克的婚恋,这是社会力量压倒自然力量的表现之一。即使艰难地通关婚恋游戏,婚后的日子也大概率一成不变、枯燥乏味,顶多偶尔重演游戏里的戏码;所诞下的子嗣也大多不是“爱情的结晶”,而只是维系婚姻的借口,即“为了孩子将就过下去”。这样的婚恋多么无趣,多么凄凉,多么庸俗!
难道世间不存在真正的爱情吗?有人反驳说:“青春期的恋爱纯洁无瑕,除了内心的好感外不会考虑其他东西。”可是,现存的教育体系反对甚至打击少年少女们的恋爱,外部的阻力遏制了纯真的情感;况且,若青年们欲更进一步,总要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婚恋游戏及其后遗症便接踵而来。革命年代的爱情或许更接近理想——革命男女为同一个高尚的目标不期而遇、莫逆于心,缔造爱情的佳话——却绝不是常态。
纵观历史,婚恋其实从来不是设想的那般美好:在一切极少数人剥削压迫绝大多数人的社会,本真的爱情总是凤毛麟角;等级和阶级是爱情的天堑,能够跨越的幸运儿寥寥无几。如果考察古代的“婚恋游戏”,那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更加野蛮、残酷的图景:贱民们毫无人身权利,其身体被随意买卖,诸如典身契、初夜权的存在即为明证;权贵们热衷家族利益,其联姻背后的谋算比起现代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琴瑟和鸣、比翼双飞的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恰恰缘于理想的婚恋极其稀少。
理论上,婚恋必然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而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占统治地位的婚恋形态。封建主义的婚恋之所以表现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因为自然经济将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女性)禁锢于封闭的宗族;资本主义的婚恋之所以表现为被消费,是因为尽管资本主义斩断了封建羁绊,但是其利润原则操纵着所有人的婚恋。只要一切人尚未获得彻底的解放,就不能全然收回自身的婚恋,最多持有虚假的自由。
面向切近的未来,婚恋的理想何去何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给出过答案:“这要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这样的人们一经出现,对于今日人们认为他们应该做的一切,他们都将不去理会,他们自己将做出他们自己的实践,并且造成他们的与此相适应的关于个人实践的社会舆论——如此而已。”
虽然资本主义业已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为婚恋打下了牢固的物质基础,但是绝不容许平等的婚恋关系。唯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一切人自由全面地发展,才有可能一齐褪去标签、露出真容,遵从自己的内心,直面真实的彼此,探求情感共鸣和精神共振,进而鼓起携手同行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