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额彩礼背后的喜和忧
蒲 洋
坐标山西中部某农村地区，58岁的老王今年是既高兴又发愁：高兴的是自己的小儿子在28岁这一年终于把婚事定下来。发愁的是新媳妇要了18.8万元彩礼，加上“三金”等其他花销，已经花了20多万元。而老王家就是普通农村家庭，妻子42岁就因脑梗干不了重活，全家只靠老王种地、务工挣钱，这些花费还是4个女儿每个人出了2万元，再找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才凑齐。但是，儿子、儿媳妇以后打算在太原发展，儿媳妇还要求在太原买房，首付至少要30万元。老王满脸愁容地说道：“家里哪儿有那么多钱？借都借不到了。打算再拖拖，最后不行只能去贷款。”同村的老张，今年都63岁了，还在四处找活儿干，因为年纪大又没有技术，只能做建筑小工。老张家里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快35岁了，小儿子28岁，都还没结婚。问他着不着急儿子结婚，老张说：“怎么不着急呢？都发愁啊，自己没本事，给不了他们很多帮助，只能靠他们自己找、自己努力。现在发愁也没用了，他们找不到就打光棍儿。现在好多人都找不到对象，都难。”同组的老吴刚刚还完了儿子结婚时借的外债，72岁的他终于卸下了重担，露出久违的笑容。在当地，为了给儿子娶媳妇背上“饥荒”（负债）是很常见的情况。镇上有一家金融互助合作社，其老板自称做的是合法的“高利贷”，利息是一分二，也就是说贷款1万元，每个月的利息是120元。很多村民都在这里贷过款，“这几年好多来贷款的都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乡里乡亲的，大家都知道情况，现在娶个媳妇不容易，要得多，负担不起”。由于合作社只能提供小额贷款，上限是8万元，显然不足以支付结婚的花费，很多村民都是找自己的亲戚朋友帮忙贷款出来用，有村民提到“每家都要办事儿的，大家都是相互帮忙才能把钱凑齐”。
现在，一对新人结婚，不仅是花光家底，掏空一个家庭，还得去贷款，完全是透支一个家庭的财力。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家庭，为了儿子娶媳妇，极度压缩生活成本，父辈到了50岁左右还要背上10万～30万元的外债，甚至更多，而其收入有限，几乎要到70岁才能还清债务，此时才开始积攒养老钱，晚年的生活水平自然不会太高。可以看出，围绕儿子结婚的家庭再生产目标，农民家庭重新组织一套相适配的生产生活秩序，并被卷入彩礼的高价竞争之中，日渐透支化、金融化。
近年来，农村地区高额彩礼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议题。这一现象不仅涉及传统婚俗文化的变迁，也折射出农村人口结构、经济转型与性别差异等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从本质上看，彩礼问题的升温是多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少研究者从“婚姻挤压”的视角出发分析其背后成因，认为农村婚姻的成立需要许多构成要件，包括婚姻市场、结婚对象、男女方家庭、婚姻偏好等，某些婚姻要件出了问题，就会造成对婚姻的挤压，导致彩礼抬高，且挤压的强度越大，彩礼就越高，具体如“性别挤压”“梯度挤压”“竞争挤压”等。然而，不同地域的高额彩礼却有着十分不同的实践样态和生成逻辑。那么，在晋中农村，具体情况如何？
彩礼背后的婚姻成本攀升
“16.8万元”“18.8万元”是我们常听到的彩礼钱数，一般都包含“6”“8”等吉利数字，象征着对新人的美好祝愿。如果仅仅是这个数量，一般农村家庭还能凑一凑勉强结上婚。但实际上，结婚的花销远不止如此。也就是说，彩礼只是婚姻成本的一部分，包括彩礼在内的婚姻成本远比想象的多，而且只有下限，没有上限。
据村民介绍，结婚除了彩礼，还有一个大头就是房子和车。当地一般要求在市里或者省会城市太原买一套房，首付款在30万元左右，好一点的地段要40万～50万元，然后最低还要配一辆10万元的小轿车。
另外，还有一部分成本体现在婚姻仪式中：结婚前的婚纱照、买衣服、“三金”，结婚时的酒席钱、改口费、敬茶钱、下车费等各种红包，结婚后的耍钱（度蜜月）；中间包括4～5次的四色礼（即四种礼物，例如十年的汾酒、“芙蓉王”的烟等）；上门、见面礼、定亲、结婚、回门里面至少4次，媒人还得准备一份，一份的价格至少1000元。这样全部算下来，又是10万元都不止。全部加起来的婚姻成本可谓打造“百万新娘”。
打工经济与婚姻仪式货币化
传统的结婚流程包括上门、见面礼、定亲、结婚、回门几个步骤，也有的只有串门、定亲、结婚、回门四个步骤。而定亲和结婚时要分别给钱，比如定亲给10001元，结婚的时候再给彩礼，单纯的彩礼钱被称为“小包”。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村庄里大部分劳动力外出务工，烦琐的结婚流程变得既麻烦又耗时，婚姻的时间成本上升，因为结婚需要回村，同时父辈和亲戚朋友也都要跟着参与仪式，这样就会耽误时间，而时间就是金钱，影响务工收入。因此，结婚程序被简化，有些流程省略了，有些流程合并了。
流程简化之后，定亲和彩礼这两份钱大多合在一起给，也就是现在说的“大包”，通常“大包”为：定亲钱+彩礼+耍钱，是否包括“三金”由双方家庭视具体情况协商而定，加起来后这笔钱就显得非常多了。
同时，结婚仪式的简化带来了更高程度的货币化，一些可以省略的流程就都省略了，全部折算成钱一起给，用单一的货币替代原本烦琐的程序和“无意义”的礼物。
从彩礼的归属看彩礼的性质
较有解释力的婚姻偿付理论认为，传统父权社会中的彩礼是男方家庭对女方家庭失去一个劳动力的补偿，同时也是女方家庭为养育女儿付出的辛苦钱。随着时代的发展，彩礼的含义已然发生变化，理解现在的彩礼性质可以从彩礼的归属出发。
在“小包”的阶段，定亲和彩礼是分开的两笔钱。定亲的钱是直接交给女儿的，可带回男方家；而“小包”也就是彩礼，那个时候不叫彩礼，而是“离母钱”，是补偿女方父母的一笔钱。在两笔钱合成一笔钱的“大包”阶段，钱的性质就变得模糊了，彩礼都会给女方父母，但是其中多少是给女儿带回小家庭的、多少是女方父母留下来的就不确定了，全凭女方父母的想法和心意。
比如16.8万元的彩礼，就是给女方父母的，给了就由其支配，不管怎么用，都依照女方父母的想法。有些家庭是父母留一部分，一部分给女儿做陪嫁，比如父母留10万元，将6.8万元作陪嫁给女儿。也有些家庭体贴女儿，多陪嫁一点，不想女儿在婆家受气。少部分女方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可能就全部返还，甚至还补贴一些凑个整数给女儿带回婆家，也是为了女儿今后的生活更好些。尤其是那些独生女家庭，反正就一个女儿，最后财产都是女儿的，在嫁妆上就显得更加大方。
从彩礼的最终归属来看，新时代的彩礼性质已悄然发生改变，逐渐从补偿女方父母的代际偿付模式转变为扶持子女小家庭的代偿支持模式和代际资源传递的模式。村里人常说结了婚之后是“儿子发了，老子塌了”。女方父母则将全部或部分彩礼返还，作为新婚夫妇的家庭启动资金，同时在少子化和独子化的背景下也带有“让女儿婚后生活过得好，自己有钱，在婆家有底气、不受气”的想法。
上文展现了晋中农村的彩礼现象及其变化过程，可以发现当地的婚恋模式正处于转型期，有了一些新变化，比如仪式的货币化、彩礼归属的下行趋势等，但同时也保留着一些传统，这是为何呢？接下来，笔者将进一步分析其背后的社会逻辑。
区域性劳动力市场、本地通婚圈与彩礼竞争
调研发现，当地很多青年都是自由恋爱之后结婚的，但依然要遵循老家农村的婚姻仪式和彩礼标准。在常规认知中，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彩礼这种传统礼俗应该逐渐被向往自由、追求爱情、崇尚自由恋爱的年轻人抛弃。然而，现实恰恰相反，高额彩礼问题愈演愈烈。在当地，“自由恋爱的跟相亲介绍的没啥区别，彩礼都一样，一分不少”。
当地经济不发达，曾为国家级贫困县，没有大工业、大工厂，县域范围内的就业岗位十分有限，于是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年轻男女大多离乡务工。这些年轻人普遍年纪不大，缺乏技术和手艺，又比较恋家，不适应外面的生活习惯，客观上距离东南沿海等工厂集聚地较远，因此他们大多会选择在省内的服务行业就业，即区域性的劳动力市场。服务行业的工作时间比较固定，同年龄的人聚集在一起，男女比例比较均衡，同学和老乡比较多，在这种情况下相互介绍，就容易形成同域性的自由恋爱，接受同质化的文化圈，即“同乡同俗”。部分年轻人即使是出了省在江浙等地务工，也大多在工厂流水线和服务业工作，跟着老乡一起，交友面不宽，最后要么跟老乡在一起，要么回老家相亲。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自由恋爱模式依然遵从本地的文化习俗，从而形成了同域性的婚恋市场，传统伦理观念保持得比较完整，大多遵从本地的流程和风俗，具有很强的社会规范，其中的彩礼风俗也就保留了下来。
由于人口性别比例失衡、生育偏好、择偶梯度、适龄女性外流等原因，本地通婚圈内的婚姻竞争更加激烈，而该村正好是周边的经济洼地，情况更加严峻，男方家庭不得不提高彩礼来增加竞争优势。据人口统计资料，该村某自然村一共162户，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男性有38人，有妻子的有31人；70年代出生的男性有35人，有妻子的有24人；而80年代出生的男性39人，有妻子的只有21人；90年代出生的男性有48人，有妻子的仅有13人。某村民小组长说：“村里面的光棍儿很多，结不起婚。越穷的地方，彩礼越高。”
与高额彩礼相对的是农民家庭对于儿子结婚的强任务和强责任感。儿子不结婚的家庭在村里会被人看不起、说闲话，会被认为是父母没有能力。在打工经济的冲击下，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代际责任并未减退，父代对子代依然具有相对稳定的代际责任，所以父辈拼尽全力也要让儿子结婚。同时，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子代在结婚时普遍二三十岁，虽然已经工作了几年，但是经济积累非常有限，高额的婚姻成本只能依靠父母的支持，由此父代在子代婚姻上具有较强的主导权。
婚姻不仅是年轻男女两个人的事情，还是两个家庭的事情。父代更倾向于维持“老礼”，延续传统的婚姻礼俗，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在人情社会的村庄中保持自己的“形象”和“面子”。而对女方父母来说，彩礼承担了更多比较和竞争的意味，就像有的女方父母说的，“现在都是这样，别人都要那么多，我们家不要显得我女儿不如别人家的，婆家也不会重视。钱本身不在乎多少，要的是个态度”。此外，受男方家庭结构的影响，尤其当男方是多子家庭时女方也可能在彩礼上多要一点，以提前争夺代际资源。
父母承担了子女的城市化成本
透过彩礼的变迁，可以窥见彩礼上涨的规律。2003年时，单纯的彩礼才不到1万元，对于房子和车没有要求；直到2008年，彩礼一共也只有2万～3万元，对房子也要求不高。但到了2012年，彩礼就上涨到6.6万元了，还要求在镇上或县里买房。后来，彩礼就一直上涨，到2023年已经是18.8万元，而且要加上太原（省会城市）房子的首付和一辆小轿车。根据这些数据初步估计，彩礼猛涨在2010年左右开始。为什么是这个时间呢？
当地一些彩礼情况的具体案例如下：
2003年：1981年男，彩礼0.88万元，没谈买房，装修了老房子，买了辆摩托车，另外还有“三金四银”、酒席、买衣服，一共花了4万元左右。
2005年：1985年男，彩礼0.88万元，对买房和买车没要求。
2008年：1986年男，彩礼一共也就2万～3万元，对买房和买车没要求。
2012年：1987年男，彩礼5万元（当时最高6.6万元），要求在镇上有房。
2012年：1990年女，彩礼5万元（当时最高6.6万元），回了5000元，陪嫁东西花了2万元左右。
2017年：1989年男，彩礼10.8万元，一共给了26万元，包括彩礼和房子首付，要求在县城买房。
2019年：1997年女，彩礼12.8万元，回了5万元，要求在市里买房。
2021年：1993年男，彩礼15万元，房子首付20万元。
2022年：1996年女，彩礼16.8万元，要求买房买车。
2023年：1995年男，彩礼18.8万元，要求买房买车，房子首付30万元。
为什么说2010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节点？这与当地的经济社会转型密切相关。一来，当地有一些矿产资源，该村的村民大多在矿上就业或依赖周边产业，比如洗煤、饭馆、超市等，或自己开矿成为小老板，这一时期当地经济比较繁荣，建房潮也大概在2000年兴起。直到2010年，当地政府完全禁止私人开矿，大量聚集的劳动力退场，没有人流量，周边产业也迅速衰败，失去经济来源的村民——也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父母开始外出打工，而同时，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子女这时候刚成年，受限于当地的产业发展和就业机会，也要外出务工，相当于两代人一起进入劳动力市场。二来，2010年正是我国城镇化加速推进的阶段，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尤其是城市房地产行业迅速发展，并在几年后达到高位，购房购车的花费攀升。三来，村庄边界的打开和打工经济的兴起带来婚姻仪式的货币化，本地通婚市场向外扩张，适龄女性外嫁，婚姻竞争加剧，该村男性不得不通过提高彩礼来提高竞争力，陷入要价-支付的阶层竞争中，争夺稀缺的女性资源。
20世纪90年代出生的子代跟六七十年代出生的父母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受过教育，出去闯荡过，见过更为繁华的世界，也意识到村庄的落后，对大城市更为向往……县域就业机会十分有限，大多超市、饭馆等服务业，工资普遍在2000～3000元，而到了省会城市，有大工厂、大企业，机会更多，只要肯干，工资能到5000元。所以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到省会城市，至少是地级市就业。同时，结婚时他们也会考虑以后孩子的教育问题，大城市的教育资源自然更多。在就业机会与教育资源的双重推动下，子代的城市化意愿更强，这是他们的理性选择，然而，对父母来说却并非如此。
由于年轻的子女通常没有太多的经济积累，要靠自己在城市扎根很难，就不得不将进城成本（主要是房子和车）以婚姻成本的形式转嫁给父母，通过代际资源传递形成家庭合力式的城市化。然而，由于父代和子代几乎是同时期进城务工的，父代的打工经济开始较晚，参与劳动力市场并不充分，劳动力释放有限，获利也不多，家庭积累速度比较慢，而婚姻成本又上涨过快，普通农村家庭难以支付，进而产生极度的自我剥削和超额透支。
强烈的代际责任迫使父代想尽办法支付子代的婚姻成本。一方面形成代际剥削，为实现子女进城的目标，农村父母自身减少生活支出，异常勤俭节约，维持低水平生存；另一方面造成代内剥削一定程度上保留彩礼的代际偿付功能，将女儿的彩礼部分用于儿子的婚姻支出或由女儿资助儿子的婚姻成本——当地人俗语叫“三碗扣一碗”。而当这两种方式都难以支付婚姻成本时，就必须借钱欠债，否则儿子只能“打光棍儿”。
（本文原载吕德文、胡晓映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的《现象生活：一场生活方式的巨变》一书）
来源：红色文化网
作者：蒲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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